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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时代,诗歌何为?
王晓渔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我觉得可以改成一个更为具体的标题,就是“地震时代,诗歌何为”。这里所说的地震不仅是正在发生的这次灾难,也是一种隐喻。有一本叫做《现代主义》的书,开篇就提出“文化地震学”的概念:第一种等级是“时尚的颤动”,第二种等级“形成长时期的风格和感情”,第三种等级指“文化上灾变性的大动乱”,震级接近于这次发生的7.8级(5月18日纠正为8级)地震。按照这本书的说法,这些震动“使整个文明或文化受到怀疑,同时也激励人们进行疯狂的重建工作”。现在的情况是,废墟已经出现,疯狂即将开始,重建遥遥无期。如同海子的诗:“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我们处在一个全方位的地震时代,不仅是文化地震,隐蔽的精神地震、心理地震以及那些直接表现出来的经济地震或者其它地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爆发。

首先谈一下跟诗歌毫无关系的一个事情。地震当天我打开电视,看到夜里4点钟。但从第二天到目前为止,我不太愿意打开电视了。第一天电视报道地震的时候,是出于本能的报道。本能就有一种本性、有一种人性。第一天的报道里,我能看见人性。但此后我就看不到人性了,看到的是像《感动中国》一样的画面。一打开,就发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画面,就听到那些熟悉的语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打一场抗震救灾的人民战争……我发现我无法忍受这种话语。即使在第一天还比较有人性的电视报道中,夜里3点左右,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谈到世界各国向我们发来慰问电的时候,把慰问电说成了“贺电”。我并不认为这个主持人是故意的,但这个口误说明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习惯接受贺电,不习惯接收慰问电。“贺电”成为一种话语惯性,就像很多激动的网友,虽然感情真挚,表达感情的方式却千篇一律、面无表情,与其它时刻没有任何区别,热烈的下面是冷漠。

诗歌有什么作用呢?耿占春老师刚才讲到自己的犹豫,到底是应该坐到通往四川的火车,还是坐到上海开诗歌研讨会的火车上?我在想,两者之间并没有道德高下之分。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诗歌里,有一首诗网友评价非常高,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据说是感动了盛大总裁,给灾区多捐了600万。有网友评论这首诗歌是最有价值的诗歌。前两天看东方卫视,一位主持人在念诗,于丹是嘉宾,她流泪的速度恰到好处,缓缓地,特别适合拉近镜头给个特写,既很好地抒发了了自己的感情,又不破坏自己的妆容,等到主持人念诗完毕,她立即恢复镇静,给观众灌上“心灵鸡汤”。诗歌是否一定要换成600万?或者说诗歌一定要让我们流眼泪,才算承担了自己的使命?

在地震时代,我们有一个选择,捐款。现在捐款几乎成为唯一选择,尤其对于那些公众人物,不存在是否捐款的问题,甚至连捐款多少都不取决于当事人,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金额多少跟良心多少被划了等号。但捐款是否意味着自己就尽到了责任?捐款之后做什么?我觉得,对诗人来说,地震时代能做的就是写作。写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地震直接相关的诗歌,比如昨天开幕式上朗诵的两首悼念诗作。但写作跟地震毫无关系的诗歌,写作无法换成600万的诗歌,写作无法让主持人和于丹流泪的诗歌,是否就毫无价值?一方面我们批评诗歌不关注当下,一旦诗歌关注当下又变得非常可怕,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哈”这些感叹词写作,让诗歌变得非常的粗糙。我并不否认有一些诗歌可以介入当下,同时又可以保持诗意本身的纯正性。但我觉得,地震时代即使诗人写一些跟地震毫无关系的诗歌,也是一个特别的贡献。它提供着新的话语方式,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贺电,这是它对这个危机时代最大的贡献。有人说话语是无力的,话语总归没有行动有力量,即使写再好的诗,在地震时代也不如跑去救一个人。我也有这种想法,但我反复告诉自己,言说是同样重要的,诗人不是护士,贸然跑到急救病房,什么事也做不了。哪一天我们再碰到这种事件,不再说“舍小家,为大家”,不再说“舍生忘死”,不再说“情绪基本稳定”,不再使用这些话语,或许人性就回来了,诗歌的使命(如果诗歌有使命的话)也就实现了。诗歌是无力的,但是它可能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这种力量又是无限的。

接下来简单地谈一下四位诗人的作品。阎安和宗霆锋的诗歌,让我吃惊。最初我对两位一无所知,只能通过他们的外在身份有一些了解。坦白的说,作协副主席这种身份对我了解一个人的著作只有负作用。但当我读这些诗歌的时候,负面印象被不断纠正。他们的诗歌,摆脱了地域的地心引力,我很难想象两位诗人是陕北诗人,此前一提到延安诗歌,只能想起信天游,可是他们两位有着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另外一点,他们摆脱了体制话语的向心力。这是非常难得的。很多人所使用的话语方式,是体制的预备役话语方式,虽然在体制之外,但时刻准备着接班夺权。两位体制中人非常自觉地远离了这种话语方式。就像在这个地震时代,写作与地震无关的诗歌,可能比写作与地震有关的诗歌还要困难。昨天下午阿库乌雾的发言极为精彩,甚至改变了我以前的一些看法,我想我会放弃“汉诗”的说法。他提到自己关于汉语的经验,他学的第一句汉语是“毛主席万岁”,可是毛主席很快死了,他觉得被汉语欺骗了,在他们看来,汉语意味着可以成为公务员、可以有饭吃。如果能把这种汉语经验写成一篇文章,一定极为精彩。我听到余地去世的消息,赶快查了一下邮件,经常会有诗人把诗歌发到我的邮箱,我非常担心他给我发过诗歌而我没有回复过。我没有发现他的信件,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曾经跟他擦肩而过。我们今天反复讨论,为什么没有在他生前就“抢救”他?现在还有大量为我们忽略的诗歌,比如朱朱,比如在座的陈东东,比如蓝蓝。蓝蓝虽然被很多评论家关注,但她近期的诗歌还是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她寻找到了诗人而非社会活动家的介入方式。还有陈先发,还有河南的罗羽,还有周云蓬,他们的诗歌写作完全不同,却都在试图改变着言说的惯性。还有其他很多诗人,这里没法一一列举。他们为什么会被忽略,或许跟每次地震发生、总是首先想到捐款有关。底层写作就是捐款思维在写作上的体现,不能否认捐款的重要性,可是它对地震有用,对文化地震可能完全无效,不能高估这种“输血疗法”的作用。

在这么一个充满危机的地震时代,我们能干什么,就是依然写作。马丁?路德说过: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依然种植我的苹果树——诗人就是在世界末日种植苹果树的这么一个角色。

(本文根据在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办“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创作恳谈会”上的发言录音稿增补而成,徐敬亚、朱大可等先生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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