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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真实图景（下）
李劼

二、自由主义和国家利益及其儒教传统

虽然我对自由主义诸君的文章，是相当认同的。但我还是不得不对徐友渔君在《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一文中有关自由主义和国家利益的论说，提出质疑：

自由主义者还考虑到内政和外交的复杂关系，考虑到国家利益问题。我在“为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作为自由主义者，近年来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们思想的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单位，比如地缘政治的考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乎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当然他们还有常识，不至于在中国政府与美国就纺织品贸易和反倾销进行交涉时指责政府。”“我最想说的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立国理想和原则是一回事，它在国际竞争中和利益格局中推行实力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得不这么做），是另一回事。当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发生利益纠纷时，并不能保证民主国家天然持有正义，任何手法都属正当。把国内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外推到判断外交政策的是非是不对的，反过来说，把正常的国家利益冲突演绎为对人类政治文明公认价值和成果的否定也是不对的。”

我弄不懂为何一个自由主义者，必须要“考虑到国家利益问题”，从而能够“不至于在中国政府与美国就纺织品贸易和反倾销进行交涉时指责政府。”难道说，这是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吸取了当年列宁的教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列宁，非但不站在俄国一边，还希望自己的国家最后战败。但自由主义者是否由此，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选择国家利益的立场？我不记得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乃至哈耶克，为捍卫各自的国家利益说了哪些话，写了哪些书。但我可以肯定，中国历史上的自由思想者，我是说，并非以主义标榜的自由思想者，并非是西方自由思想谱系的自由思想者，无论是早先的老子、庄子，还是后来的曹雪芹，都没有表示过这样的立场。就算胡适，也是在国难当头时，站到自己的国家这一边。但胡适考虑的并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出自对民族安危的担忧。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自由思想家，陈寅恪，更不曾选择过国家利益的立场。更不用说，以生命表达了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的林昭诸君，从来不曾想到过国家利益跟自由思想有什么亲密关系。

我很难把着眼于国家利益，看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看作一个自由思想者的观点。因为自由本来的涵义，就是相对于政府权力，相对于国家利益。自由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出卖给国家利益。即便面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时，自由也着眼于民众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事实上，即便是美国校园里的极左派，也从来不把他们的思想自由权利，讨诸对国家利益的思考。倒是有些欧洲的知识分子，不知算是左派还是自由派，诸如哈贝玛斯和德里达，发表过有关国家利益的声明。但那是旨在反对美国的所谓霸权主义。我不知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将来会不会和新左派们联手，发表一个相同的声明。但即便如此，反对霸权主义，也并非是自由思想者因为国家利益而应尽的思想义务。

国家利益理当是政府考虑的事情。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就得替纳税人考虑其国家的利益。当然，假如自由主义者说，他们是政府供养的学者，他们间接地通过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所以他们必须考虑国家利益，那么，我当然无言以对。但是他们假如这么说，那么我所面对的就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官方的国家利益者。古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假如国家利益需要知识分子、甚至是号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考虑，那么国家还要那么多的官员们、公务员干什么？自由主义者理当是政府的监督者，而不是国家利益的考虑者。

面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和世界格局之中，一个自由主义应该如何选择立场，秦晖在《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一文中，作出了与国家利益说截然不同的回答。秦晖说：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

对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

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

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

秦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 “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秦晖君并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利益单位，更是只字不提国家利益。秦晖的着眼点在于，中国一般的人民，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低人权优势。作了如此自由主义表述的秦晖，我想，不应该是为徐友渔君所痛感的那类朋友，即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有所欠缺的朋友。

我还想提及的是，徐友渔君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谈及传统时的一些看法。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自由主义有传承关系。但是，如果说中国老的自由主义受杜威、拉斯基的影响，因而带上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那么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中不少人则大受爱德蒙??伯克和哈耶克的影响，他们非常重视和珍爱传统，不能接受传统的断裂。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思路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国家，难于想象文化基因的彻底改变，难于相信可以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白手起家或另起炉灶地追求现代化和宪政民主；既然自由主义不是出自本土，不以某种方式与传统接榫，难道可以在文化上脱胎换骨、全面移植？

那么如何脱胎换骨呢？徐友渔君例举道：

当今自由主义者中，最早、最深入和系统考虑自由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是刘军宁，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儒家和自由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传统，但同作为人类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无疑应有相通之处。”他提倡一种儒教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儒教自由主义表现为代议政治、宪政法治、政党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风。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加上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儒家工作伦理，同时政府受儒家富民养民思想的影响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调控管理。在道德文化上，儒家自由主义既引入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立自主精神的强调，又保留了儒教忠恕孝顺、尊老爱幼、重视教育和注重集体利益等价值倾向。”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8月号，第102、105页。）

对此，徐友渔君表示说：

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恢复国学的努力之所以正当和必要，是因为人们的国学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要反对的只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那不是把儒学当成“文化儒学”，而是当成“政治儒学”。

比起刘军宁的儒家自由主义，徐友渔的这种姿态无疑是清醒的。但他怎么会把刘军宁“儒家和自由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传统，但同作为人类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无疑应有相通之处”一说，看作是一种最深入的考虑呢？因为假如儒家可以作为人类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那么先秦诸子中的哪一家不是这样的智慧和结晶呢？假如所有诸子都是人类智慧和结晶，那么又为什么非要单独把儒家和自由主义相提并论，而不把先秦诸子中最具自由思想品质的老子庄子与自由主义直接联接呢？刘军宁的这种考虑，非但一点都不深入，而且肤浅到了可能连先秦诸子是怎么回事都没有搞清楚的地步。

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是与自由主义最不相容的专制思想体系。且不说老庄思想的自由程度，即便是墨家，名家，甚至杨朱功利学说，其思想的自由性，也远在儒家之上。也正是墨家和杨朱思想中的自由性，导致他们被孟子斥为禽兽而排斥。孟子谈论墨家和杨朱的蛮横口气，不下于孔子面对管仲的越礼行为。更不用说，儒家之于老庄自由思想的恐惧和排斥。在先秦的百家争鸣当中，儒家是最排他最不能容忍其他学说和其他思想的一家。虽然独尊儒术自西汉的董仲舒始，但儒家的唯我独尊，却早在孔孟时代，就已经张扬得淋漓尽致。

徐友渔君对儒家应该说是相当警惕的，他不愿看到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但他对儒家之外的其它传统，却没有作出什么表示。虽然他声称自己非常重视和珍爱传统，但并没有告诉大家除了儒术之外，还有什么传统。我相信徐友渔不会把传统和儒术划等号。只是从他只字不提其它传统上看，我怀疑他是否真的重视和珍爱传统。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传统，都值得自由主义者珍爱。比如，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专制帝王传统，自由主义者是不会珍爱的，而且那传统已经被甘阳等人给认领了。再如，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再到孙中山和毛泽东的造反有理传统，自由主义者也不会珍爱的，也应让给甘阳他们去继承。

传统并非唯儒术独拥，唯儒术独贵。即便在先秦诸子的传统当中，也不乏值得珍爱的传统。比如老庄的自由思想，比如墨家的兼爱、非攻及其墨家门徒的侠义精神，比如名家之于逻辑思辨的热衷，甚至杨朱者流的重利轻义，都是非常可贵的传统。

除了先秦诸子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文传统。比如，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齐传统，汉末党锢的陈蕃李膺传统，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的传统，从禅宗到《红楼梦》那一脉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传统。即便是《山海经》里的故事，也是种意味深长的传统。在这个地球上，并非只有自由主义者们追随的西方诸子才有自由思想和自由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吧，虽然在专制流氓脚下做了几千年的奴才，但他们英雄起来却不要说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即便是西方自由诸子，也是望尘莫及的。布鲁诺被送上火刑架时，只来得及说了句，地球照样在转动。嵇康在临刑之际，却是神色自若地弹奏了《广陵散》。更不用说，陈蕃李膺们在党锢事件中大义凛然地表现出来的无畏和从容，足以成为今日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鲜明对照，尤其是“士官生等级”的知识精英。

在同代学人当中，珍爱传统的不在少数。这些学人的珍爱传统，并不是像一些自由主义者那样随便说说的。他们有的不懈地从传统中追寻自由思想的踪迹，有的从传统里汲取了中国式的自由精神，从而身体力行。比如，李零那本《丧家狗：我读“论语”》，并非是一朝一夕功力。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一著，将侠客所置身的江湖，一直追溯到庄子，其中不乏对中国式的自由传统的敬意。张远山苦读十多年，写成《庄子奥义》一书，在指出庄子思想的自由实质的同时，指出了后代儒生对庄子的歪曲，以及为什么要那样歪曲。顺便说一句，只消读一读这些珍爱传统的同代学人著述，就可以发现，刘军宁 “儒家自由主义”一说，并不是最深入的考虑。

不知是出于规避异端邪说的本能，还是基于保持一份生存安宁的需要，体制内的自由主义者好像不太愿意关注体制外的自由思想者的努力。只要随便看一眼我在1993年的第3期《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悲悼“柳如是别传”》，或者随手翻翻我的论说《红楼梦》一书，就可以发现，儒家自由主义的说法，无论在文化承传上还是在思想逻辑上，都是多么的搞笑。我很奇怪体制内的中国自由主义诸君，为何在对早已作古的西方自由家奉若神明之际，对同时代同民族同语种的活生生的自由思想者却是如此的置若岡闻？相反，后者对前者，反倒是从来没有忽视过。

我在跟朋友交往时，经常互相推荐同代人的好书好文。记得在去国之前，我还特意写过“90年代的三篇好文章”一文，后来收在散文集《风烛沧海》里。我所提及的那三篇好文章，一篇是李零君的“汉奸发生学”，一篇是崔卫平女士的“文艺家和政客”，还有一篇便是徐友渔君的《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它》。对于同代人的努力，我是很当回事的。无论是什么意义上的努力，我都不会视而不见。

说来有趣，徐友渔君可能除了西方自由诸子，也就对汪晖特别的情有独钟，一直对汪晖紧追不舍。那样的缠绵，与其说是不容调和的对手，不如说是打情骂俏的冤家。徐友渔君在与汪晖论战的时候，其兴奋程度，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说得好听点，算是棋逢对手，或者叫做陌路知己。但那是一种概念的博弈，主义的游戏。彼此驾驶着概念，在非常规范的文章里不亦乐乎地玩碰碰车。因为拿主义和概念下棋，就像拿思想下酒一样，彼此一样的娴熟，并且还一样的安全。越概念，越规范，越安全。大家全都心知肚明，都是活得很小心的人呀。至于他们的争论，若说那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却都是西方学者的书本里早已讲过的；若说是他山之石，却还真的在攻中国的思想舞台之玉。更有趣的是，那样的游戏玩久了，也会玩出一种曲高和寡的“孤独”来，玩出一种拔剑四顾、茫然无物的感觉来，玩出一种思想舞台上一对孪生子的感慨来。

说实在的，比起自由主义者在这场游戏当中充满道德优越感，新左人物汪晖，倒并没有那么自信。汪晖似乎明白这场游戏的实质是怎么回事，从而把文章写得尽可能玄奥，把概念讲说得尽可能规范。在徐友渔的追逐之下，汪晖显得有些无奈。汪晖再怎么个德里达，再怎么个哈贝玛斯，骨子里却不过一介淮扬书生。韦小宝式的滑头是有的，韦小宝式的无赖，却是不敢的。尤其在张宏良教授那种血淋淋的左派面前，在甘阳那种粗声粗气的拍拍拍拍再拍拍的劲头前，汪晖只能做个抖抖索索的白面书生。张宏良教授任何一句流氓断语，甘阳任何一句牛皮哄哄，汪晖都说不出口。与其说是不屑于不规范的言辞，不如说是不敢如此放肆。汪晖写了十几年的左派文章，让张宏良教授一个演讲，让甘阳随便扔出的一篇文章，就在倒行逆施的程度和轰动效应上给远远超过了。汪晖的奴性不过求个安生立命而已，还没有掺入张、甘二位那种既要做婊子又想当大爷的流氓气。

相比于新左人物的种种奴相，谢韬先生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的直言不讳，尤其显得刚直不阿。自由主义者追着新左人物写了如许文章，其中的主要意思都让谢韬老人的这篇文章讲说得淋漓尽致。谢韬先生以最老派的语言，说出了最真实的思想，从而成为十多年来中国思想界最为轰动的大事。倘若要追寻一下谢老先生的精神渊源，那么与其说是共产党人的救国救民，不如说是儒家信条中难能可贵的文死谏传统。该传统自孟子以谏士形象规劝君王以来，经千年而不变。这传统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眼里，是可笑的。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眼里，可能是不在西方自由主义话语范畴之内的。但任何一个真正的自由思想者，任何一个不是以主义作自我标榜的思想者，都能从谢韬的这篇文章里，读出一种伟大的天真。相反，从某些自由主义者的文章里读出的，却是惊人的世故。

（一）（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