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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感情被伤害了”
李 雾

中国人现在出国的多了,国外关于中国游客的报导,也就相应多起来。记得是去年吧,《纽约时报》一篇发自泰国的通讯是这样开头的:这艘游船看上去与西方游客包的船一样,但你马上就知道它是不同的,船还没有出发,供游客在途中享用的食品已被哄抢一空——原来包船的是中国人。这本是你我熟知的国人见了免费食物的必然德性,但某些好同志如果不幸读到,肯定要挥拳愤怒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纽约时报》造谣可耻!”“中国人民的感情被伤害了!”

确实,大陆中国人只要出国,感情几乎必然受伤害。被人讽刺行为不检点,那算小事;比较大的问题,还在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和理解。

网上曾经流行一篇文章,《我带领中国“公务团”遍寻红灯区》,说的不知是真事还是讽刺。作者自称是在欧洲专带中国团的导游。有一回,他带的公务团要找红灯区。略知英语的某团员问当地人,哪里有 red house(英语“红房子”)。当地人见是中国人,就把他们指引到马克思故居。马克思的诞生地德国特里尔市(Trier), 如今常有中国游客去参观。故居纪念馆现在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管理。馆内有个“马克思在中国”专柜,陈列了一些国人见了失语的往事旧照。有些好同志向馆方提出要求:中国现在变化很大,用一些新照片来代替那些旧照片吧。女馆长却告诉记者:中国的官方历史,我是不承认的,我不需要中国人来告诉我如何展示历史。

这类文化冲撞,对我国形象在发达国家的下滑,大概也有所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象在国际上总体上升。但今年的佩优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发现,我国在非洲威望很高,在欧美有待重新崛起。就举德国为例子吧:德国受访者中,对中国有好感的比率,竟从去年的56%跌到今年的34%。

其实,同一段历史,两种叙述甚至多种解释,本是国际间普遍现象。中国和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易手叙述不同;中国和印度对1962年的边界战争叙述不同;中国和越南对1979年的边界战争叙述不同;中国和韩国对历史交往和朝鲜战争的叙述不同;倒还是中国和日本,对唐代以来的两国关系大致叙述相同。前年,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了。据《南方周末》(2005年6月2日)报导,中方参与者就说:“〔与日本相比〕倒是我们和韩国学者争论比较多。主要是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出兵朝鲜半岛的性质问题。在韩国的教材里,甲午战争是中国军队出兵朝鲜,也被看做是‘侵略’。中方学者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与朝鲜是藩属关系,朝鲜向中国纳贡,不能等同于近代的侵略。”

我国学者非要跟韩国学者争论一百多年前的某事件是否“政治正确”,实在说来,有点者而不学,至少是不学国际学术常规。英语里有句话,Everyone is entitled to his own opinion 。笔者中学时背《英语900句》,背到这一条,心里一高兴,原来每个人都有形成自己意见的权力,并不是非要官云亦云的。韩国学者可以有他们的不同意见,没必要强求一致。不过,那句900句之一,有时后面会接一个转折,Everyone is entitled to his own opinion, but not his own facts——你可以有自己的任何意见,但不能有“自己的”任何事实,事实必须是公认的。每个人都要尊重公认的事实,但允许对事实有不同理解和阐述。我国学者和韩国学者首先应该争论史料的真假,清查双方记录里的文过饰非。

曾有史家套用“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语言分开的两个民族”这句俏皮话,称英国和法国是被同一历史分开的两个民族。两国历史紧密纠缠,打过两场“百年战争”(1337-1453 和 1688-1815),还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中分别加入敌对双方,年数短些的武装冲突则不计其数。两国对史实无异议,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历史记忆不同。比如,对第一场“百年战争”,英国人记得的是英军在阿艮格(Agincourt) 以劣势之旅大败法军。英王的战前动员,被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亨利五世》中写成传世名言。但法国人记得的是他们在圣女贞德(Joan of Arc) 领导下,终于把英国人赶出法国。又如,对第二场“百年战争”,英国人更爱讲拿破仑在他们手里遭遇滑铁卢(Waterloo)。法国人更爱讲的却是滑铁卢之役,法国将军康布罗纳(Pierre Cambornne)对英军要求投降的回答,是暴喝一声“屎”!雨果就曾在小说《悲惨世界》中写道:滑铁卢的胜利者不是拿破仑,也不是英军统帅威灵顿,滑铁卢的胜利者是康布罗纳。雨果写下了法国人的传世名言。

各人记自己愿意记的,一点也不妨碍英法两国做生意,通文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战后在国际事务上勾心斗角。

如果想不通这一条,非要否认事实或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在别人头上呢?有位北京“十佳”中学生,父母担心他接触阴暗面,连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都不让看。他被美国名牌大学录取后,选修了几门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温室花朵料不到的是,每一门课里的叙述,都和他在中国学过的很不同。他到处找同学解释,表情严肃,话语滔滔,终于讲到人见人怕,见他就躲。该生渐渐陷入自闭状态,被迫休学一年。

非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早晚搞到谁都不理你。

甚至强大如美国,照样逃不开这一教训。上月(6月)14日,美国三大外交老人,前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y),前总统老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 联袂出席一个电视讨论会。三人所属党派不同,很多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们的看法有一点完全相同:这是一个变化中的世界,衡量国力的旧尺度不再适用,很多新的力量在觉醒,他们抱有一些不易满足的愿望,美国必须尊重他们的愿望并倾听其他国家的呼声。老人的共同建议似乎有效,两星期后,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向有着五十七个国家成员的伊斯兰会议组织(OIC, Organiza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派遣一位特使,布什说特使的任务首先是倾听和学习。

有趣的是,三位外交老人并没有呼吁其他国家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这倒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或许来自他们的宗教传统——基督教强调主动救济病人和弱者,这在心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将教徒置于弱者对面的人间位置。再配以国力强大,这种心态未受过严重挫折,几代人下来,就成了美国民族特色。

很受美国人尊敬的前总统肯尼迪,当年带着战后新生代的希望走上历史舞台,他在就职演说中,定义了他的理想世界:A new world of law -- where the strong are just, and the weak secure, and the peace preserved 。在肯尼迪看来,对强者和弱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强者公正,弱者感到安全,这样和平才能长久。肯尼迪当然认为美国是强者,且不论美国政府是否做得到强者公正,他的话本身并不错。其实,论绝对国力,中国已经是强者,处事不妨有风度一些,何必总是摆出一副感情被伤害的样子?我们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但也理解韩国学者的立场,这样韩国人才会在心理上感到安全,两国和两国人民就可以建立更和谐的关系。

至于韩国教材说清廷甲午出兵是侵略,这种话,听听也无妨。以笔者在中小学受的教育,本人一直以为,世界各民族就数中国人最善良,最爱和平,只做受气包,不做侵略者。西部骑马来的吐蕃打过了,又被北方骑马来的蒙古人打,南面海上来的欧洲人打过了,又被东边海上来的日本人打。还是读了《南方周末》那篇报导,才知道阿Q原来讲得对:“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那位北京“十佳”少年,早知祖先在他人眼里也有这一阔,或许就不会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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