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ft
sky
skyhome
p13
www25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线
《今天》杂志今天要闻今天推荐李雾点评专辑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访谈评论


想象力挑战生活智慧
陈冲

这又是个简化过的标题。全写出来,应该是“作家的想象力挑战批评家的生活智慧”。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已经揭晓。《北京文学》在它的选刊“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上,集中重发了所有获奖的中、短篇小说,还请人分别对中篇和短篇做了综合性的点评。这是件好事儿。只是其中的中篇点评,偏偏请出了通常被认为爱挑毛病的李建军先生,来干这评功摆好的活儿,就有了点鬼使神差的味道。于是,在李先生讲到获奖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时,我们就读到了下面一段文字:

“读迟子建描写冷藏在冰箱(应为冰柜)的蒋百的文字,我仿佛在读托斯陀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娜斯塔西娅之死的描写,仿佛在读萧红的《生死场》对行将死亡的‘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描写,仿佛在读陈忠实《白鹿原》对田小娥之死的描写。真是力透纸背,势夺五岳!”

究竟是怎样的描写呢?是这样的:

“我觉得秘密一定藏在冰柜里。我……掀起冰柜盖。一团白色的寒气迷雾般飞旋而出,待寒气散尽,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狱情景:一个面容被严重损毁的男人蜷腿坐在里面,他双臂交织,微垂着头,膝盖上放着一顶黄色矿帽,似在沉思。……”

矿工蒋百的“失踪”之谜,是这部中篇小说贯穿全篇的悬念。谜底揭开,原来“失踪”的蒋百实际上死于一场全班十人无一生还的矿难,而按规定,恰恰是死亡十人以上的矿难必须上报,所以矿方以重金换取蒋百嫂同意用这种方式将丈夫视为“失踪”,“不被认定为死亡的第十人,这次事故就可以不上报,就可大事化小”。

单论“描写”,确实很有震撼力。

不过,我读这段描写时,想到的不是陀斯妥也夫斯基(这是我习惯的译法),也不是萧红或陈忠实,而是一个很缺德的疑问:这事儿可能吗?蒋百遇到的矿难具体是哪种事故,作品没有明说,虽然从“面容被严重损毁”看,可能是瓦斯爆炸。但不管是瓦斯爆炸,还是冒顶或透水,以我的了解,所有重大煤矿矿难的抢救工作都是有难度、有危险的,从了解情况,到制订方案,到组织人力设备,到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才能展开施救。因而,遇难矿工的遗体,绝无可能在矿难发生后两三个小时内就升井送上地面,并即刻装进事先备好的冰柜。人的尸体一旦僵硬,就再也无法将其弯曲,使之“蜷腿”、“坐”、“双臂交织”。最近看到一个实际的案例。那是一桩凶杀案,凶手将被害人杀害后,将其遗体装入冰柜。虽然从行凶到藏尸是连续进行的,而且从凶杀现场到放冰柜的地方并不远,就在同一城市,装入冰柜的尸体已经被肢解过了。

我很赞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立意。单是那博爱精神,就弥足珍贵。在启蒙运动的中后期,“博爱”原是和“平等、“自由”三位一体的,可是我们在200多年后重新热衷于念叨启蒙时,已经忘记了博爱。作为读者,读到这样的硬伤时,真是为作家惋惜。那么作为批评家,应该怎样看待它呢?只要小说的立意好,这种硬伤就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如此,一位批评家单把这处硬伤挑出来大加赞美,说是“力透纸背,势夺五岳”,总归说不过去吧。

王松也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红莓花儿开》,发表于《收获》2004年第4期,同年第10期《小说选刊》头题转载,并同期刊出了作家的创作谈。这篇小说的立意也很好,写法更有独到之处,使作品的内涵具有普泛的能指。这个中篇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悬念:能否用电池来引爆炸药。小学二年级学生华二傻,为了向同学们证明1.5伏直流电的威力(从而证明电池能够引爆炸药),搞来了整流器和变压器,却受到罗老师的嘲笑。罗老师问明该变压器(实际应为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1.5 伏后,不顾华二傻“它的电流比电池要大得多”的警告,让华二傻接通电源,然后把(接通了变压器输出端的)两根电线放进嘴里。他是想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华二傻的错误,结果却是“那两根电线在罗老师的舌头上发出‘叭’的一声爆响,接着罗老师突然张大嘴,鼓起眼,做出一副非常夸张的表情,跟着整个人就仰身朝后咕咚一声摔在讲台上。这时那两根电线仍还牢牢地通向罗老师的嘴里,所以,他倒在地上两腿还在不停地抽搐,看上去就像在发癫痫。”单就描写而论,称得上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但是,我那个缺德的疑问又来了:这事儿可能吗?据我所知,会不会让人有“触电”的感觉或后果,只与电压有关,与电源能提供多大电流完全无关。让人“触电”的电流是通过人体的电流,不是导线里的电流。由于人是不良导体,电阻(R)较高,当电压(U)不高时,能通过人体的电流(I)也就不多。这是一条最基本的电工知识,用公式来描述,就是U=IR。

王松是学数学的,不知道U=IR,是个缺憾,但不好深责。军旅作家写战争也不能保证不出错。朱秀海的中篇小说《出征夜》,也是《小说选刊》(2003年第10期)的头题,同样也有作家的同期创作谈。诚如编者所赞誉的那样,“可贵在选取了一个鲜为人用的角度”,“没有直接描写战场”,而是写在打响之前,两个政工干部领着民工连为即将牺牲的人挖墓坑,而“将要牺牲的人数已经被十分‘理论’地预计了出来”,因而“生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毫无疑问,这个对牺牲人数进行预计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一笔,作家写来用了两千多字。作家如此着力渲染自有其道理,我只摘出其中最核心的“理论计算”:“对面的敌人是一个营”,“步兵攻防作战伤亡的一般比例是4:1”,“明天我们要准备牺牲四个营,也就是一个加强团”,“现在我们一个团的编制是三千八百人”,“明天天亮之前我们必须挖出三千八百个墓坑”,因为“没有那么多民工连”,可以“先挖出其中一部分,譬如说一千个”,然后“明天白天接着挖”。我得承认,这也真让我震撼过一会儿,不过后来那个缺德的疑问还是止不住地冒出来了:这事儿可能吗?我最先想到的也是一个计算:以死3800人的代价去打掉敌人的一个营,这个仗打得吗?好吧,就算那是一个事关全局的点,必须不计代价地拿下来。可是,如果阵亡的人数是3800,又会有多少人负伤(按同样道理,也得根据这个数字准备战地急救)呢?姑且按1:3计算,那么负伤和阵亡总共约15000人。就算这是一次极惨烈的战斗,伤亡总数占到参战人数的一半,那么投入的总兵力也不会少于30000人。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仗是怎么打的,面对敌方一个营,居然能有效地展开我方三个师的兵力。想了想,明白了。在这个“理论计算”中,理论是对的,但计算却在一系列环节上不断出错,才得出这个3800的结果。一个个地指出这些环节太烦琐,就留给读者当益智题做着玩吧。

麦家要聪明一些。他在《暗算》中犯了一个错误。其中的“听风”,写四个人受审查的事,其中的革命者要在受审查的同时把情报送出去,而这个情报,即全篇的核心悬念,就是被捕者已经叛变。可是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秘密工作都遵循一条基本原则:一旦有人被捕,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绝对不允许心存侥幸。也就是说,这个悬念其实是不成立的。此后,麦家又写了一部长篇《风声》,同样是四个人受审查,同样是其中之一还要送出一个重要情报,只是这个情报不同了,改成敌人已经破译了我方的密电,而我方还不知道。这就没问题了。麦家以新作改正了旧作中的错误,但他并不明说,却玩了个花活,说是“《暗算》面世以后,上海的一位大学教授”特意找到他,讲了其父早年一段类似的、但更精彩的故事,“由此引发了他的创作冲动”,写了《风声》。聪明是真聪明,但有戏弄读者之嫌。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硬伤——不是哪一个局部弄错了,而是整个儿弄错了。对于出现这类硬伤,我的感觉也不仅是惋惜了。比如当“底层写作”成为一种时尚以后,一些作家纷纷挺身而出,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抱打不平,以至形成了某种类似母题的题旨: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甚至取得了某种“成功”,却仍然不被接受为城市的一员,使他们觉得所在的城市不是自己的城市,自己的“身份”不被认同,因而让我们的作家深感不公。这方面最显豁的例子,当推《明惠的圣诞》(邵丽)。在为数可观的同类作品中,此作并无多少特别之处,因其刚获鲁奖,故称“显豁”。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个对某种社会现象如何认知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个常识问题。农民进城务工,政府从态度上,政策上,特别是制度设计上,能否让他们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各种公共资源提供的方便和实惠,确实存在着是否公平公正的问题,但是他多久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主要是个社会文化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就有了——那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通常被表述为“一代人”的时间。本质上讲这也是一个“定理”,是由“社会”本身决定的,就像U=IR是由“自然”本身决定的一样。所以,对这个定理进行道德判断,就跟对U=IR进行道德判断一样地无效。

出现这种问题,当然有客观上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作家相对好办些,用到哪样了,如果知识储备中没有,可以去查资料或请教,涉及的领域有限。批评家则困难多了,他得面对所有作家们涉及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当作家们越来越不愿意去查资料或请教,越来越喜欢单凭想象力去对付时,我都替批评家们发愁了。这已经不是知识储备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智慧问题。它需要对种种可疑的东西具有敏锐的直觉。起码不能像现在这样天真,凡不知道的,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只要小说的立意好,这种硬伤真的就可以忽略不计?就不影响它发表,不影响它被多家选刊转载,不影响它获奖,包括鲁迅文学奖,不影响它为同一作家在四届中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已经和作家无关,关涉的仅仅是一个奖项的信誉。)我在上面多次提到作品发表、转载的刊物,是因为我把这也视为一种广义的批评。的确,有些硬伤只关乎次要的局部,对作品的整体价值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但我上面涉及的情况,显然不属此类。如果我们对此熟视无睹,会不会在长此以往后的某一天,我们的作品中将充满着似是而非的胡说八道,而批评家们则对此赞不绝口?出错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对出错的态度。我知道不可能为此立一条规矩,何况我们又是处在一个有规矩也可以不遵守的年月。但我仍然想,如果我们对文学、对创作、对批评真是严肃的、诚实的,那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出错的作家,发表、转载它的刊物,为它叫过好的批评家,为它授过奖的奖项及其评委,都应该对读者有所交待,做个说明和更正。能道个歉就更好了。

 

 
p6
news
jintian journal
book series
jintian people
editorial team
selection
letter from editor
readers feedback
related links
submission
subscription
contact
p23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spa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