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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代诗人
刘涛

这段时间,听杨萍说蓝马、狼格、扬黎、小竹等那帮诗友搞了一个文化公司,就是最近,他们将有一个大型的广告活动,在长江上租条轮船,然后把全国各地的诗人艺术家都邀上船去,他们给这条船取名为“梦之船”,船长是老诗人孙敬轩。他们把船长服都帮他订做好了。赞助这条“梦之船”的厂家均为没有名气的酒厂,“梦之船”一经在长江上环游,这些厂家就都将出名。那段时间我就开始为“梦之船”祈祷,特别是下午三点,我会为他们念慈悲串经。

为“梦之船”祈祷后,过去的生活就总是晃动在我的心门前,挥之不去。

信教初期我一度因对过往的一些否定而将诗歌也否定了。当汪小舒得知我是80年代第三代着名女诗人时,十分仰慕地来向我请教写诗的秘诀,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我说:“诗歌是世俗的东西,你现在信教了,没必要再写诗了。”

是啊,比之于我们现在寻找到的天主,诗歌又算得了什么呢?的确如古人所云:雕虫小技而已。但却不可否认这“雕虫小技”的诗歌曾经在我生命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曾几何时它几乎成了我的宗教。

诗这个中国字即“寺中之言”,意为一个人在清净安静处的言说。清净安静处的言说自然是内心深处的言说。我不知道英语的诗(poem)原意为何。青年的内心需要言说,必须言说,而且一直在言说,并且他们还希望将此言说写在纸上,相互分享,交流。那的确是一种基本的天赋人权。我特别喜欢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所说的一句话“青春正体现了天主原创时的喜乐。”

是的80年代那个火热的诗歌的时代的确充满了喜乐。正如一棵树在花开时是灿烂的,花谢时是破败的一样,我因看到了破败而连灿烂也给否定了,这是一种意义上的偏激,也难怪和汪小舒相同,那时我也处于信教初期的那种狂热阶段。

相遇蓝马是因为诗。

第一次在一位诗友家见到他,我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感到他有些高,相貌是那种公认的帅。

也许是我那时太自我关注,而没有仔细的留意他吧。再说,他在整个客厅中显得很低调。

记得当时我是和小蘩一起去的,七八个男诗人,只有我们两个女诗人,我们自然成了整个客厅的中心。据他们说小蘩的性格比较内敛一些,而我却略显张扬。整个聚会就听我在那大砍现代派的诗歌理论。最后是诗人三剑客之一的周伦佑以他朗诵的《阿尔的太阳》压轴。

周伦佑的声音具有穿透力,他在这群诗友中年龄较大,个头不算高,偏瘦,戴眼镜。他、阿拉威以及黎正光同被黎正光命名为三剑客,而低调的蓝马自然不在剑客之列。

自从和蓝马在诗友的客厅相遇,到我们的最后诀别,前后十年间,我看到过无数个蓝马,每一个蓝马的外貌都有其微妙的不同。那一次,我对他产生好感,不是因为他本身,而是因为他的诗《沉沦》。

他那时正在C市某学院进修管理会计,学院离我所在的的学校很近,二人时常相互走访,探讨一些哲学和文学的问题。这时他的外貌已有微妙的变化,比在当年诗友的客厅时稍壮,蓄了络腮胡。刚从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学校教书的我,相遇了三剑客和蓝马这些诗友,感到生活很有希望。

此段时间我的生活的中心只有诗和与诗相关的内容,诸如美学、哲学,宗教。我感到我的生命中有种内在的推动力,使我总想追问一些什么。大到宇宙,小到自身。我很喜欢和蓝交谈,觉得在他壮实的身体内部,潜藏一些我身上没有的元素和智慧。和他在一起彷彿就是和他所生活的另一个城市Y城的阳光、蓝而透明的天空、风以及远山的轮廓、淳朴的山民和彝人在一起。

“攀枝花,也叫木棉,开花很红,而且花心是甜的,它的枝干笔直……”他每次讲到攀枝花就把他的手臂伸开。我彷彿能从他略憨的表情,伸开的双臂感受到攀枝花的气息,彷彿我那时所追问的一切的答案都在攀枝花中心那甜的部分。

这天,蓝马的进修已结束了,他到我的学校宿舍来辞别。二人自然又是宇宙时空,Y城的天空,风雨,田园,谈个没完。蓝在交谈时声音低沉,用词简单,有时声音轻到完全像是在耳语。我有种异样的感觉,觉得此时此刻,随他娓娓的轻声述,在他和我之间,好像有某种看不见的“场”正在形成,在此场的作用下,我似乎感到,眼前的一切正在以某种速度消失,我们的形体,他的声音乃至整个物质世界。

而蓝马所谈到的那些Y城的风、阳光、星空等却似乎就在我的面前,只是有些恍惚而已。而我给他谈得很多的是埃里蒂斯的“异域”,高更的画,以及“众神之车”“UFO”之类的话题。后来蓝马回了Y城。

他走后,我继续与“三剑客”等诗友联系,周伦佑也是Y城的,所以接触比较多的是阿拉威和黎正光。正光的诗写得很刻苦,并且也是个热心肠,喜欢组织诗友们聚会,或到某风景名胜去游玩或聚在一起做“意象游戏”。

所谓“意象游戏”,是从北京那帮朦胧诗人处学来的。

大家认为文革中断了一切,历史、文化、语言、艺术,甚至每一个个体的正常发育,所以一切都得从头来。

什么是诗?朦胧诗人们试图解这个问题,但没能彻底解,他们试图摆脱“政治”加给诗的一切,但他们写的朦胧诗却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抒情诗”,运用象征和意象“反政治”的“政治抒情诗”;随后就出现了犹如“现代大赋”一般的“寻根”诗,杨炼等的《陶罐》是其代表作。既然一切都被中断了,所以要“寻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何处去?”通过“意象游戏”和诗歌语言的实验大家试图找到答案。这段时间我和蓝马主要以书信联系,他好像是找到了一个说话的对象,一个灵魂的听者,他说出那些内在的声音,宇宙的,自然的,造化的等等。

我很喜欢听那些声音,对我而言,他的心彷彿就是一扇通往异域的窗口,我伏在窗边就能看见一个十分深广的世界,这个异于寻常的世界使我兴奋不已。

这天阿拉威来到我学校的宿舍里,我正伏案给蓝马写信,阿拉威看见我的一封信足足有十多页,于是说:“南方女人的情绪总也抒发不完啊!”

阿拉威带新写的长诗《情侣》给我看。我知道这情侣的原型是谁。阿拉威已有一个女朋友名阿惠,二人是在一次诗歌笔会上相遇相识后相爱。此时我尚未见过这位阿惠女孩,但听正光讲起过,说是阿惠长得很清秀,具有某种古典美,因童年得病误服抗生素而不幸得了小儿麻痹症,走路略微有一点瘸。

我知道阿拉威的《情侣》中有阿惠的影子,但更多是阿娟带给他的灵感。阿拉威走后我认真读了一下《情侣》,读后使我联想到但丁《神曲》中的引导但丁到天堂去的那个贝德丽采,也想起歌德说过的那句着名的话:“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在我看来,如果说贝德丽采引导但丁飞翔,上升,而在阿拉威的《情侣》中的女性只给我一种飞翔的姿态,仅此而已。是的,80年代的所有诗人都仅仅有一种飞翔的姿态,但却没有真正飞翔过,那是一种时代和自身生命本身的局限,这是我后来意识到的。

我第一次见阿娟是在一次名“紫薇阁”的诗歌朗诵会上诵会是C 市一公园的紫薇阁召开,遂以此为名。

此时我没太留意阿娟的朗诵,而是注意朗诵者本人。阿娟有很好的身材,高佻偏瘦,紫红色的衬衣外扎,下面是牛仔裤加齐膝高筒皮靴。一头长发披肩,烫了大波浪。

自从紫薇阁与阿娟见第一面后,又因阿拉威的原因,我和阿娟以及文雪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诗友兼闺友。

文雪是C大哲学系的一名大三的学生,也是当时很活跃的女诗人。她们系上出了本油印的诗歌小集,名《啁秋》,小鸟啁秋之意,我因与文雪交换诗集而在C大的大门前相识。

那天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穿了相同花色的衬衣,只是底色不同。文雪是蓝底白碎花,我穿的是咖啡色白色小花。剪爽试发型,漂亮的五官后透出一股学院的气息。

因为文雪,我认识了C大的胡冬和赵野两位第三代诗人。又因为胡冬,我、文雪和阿娟认识了万夏。

这天我从学校下班刚过马路,迎面相遇了在胡冬学校宿舍认识的万夏。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他一脸一身的清纯,挺括的白衬衫一尘不染,颀长的身材和略显苍白的脸庞,使他看上去学生味艺术味十足,飘逸中夹一丝儿阴柔。万夏来到我面前点头摇头地打了招呼嘀咕了几句便又飘逸而去。

望万夏颀长的身影和一双长腿,我总是联想到一种梅花鹿。在胡冬处已见过他几次,我总想不起他的眼睛长什么样,因为他的眉毛太浓已经遮住了眼睛。关于他的眉毛还有一个趣闻。

说是他上中学时,一天上历史课,他却在前排的座位上做化学实验。只听轰的一声,他手中的乒乓球点燃了,火焰上腾,烧焦了他的双眉,整个教室弥漫一股焦糊味,历史老师走到他的面前说:“玩火者,必自焚!”整个教室爆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这天,我、文雪、阿娟、胡冬、赵野等一同来到万夏的家。只见万夏忙得不可开交,又是编诗稿又是设计封面,说是要出一本第三代诗人的地下刊物。现在文雪已同他在恋爱,所以她有些担忧,“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的,我们有公章。”

其实万夏明白公章到现在还没有弄到手。有公章的机构成立了——“S省青年诗人协会”,但公章在第二代诗人骆耕野会长的手中。

那日,在省人才交流中心成立诗协,省里所有第二代第三代的非官方诗人几乎都到齐了,大家围人才中心的绿色乒乓桌。突然停电,黑暗中青年诗协成立,但会长、秘书长通通都是第二代的。在当时的万夏心中就已在酝酿一次“政变”。

星期天到了,黎正光和阿拉威约我和小蘩去基督教教堂。这段时间正光热衷于写那种“现代大赋”似的长诗,什么“光荣的音程”之类很抽象的句子总出现在他的诗中。他还对我和小蘩说:“一个诗人的知识结构很重要哦,哲学、宗教都应该研究。”来到位于C市顺成大街的基督教教堂,我扫了一眼挂在门口的一个白底黑字的扁,上书“基督教爱国会”几个字,什么意思我也没去深究,便随阿拉威、正光他们进得门来。

门内是个庭院,坐了很多人,像是在开会,有个人在前面讲话,黎正光说是位牧师。他在上面讲“道成肉身”、“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下面的听众闹哄哄的,阿拉威也不甘寂寞地开玩笑。我和小蘩非常失望,这里完全不像我们心目中想像的教堂。

这天,我下班回家,正过街时,眼前出现两个自行车的前轮,接是俩后轮,我抬起头来看,上面是一胖一瘦的身体和一胖一瘦的头。万夏和杨黎坐在自行车上,双脚地,歪脖子对我有几分诡秘地无语而笑。

我正专心走路,突遇二熟人,吓了一跳,然后神经质地大笑问:“你们干什么啊,干嘛挡住我的去路?”俩人抬腿从自行车上下来,两手扶住车龙头,一边走一边说:“我们找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呵?”

“诗协的事。”

“不能全让他们第二代掌权,要全选成我们第三代的。”

“我们任会长副会长,你来任秘书长。”

“我们有了公章才能办事。”

不容我多想,事情就这么定了。我望自行车上一胖一瘦的背影,想起第一次见到黎杨时的情景。那天,我、阿娟、文雪还有阿拉威和黎正光从石光华家出来。

这时大约晚上9点多,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已较少,我们一行人走在快车道上。这条街是C市最宽的一条街,而且也很笔直,从南通向北,中间是一个大广场,广场正中塑一尊高约100米的毛主席塑像。

我们一行人,正向广场走去,突然与一群“骑士”狭路相逢,“骑士”们纷纷从自行车上下来,一平头、身材敦实的黑衣人竟与阿拉威拳脚相向。这黑衣人就是杨黎。后来我听说,那晚他是来找阿拉威斗的。

斗的结果两败具伤。阿娟既没有和阿拉威好,也离开了杨黎。据阿娟说阿拉威很贪,什么都想要;而她和杨黎的关系就如同自己和自己的手臂的关系,砍下要流血要痛,在一起没一点感觉。

万夏和杨黎搞的“政变”于某月某日成功了!公章终于拿到了手。交接公章那天的会议我作为秘书长也参加了。会议刚开始气氛有些紧张,原会长第二代的骆耕野把那个装公章的黑色公文包拽的死死的,去厕所时也不忘把包夹在胳肢窝里。但是,或许是天意吧,第三代夺权居然成功了。接下来由万夏组阁,成立了编委会,出版了第三代着名地下诗歌刊物《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我记得大概是在编者案里有这样的句子:

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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