漂洋過海的囚禁，及其書寫
孟悅
上世紀著名導演費里尼在大西洋彼岸有個鮮為人知的流浪者同胞，怪人賽門•羅迪奧 (Simon Rodio)。 他漂洋過海的一生給世人留下了那樣邊緣化而又扑溯迷离的故事和那樣奇异禮品，仿佛他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以自己的一生和創造向世人展現一個關于人類流浪和囚禁的寓言。 羅迪奧是個貌不惊人，智力平平，身高勉強只有一米五的意大利南部村民的儿子。 二十世紀初年，正值意大利民族國家主義抬頭之際，青年人紛紛遠走他鄉以逃避兵役。 羅迪奧漂洋過海來到美國，投奔已在費城當了礦工的長兄。 長兄不幸在一次事故中喪生井底，异鄉的礦井于是成了他的心頭一創。 他离開費城跑到紐約又來到奧克蘭，轉行干上了瓷磚砌工，從此開始了他那支离破碎、不為人道的新大陸漂流故事。 當時的他大約做夢都沒有想到，二十年后，他會在洛杉磯南郊一個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鐵道邊，畢盡余生三十多載，默默地著迷也似地建造著一件令后人惊愕詫异、難以置信的藝術杰作： 他用路邊揀來的破銅爛鐵、殘鍋碎碗、玻璃瓶飲料罐、工業廢料和舊瓷磚、混上水泥和廢鋼筋，憑雙手、內在的呼喚、童心和渴望，建构起三座色彩斑斕、材料丰富、造型奇特、相當十几層樓的高塔 －－人稱瓦特塔(Watts Towers)。 几十年后，羅迪奧已經离開小鎮，他的房屋也焚于一旦，而瓦特塔几歷拆毀之險，如今卻仍然既是謎又是奇跡般地站立在南加州耀眼的陽光下。
從1922年開始動手，直至1955年才停止建造的瓦特塔不是東方明珠電訊塔或艾非爾鐵塔那樣的工業奇觀或技術奇觀，而是一件巨大的廢物鑲嵌藝術品。 它給人帶來的不是那种涼冰冰的壓人一頭的技術物質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要臨近觀看、細部讀解才可領悟的視覺震撼。 如果“親切”也可以被想象為視覺奇觀的話，那么瓦特塔就是這樣一种關于“親切” 的奇觀。 羅迪奧既無圖紙，又無測量，只是每天把撿回的短短的廢鋼筋用水泥加固接長，一尺一結兩尺一扣，節節扣扣上伸展出既可固定又可裝飾的三角架或圓架，層層盤繞而上。 塔身以淡綠淡紅及淡褐色水泥為底，表面滿目琳琅地鑲嵌著殘缺不全的綠玻璃啤酒瓶、藍玻璃奶瓶、粉黃紅棕蘭等多种色調的瓷磚磁碗磁盤磁娃娃磁貓狗，雜以閃亮的碎鏡面和珍珠般的白色貝殼。 從這些鑲嵌在塔身的色彩繽紛的垃圾材料中，你可以辨認出那些未被書寫的歷史殘跡：有墨西哥人家常的紅盆黃罐，有專為美國市場生產的蘭白中國磁和日本磁，有法國意大利風的粉瓷綠瓦，有新英格蘭式的古板俗气的胖天使，還有海邊的魚骸，貨車倒掉的墨黑的工業廢料、進口的Canadian Dry，本土的Seven Up。 你可以說，這塔本身就是對全球貿易殘片和工業商品遺骸的再創造， 是關于歷史的歷史，淘汰品的藝術， 不過卻絲毫沒有大多后現代主義作品那种矯揉造作、毫無人气的觀念痕跡。 誰能相信呢，當歐美大陸仍然奉現代主義藝術對媒體本身的挖掘為先鋒、為反叛的時候，一位意大利農人的儿子正在用工業垃圾和日常廢料創造自己奇特的雕塑品，這比美國那位后現代藝術大師勞申伯用類似方法進行的創作早了不下几十個春秋。 怪不得費里尼和羅迪奧的另一個同胞，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淫威下渡過后半生的葛蘭西屢次在獄中寫道，“任何人都是知識分子”，乃至“沒有人不是知識分子”。 光是這意大利農人的儿子用歷史殘片和商品廢料再造人性夢幻的方法，它的先鋒性和智慧就足以令越來越多的后知后覺的來訪者們愕然惊嘆。
站在塔底向上望去，你可以感到那意大利磁工身為流浪者的夢想和渴望正穿越半個世紀的時光扑面而來。 羅迪奧是雙重流浪者。 他是意大利移民（或者用當今流行的話說，美國意大利人），同時又是無所歸屬的流民。 他是流民，又是精神流浪者，又是精神孤獨的囚禁者。 從歷史角度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意大利在法西斯統治下早已是一個不堪回首的“故鄉”，而美國對他這個外來勞工与其說是新的自由家園，不過是個打工避難的棲身之所。 從精神角度言之，一個只能講帶意大利口音的殘破英文的美國勞工，不要說文化和community﹐ 可以說連名字都不是自己的。 愿意与他講話、可以听他講話的后來多半是講西班牙語的墨西哥流民。 當“家”、“故鄉”和“社群”從視野中徹底消失的時候，大約是可怕的。 他早早在奧克蘭就成家生子，想當一個職業穩定自食其力的普通移民者的心愿不可不謂之誠。 但成家生子、克服cultural shock 、乃至變成美國公民……不等于有家可歸。 可能因為對有些人來說，“可歸”的“家園”意味著沒有异化、沒有孤獨的人性，這乃是現代世界一個無處尋覓、不可實現的愿望和夢想吧。 置身“自由世界”而無家可歸，毋宁于一种更為孤獨的精神囚禁。 羅迪亞陷入深深的懮郁、對生活興味索然乃至离家出走，自我放逐，飲酒買醉、不務正業，在南美加拿大邊境走私違法，亂串一气。 八年之后，羅迪奧的南美非法流浪生涯告一段落，但卻成了個不可救藥的酒鬼， 沒人知道酒后他禁固在胸中的心去了何方。 杯中物就是這樣想象地為置身自由世界的孤獨囚徒們提供著幻覺中的自由和快樂。 直到某一天，當他發現把碎磁片鑲在水泥“造個什么”(“do something”) 的樂趣遠遠大于杯中之物帶來的慰藉的時候，才逐漸走出了長期沉淪的醉鄉。
然而， 造個什么呢？ 羅迪奧本人支吾搪塞守口如瓶。我一廂情愿地以為，羅迪奧所要“造”的是同他在現代世界無從尋覓的家園、社群、歸宿有關的。他所造的是自己和像他一樣的靈魂流浪者們、或者不如說靈魂囚禁者們的夢和家園。 意大利南部人大概一眼就會認出，瓦特塔几乎就是意大利民間傳說中的“吉理奧塔”的翻版。 吉理奧是在美國的意大利人每年都要慶祝的民間宗教節日。 在這個節日上，五百個小伙子會抬著一艘巨大的船－－船上聳立著色彩斑斕結构精致高聳入云的吉理奧塔－和人眾一起翩翩起舞。 吉理奧聯系著一位圣者保力諾 (San Paulino) 的故事， 并非天主教的英雄，而是民間傳說中的“另類”圣者。 他出身于大航海時代, 知識廣博卻一生無子，退隱懺悔，皈依靜修。 一年，海上入侵者劫掠了如今的意大利南部，無數村民們被綁運至北非賣為奴隸。 保力諾亂后返鄉，滿目倉夷之中，听一位寡婦哭訴了她的獨生子和其他村民被掠的經過。 保力諾當下出航面見北非王，硬是以自己為人質，換寡婦的儿子回家。為奴期間，保力諾舍身救了北非王一命，為了報答，北非王賜保力諾以自由。 保力諾則不以為動，回之曰，除非他的所有被掠為奴的同鄉獲得自由，否則他本人的自由一文不值。感于他的義气，北非王應允了他的要求，于是保力諾和他所有淪為奴隸的同鄉一道，乘上一位土爾其商人的大船，經由地中海航行回家。 為了感謝和紀念圣保力諾，船上的桅杆在人們的想象中變成神圣瑰麗的寶塔，而塔端站立著圣保力諾的塑像。 塔和船就這樣成為無數奴隸歸家、得救、獲得自由、因而也是一位圣者博愛奉獻的象征。是的，瓦特塔确實是想象的吉理奧，它也是造在一條想象的船上的。 羅迪奧把院牆砌成了船舷，把塔身到院牆之間砌成船板船艙，帶有一個精致旗杆的船頭指向東方－－他所來的方向，而高高的塔身便是船的桅杆。船倉內外布滿各色生气盎然的圖案及造型，有的像神秘的羅盤，有的像科學課本上的几何表格，有的像婦女針織物上的花葉，有凹進突出的玉米蔬菜圖案，有蓄水池和可以環坐的亭閣。 誰能想象呢？ 一個二十世紀的流民勞工歷經三十載建造的地上的天國，竟遙遙地再現著一個若干世紀之前就已出現的、流落囚禁于他鄉的“奴隸勞工”們關于返回家園、重獲自由的神話。
這則朴素神話的內涵比克爾凱果爾關于家園的哲學思辨還多走了一步，把家園的喪失和自由的喪失緊緊連系在一起。 有了這份聯系，圣保力諾的神話就不僅表達了意大利流浪者的渴望，也可以滿足當年囚禁在天使島上中國人的、以及無數在自由富裕世界精神囚禁的流民的渴望。 据說羅迪奧在世時，常有一些墨西哥移民聚會瓦特船里，听他用自學的西班牙語講述著圣保力諾以一己之身換回無數人自由并帶領他們回家的故事。 這里，你可以看到一個跨國流浪者的另類夢想是如何傳播到另一批跨國流浪者中， 形成一個跨國界跨語言的另類的文化胚芽。 什么另類文化呢？為什么這樣一個圣者的故事、這樣一种獲救方式會使羅迪奧和他异鄉際遇的流浪者友人們夢魂縈繞？ 我想，這份另類夢想不僅是意大利流民和墨西哥流民們共同的慰藉，更包含著他們對諸如 “交換”、“勞動”、“家園”和“自由”等重大人文概念的重新定義。 是的，圣者保力諾的行為體現了一個与劫掠奴隸勞工的強權交換規律完全不同的交換規律。 如果說將人身販賣為奴是將人變成馬克思所說的可以買賣的“抽象勞動力”，那么保力諾的舍身之舉本身就在還給抽象的奴隸勞動力以人的价值，或者說，作為一种交換行為，（舍身為奴以換取他人自由）拒絕并否定著那种變人為勞動商品的交換規律。 圣保力諾為換取他人自由所作的“奴隸勞動”代表某种反商品的“交換”、反异化的“勞動”。 他神話般的成功毋宁也是令抽象勞動力复歸為“人”的成功，并在這個意義上是神圣的。 同樣，這個故事的“家”和“自由”也是經過流浪者們重新定義的。 這個“家”已經遠遠不僅是鄉愁中的、地理和文化上的“家”，而是奴隸獲得解放的“自由”。 而這“自由”卻并不是美洲大陸“自由世界”所標榜的“權利體制”， 而是和一位圣者/奴隸故事所體現的人文精神緊密相連的。 這自由包含一种深刻的人我關系或主體間關系，一方面是被“解放”的主體－－奴隸們解放為自由之人，而另一方面是“解放”別人的主體－ 這個主體与其說是自由的使者不如說是自身自由的奉獻者。 在某种意義上，“我”的解放和“人”的奉獻在這個故事里是重疊的，圣者的奉獻和奴隸的解放兩者實為一體，一人的奉獻是他人自由的底。 正因這個人性的底，這個人可以為別人帶來“家園”。 這里體現的人文精神是薩特那句名言的辯證再現：薩特在他的時代講“他人即地獄”，正是因為在這里，對于圣保力諾和他的奴隸同鄉們而言，他們“彼此是家園”。
看著這條船我不禁想到挪亞的方舟： 在那個更為知名的故事里，重要的是上帝賜予的人類延續的机會，而在這個不甚知名的故事里，神圣的是人類對自由－人性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以及這自由賴以實現的人我關系或主體間關系。 使瓦特塔如此動人的大約也就是它所表達的對這樣一种神圣的人我關系的企盼、對它內涵的那份自由的認可吧 －－要記得，這條建在地上船是不可航行的，或者說只能在想象和冥思中航行。 而正由于它的不可航行，這條吉理奧船才如此有力地表達了一個流民、也是一個精神流浪者和精神囚禁者對家園和自由的刻骨銘心的渴望 －－那是對圣保力諾代表的那份人性价值、自由內涵和人文精神的渴望。 誰說意大利勞工就沒有關于“囚禁”的體驗呢。 關于奴隸和自由的故事不知有多少，這個古老的故事卻因其与自由世界的無干而至今不被讀解： 在現代社會的功利性、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勞動力商品机制的結合得如此完美不容質疑的美國，有人默默緬怀這樣一個圣者－奴隸紐帶所締結的“自由”和它體現的反异化的“交換”，雖說算不上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多少也會被目為呆傻怪异吧。 然而，看到這份渴望家園、渴望自由之塔和它代表的那种對許多人來講已經不可理解的人文精神，在經歷了二戰，經濟蕭條、冷戰后冷戰、911后的全球戰爭升級后，仍然站立在被鋼筋水泥的高速路層層纏住的畸形城市洛杉磯，与虛張聲勢的好萊塢和市中心干巴巴的金融大廈遙相對峙，不由令人油然生出一种安慰与慶幸。
近代歐洲人的海外謀生，特別是舊世界向新世界的大規模移民，在歷史上和文學里多半被書寫成帶英雄浪漫強權色彩的故事：探寶探險、地理大發現、殖民拓荒、戰爭販奴、貿易及其壟斷，以及等等。 唯一羅迪奧故事和他“藝術”可以如此深刻朴素地揭示掩蓋在殖民拓荒偉大故事下的另一些故事，那就是類似“經濟難民”般的流浪和心靈的囚禁。相比之下，對中國近代人向另半球的海外謀生的書寫卻走了相反的方向。 盡管從中國沿海漂洋過海的人們中有不少商人學者淘金客，本也可以書寫探寶探險的英雄浪漫，但結局卻和“經濟難民”式的流浪与囚禁密切相連。与意大利人同為美洲新大陸的謀生者，不止一代的成千上万的中國人留給美洲太平洋海岸的是同瓦特塔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藝術”－ 那就是加州北部的燦爛陽光下、碧藍的海灣中、用來囚禁無數中國申請入境者的場所 －舊金山外天使島上的監舍。 這一監舍黑暗的牆壁上刻滿了當年在漂洋過海后被囚与此、長達几個月地等待著帶有侮辱性的入境審批的華人們寫作的詩歌。 這個刻滿詩歌的島上的監舍和那綴滿廢物的、地上的吉理奧， 一北一南地在美洲大陸上銘刻了不同“流民”的文化歷史。如果說在南加州，羅迪奧的夢想之船實際上不能行駛，那么這里在北加州，中國人在實際的長途跋涉之后則不能到達，不能靠岸。 一南一北，是一個故事的兩面。
百年來， “走向世界”在國人眼中筆下成了勇气和反叛的表現﹐反叛的當然是中國自己的“閉關鎖國”。 然而，對于那些并不缺乏漂洋過海的勇气、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走向大洋彼岸的人們而言，“閉”著“關”著不可一世的倒不是清帝國的國境，而是新大陸的移民海關。說起來，華人走向大洋太平洋彼岸的時代開始得并不晚－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當日本還處在“鎖國”時代時，就已經有不止一代人中國人卷入了北美大陸的淘金潮。 十九世紀中頁，又有更多的中國人出于自己的意愿漂洋過海。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新大陸的華人勞工已經達到三十余万之多。 他們在自己國家有鐵路之前先參与筑成了美洲大陸太平洋沿岸的第一條鐵路 ，在加州布滿荒漠的時代開墾种植，他們不僅從事普通的體力勞動，而且還為不毛之地的美洲西部帶來了小手工業和商業的繁榮，開設了各种各樣的商店市場，成了不少加州小城的創始者。 在這個意義上，華人海外謀生者的勇敢和創造力足以堪稱是可歌可泣的拓荒英雄。但盡管如此，舉世聞名的西部拓荒故事卻不是以他們的形象講述的。相反，在1872年以來的美洲經濟危机中，華工不僅成了排擠對象，而且成了當時遍布美國媒體中的丑惡形象 － 其“丑”不僅比過了美國黑人，而且也賽過至少是不亞于后來更有威脅性的蘇聯人和阿拉伯人。 1882年美國通過的禁止華工的法令，從此開始了驅赶華工的政策后， 當時蓄長辨的華人形象簡直成了美國報紙上最為陰險丑陋卑猥的形象。 僅僅我所見到的有限的几幅漫畫就足以令人發指：華人要么被喻為老鼠，要么被畫成人類向豬類的變种，要么被畫成張牙舞爪的毒龍，要么是卑猥委瑣的小人，身旁襯托著歐洲白种失業工人的高大英武。后一幅畫的构思和筆法看去非常熟悉，其中的白人失業者英雄和文化大革命的宣傳畫中的英雄屬于一路。我真不知道，這類英武的、因了中國移民而失業的白人与喪生井下的羅迪奧的哥哥和羅迪奧本人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 到1904年梁啟超寫《新大陸游記》時， 二十几万華人已經被遣送出境，尚存美國的只剩下二万。
華人被成批赶出“新世界”和“世界”的歷史在大洋彼岸的故鄉曾經有人書寫。除了梁啟超外， 晚清著名詩人黃遵憲為此特作《逐客令》（1882）長詩一首，慨嘆中國人海外謀生卻成流浪囚徒的命運。 在他的描述里，華人出海謀生已經是大清地不養人、烽煙四起、民生無處可寄的結果： “嗚呼民何辜，值此國運剝，”“豈謂人非人，竟作异類虐”。禁止華工在黃遵憲看來是美國政府違悖自己立國理想、助長世界种族主義興起的結果：“慨想華盛頓，頗具霸王略，檄告美利堅，廣土在西漠。 九夷及八蠻，一任通。 黃白紅黑种，一律等土著。 逮今不百年，食言曾不怍。 吁嗟五大洲，种族紛各各”。在這個种族主義的世界上，那些無辜之民离鄉背井來到海外卻遭囚禁、禁止、拒絕，實際上更深刻地表現出他們的流浪。 黃遵憲的詩句深刻地表現了這种處境 －－“茫茫六合內，何處足可托”﹐“他邦互效尤，無地容漂泊”﹐“天地忽踞跽，人鬼共咀嚼”！ 這裡“他邦”指的大約是舊大陸的英國﹐特別是澳大利亞。 直到后來在舊金山廣州上海夏威夷等地發起反對美國排斥禁止華工的抵制美貨運動 （1905）中，華人的流浪處境才得到更多的描述。在 一首描寫夏威夷華人街被焚的新樂府《檀香山》中，華人這种“側身天地無所寄，澳南美北苛待同”的命運自然而然地和流浪無國的猶太人歷史之間有了類比：“君不見，猶太人，淚漫漫，所托足，皆艱難，我思猶太摧心肝”！ 華人和猶太人，一個亞洲一個歐洲，都是浪漫化的歐洲人殖民拓荒探險創業故事的反面，是“無地容漂泊”的流浪故事。
天使島上的監舍，既是這一驅赶和囚禁華人的結果，又是其政治和文化机构。從1910到1940年間，這里前后監收了約十八万華人和大約六万日本人。 這個囚禁場所象征了北美帝國政治對華人們漂洋過海的行程在意義和价值上的顛覆和篡改：原本可能的流浪－創業故事在這里被改寫成流浪－囚禁的歷史 。 華人們漂洋過海后同這一囚禁牢籠的遭遇關閉了所有關于十九世紀華人可能出現過的冒險神話、拓荒故事、搜財找寶的戲劇性和趣味性的書寫可能性。“莫道此間皆西式，切成玉砌變如籠”， 一首刻在天使島“監舍”牆上的詩歌對外面漆成白色的監房的嘲諷，微妙地道出了華人同現代世界格局相遭遇的特殊性： 那為華人預備的“西式”的“玉砌”乃是囚籠。這囚籠所剝奪的不僅是華人們身體的自由，而且還剝奪了華人們想象創造的自由，以及華人“世界化”的書寫空間。 被囚禁在斗室中的華人和其他亞洲人一連數月日日處在等待之中，活動空間是僅僅靠在一起的上下鋪。四海漠漠，前路無定，歸途無期，虎落平陽不算，還要遭受种族主義的侮辱。一腔浪漫和英雄志气耗作万般無奈和焦慮，可能的“英雄敘述”化作了被囚者們以鉛筆、以毛筆、以篆刻方式寫下的千百首懮郁愁慘、聊以舒怀的詩歌。但是 就連這些詩歌也是被囚禁的文字，只能作為外語寫滿天使島監舍的牆壁，与這牢籠同生共滅而已。他們“走向世界”之后的象征的和真實的書寫首先成了囚禁的產物 －－這書寫只能是關于牢籠、關于不能“到達”、關于無路可走，關于“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中國人“走向”了“世界”，卻被“世界”拒之門外，到頭來仍得回來承受他人眼中的“閉關鎖國”之累。 這個監舍的存在象征著中國向新大陸的謀生者由精神上的拓荒英雄變成了政治上的經濟難民和心理上的囚徒的過程，而那刻在牆上的千百首詩歌象征著對華人流浪者們書寫空間的禁錮。
天使島上布滿愁云慘霧的監舍和刻滿牆壁的詩歌就這樣以囚牢的形式體現了中國人近代的心理和精神的流浪。 如果說流浪在很多情況下意味著沒有家園，那么這里的流浪則不僅如此，它還意味著沒有路，沒有自由，沒有逃避， 沒有釋放和表述，當然，也沒有獲救的希望和夢。 這种流浪﹐如同瓦特塔的那條美麗的吉理奧船體現的潛在的悲劇感一樣﹐ 從一個角度揭示了流浪者們那種共同的關於沒有起點和終點﹐沒有出發到達和返回﹐沒有立足的空間和自由航道的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