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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07年的长篇
李敬泽

1.在“短”的、即时的和零散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长篇小说的特殊关注透露出对总体性的饥渴,我们——作家和读者——都在长篇小说中希求某种整全,哪怕是形式上、语调上的整全,要看到命运,看到对世界、现实和人生的某种某种自洽的建构,以便抚慰我们涣散的心。

2·为应对这种饥渴,当然可以把长篇小说写成电视连续剧,也确有很多长篇小说在写作之初就被规划为电视连续剧的底本。我并无“纯文学”的洁癖,我不认为触了电就是失了节,触电不过是明媒正娶的结婚,结婚无可指责。

但我也认为长篇小说的志向不能限于为电视剧提供底本,它应该更直接地面对我们经验和心灵的涣散、复杂、斑驳陆离,在其中寻求表达的可能。

所以,朴素的和自然的长篇小说已不可能,因为我们面对的一切既不朴素也不自然。在这个时代,任何由人的选择和行动所构成的“命运”都是不自然的。有很多小说致力于论证人的失败,论证庞大的“现实”怎么把人压垮,不管这样的小说是如何的愤世嫉俗,不管它们是以“批判”的名义还是以“底层”的名义,我认为,这都是小说精神的退却和衰败,这样的小说很是“自然”,但它不是人的斗争的故事,而是人的屈服的故事,小说的志向不在于论证人的屈服。

3·2007年,在 “纯文学”的范围内,作家们依然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历史提供了一种“自然”,作家通过与历史的对话为小说确立形式。王安忆(《启蒙时代》)、格非(《山河入梦》)、林白(《致1975》)皆是如此,在历史中,人可以被安放,可以有一种自洽的整全的感觉。

4·但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不仅是如何理解历史,更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如何延伸到现在,它如何从过去驶入了现实的、茫然的生活沼泽。我们要在沼泽中讲故事,想象和探索一条延伸下去的路。

5·——这近于神话。2007年的小说或许没有什么明确的“趋势”,但我认为,可能正在发生向着某种“拟神话”或“小神话”的探索。

比如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其中有一种对偶然性的迷恋,刘跃进在环环相构的偶然性中飞奔,为自己跑出了一种命运,在这种命运中,强与弱,追逐与被追逐、剥夺与被剥夺变成了一种游移不定的游戏,我们对世界的一般看法被一个农民工所扰乱和篡改,他仓促执拗地与劈面而来的任何一个偶然性搏斗,他失败了,但是他也成功了,他被嘲笑,他也嘲笑了我们。

刘震云对偶然性的迷恋就是拒绝和反抗坚固之物,小小的神灵藏在偶然性中,生活露出破绽,人的命运得以展开,他在没有整全的地方为自己创造出某种近似整全的可能性。

6·中国的长篇小说实际上一直在论证必然性,在消灭小神灵。但是现在,我认为,小神灵们将主导我们的长篇小说的方向。

实际上,小神灵在“80后”的一些小说中已经存在,刘震云倒是和他们不谋而合。不管他们写得好或不好,他们给中国的文学思维带来的影响将会日渐明显,他们并无我们那种已成俗套的“去魅”惯性,他们在零散的经验中想象和确认神奇之事——他们相信小奇迹会发生,小说家的能力在于让世界重新获得魅力。

7·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从整体上看,我们所说的“纯文学”范围内的长篇小说作家被刘跃进们、被年轻的小说家们、被2007年引进的大批外国小说家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他们还得解放思想,他们需要一点对这个世界的纯真和热情,他们太老于世故,他们不相信偶然,不相信小神灵,他们没有能力在一派零散驳杂的经验中创造自己的形式。每当写到现实生活,他们就变成了犁地的农夫,从这头推到那头,他们本应是建筑师,以零散的砖瓦建造出一幢楼阁。他们所写的基本上都是已知的小说、过去的小说,很少现在的、未知的小说。

8·以此衡量,2007年,我认为好的小说是:《我叫刘跃进》、《北京北京》(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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