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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人一样活着

-读张中行想到胡风
魏邦良

自《负暄琐话》问世以后,年过古稀的张中行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人被他那古色古香、风味独具的文字所吸引,笔者也不例外,他的那本砖头一般厚的《流年碎影》,笔者翻了不下三遍。可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对张中行其文依旧爱不释手,对张中行其人却渐渐不以为然。我对张中行其人的不以为然始自于对《流年碎影》中《天降下民》一章的细读。

在这一章中,张中行讲述了他的一位男性朋友的故事。“姓宋,名君颖,京北昌平县人。他值得提出来说,是因为天赋方面,我觉得罕见,很怪。最突出的是固执加迂阔。其下有种种不调和。……总之是几乎一生,心都是飘在天上,头则不只在地上,而且不断往硬壁上碰。”“……他的固执和迂阔来于天,决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空口无凭,有许多可资谈助的事为证,不好过多地占篇幅,依祖传以十为满之例,由轻到重举十件。”张中行列举了十件事例来证明他的这位朋友的“固执加迂阔”,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去粗取精”选取三件,照抄如下:

“(2)已经是八十年代,他年过耳顺,一天傍晚,到燕园我的住处,一进门就郑重声明:‘今天是给外甥女送复习材料,不能在这里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人家说,我是借送材料来找饭吃。’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教训他:‘我不知道你还要糊涂到什么程度!你哪回来不吃饭?’他说:‘不管您怎么骂我,反正我不能吃饭,因为是送材料。’就这样,我们吃,他在旁边坐着,人人觉得不通人情,他却自以为是。”

“(4)也是那个时期吧,郭沫若写《李白和杜甫》,说李白高,杜甫低。他不能忍,写万言书寄给郭。当然没有回音,他再写。我批评他过于迂阔,他说他学诗,杜是他的恩师,恩师被贬低,他一定要斗争到底。”

“(8)还告过一次状。记得是1956年,职工普遍评级,他一贯自视甚高,跟我说,如果不评他为某一级,他就提出抗议。我以身教之,说任何事物的定价,严格讲,权是在买主手里。所以我是即使降到最低,也必欣然接受。他不言语,表示心里不以为然。不久,评的结果公布,他没如愿,大怒,到教育局告了校长一状。”,〔1〕

先看(2)例,送材料就是送材料,吃饭就是吃饭,宋君颖这样做,表明他是坚守原则的人,哪怕是对这样一件小事也十分认真,这既不“可笑”,更不“可气”。而张中行不仅自己不以为然,且想当然地推测“人人觉得不通人情”,如此不“识”好歹,真乃匪夷所思。

再看(4)例,在郭沫若如日中天之际,宋君颖以一个无名之辈,敢于和其“斗争到底”,仅凭这份勇气也足以让人心生敬意。当然,从结果来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宋君颖的做法无异于以卵击石,“过于迂阔”,但从过程来看,他以万言书向权威挑战的行为却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正气歌,而张中行以一个怯懦者的身份有什么资格对此冷嘲热讽。作为熟读孔孟的当代大儒,张中行应该知道,宋君颖的做法难道不正是儒家所提倡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吗?

至于(8)例,在我看来,只能说明张中行的可悲,不能证明宋君颖的可笑。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事,如果公平合理,理应“欣然接受”;如果不公平不合理,当然要“提出抗议”,而张中行却认为“即使降到最低,也必欣然接受”,他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欣然接受”恐怕很难让别人接受。说来说去,张中行宣扬的不过是逆来顺受的陈腐观念。当然,张中行选择逆来顺受,这是他的自由,而宋君颖选择“提出抗议”,别人(包括张中行)也无权说三到四。如果张中行愿意逆来顺受,放弃抗争,别人就一定要步他后尘吗?不步他后尘就是“固执与迂阔”,这是什么逻辑!

经过举例证明,张中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宋君颖虽“本质很厚”但因为天生的“固执加迂阔”,最终“一生不能清朗”。笔者承认,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敢于向大权在握的权威挑战,喜欢向耀武扬威的“领导”抗议的宋君颖,定然会屡撞南墙,“一生不能清朗”,但导致这一结局的罪魁祸首,不是什么“固执加迂阔”,而是那个人妖颠倒的荒唐社会。而张中行对那个荒唐的扼杀个性践踏人权的社会不置一词,不放一矢,却把矛头指向宋君颖所谓的“固执加迂阔”,如果这不是欺软怕硬的话,至少也是本末倒置。

说到“固执”,说到“迂阔”,我们无法不想到胡风。和胡风相比,宋君颖的“固执加迂阔”,何止是小巫见大巫,简直就不值一提。宋君颖敢给郭沫若写万言书,胡风则敢给毛泽东写三十万言书。按张中行的推论,宋君颖因为“固执加迂阔”,“一生不能清朗”,那么,胡风则因为“固执加迂阔”,失去了宝贵的人生自由,被关押了整整24个酷暑寒冬。

1965年4月,在被关押了长达10年后,胡风在狱中第一次和阔别10年的妻子梅志见面。妻子劝他说:“你可以检查一下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大约是主要的问题。”胡风听了差点发火,但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而是长叹一声:“关于这方面,你最好别过问。这个死结不是我所能解开的!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算是文艺思想有错,那也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2〕

后来,胡风看到女儿晓风给他的一封信也大为不满,因为晓风在信上要他向溥仪学习,争取特赦。为此,胡风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妻子梅志大发脾气:“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要我向这专靠剥削人民过着腐朽没落生活的封建皇帝学习!政府帮助他改造成新人,是党和人民的宽大。我能和他一样全部否定自己?我学习马列主义,一心跟党走,一心想为党做点有用的工作,这也错了吗?我何尝不知道大帽子底下过关,但那是对党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没有做过的事绝不能承认,做了的是否全错了也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我还得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实践,才能得出结论。这不是关在独身牢房所能办到的,这能怪我吗?……” 〔3〕

明知道低头认“罪”,给自己扣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就可以过关,甚至可以出狱,但胡风就是死不认错,“顽抗”到底,即使面对女儿和妻子的轮番劝说,他也不为所动。在张中行眼中,胡风此举可谓“固执加迂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胡风这样做,却表明了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我学习马列主义,一心跟党走,一心想为党做点有用的工作,这也错了吗?”;对做人准则的顽强坚守:“我没有做过的事绝不能承认”。

1966年,周扬被打成所谓的“黑帮”。我们知道,胡风和周扬可以说是一对“老冤家”,20世纪30年代,他们俩之间就发生过激烈的论战,解放初期,周扬大权在握,正是他发表于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的那篇《我们必须战斗》,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事实上,胡风的所谓“黑材料”,有很多就是经周扬之手“整”出来。当时的公安厅负责同志当然知道胡风和周扬之间的“过节”,就找胡风谈话,要他写材料揭发周扬。胡风却支支吾吾,不肯答应。他对妻子梅志吐露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报上说得怎样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违心地说别人的坏话或好话,是怎样就怎样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艺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像这样靠大批判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 〔4〕

为了应付差事,胡风就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权当所谓的“思想汇报”,梅志看了觉得不妥,就提醒他:“用它当一个月的思想汇报,人家会骂你老顽固,故意搪塞。你不仅要有应有的歌颂,更主要的是要你揭发已经揪出来的‘黑帮’,骂上几句都可以,这才算是有进步。”

胡风却态度坚决地回答:“这个我办不到。他们可以昧着良心将我判刑,我可不能给他们胡乱编造。我被判的罪名之一是‘企图篡夺文艺领导权’,‘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当时,我甚至都不想问,我有这么大能耐吗?你知道,我是双手将意见书送呈给中央的。……后来,审判我说我交的是为中央定制的炸弹。这不更可笑了吗?我再愚笨无知,也不会蠢到这地步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所以,对周扬他们一定还有许多我们想不到的罪名。我和他是30年代的同事,后又成为反对者,所以一再想说服我,当个积极分子,赶潮流。这我办不到,不要说我知之甚少,就是知道的这点,也不上升为揭发材料。我绝不向有些人学习,这是丧失党性,损人利己的事,我不干!” 〔5〕

本来,写材料揭发周扬,对胡风来说可谓一石三鸟的美差——一既可公报私仇,也可讨好上级,还能立功减刑。可胡风为了做到问心无愧,为了坚守自己“损人利己的事,我不干”的做人原则,宁可得罪上级,罪加一等,也绝不“胡编乱造”。对周扬不仅没落井下石,反而为他鸣不平。如此以德报怨,如此坚守原则,足以让那些虚伪、势利之辈为之汗颜为之羞愧为之反省。胡风的人格何其伟岸,其品德又何其高洁,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虽身不能之,但至少可以心向往之,如果按张中行所奉行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原则,说胡风此举是“固执与迂阔”,是自讨苦吃,岂不是佛头着粪吗!

张中行也曾在干校里接受过“改造”,但他的“改造”生活可谓风平浪静,有惊无险,究其原因,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如我,由士下降为臭老九,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到干校接受改造,曾不止一次被批斗,就显示了能适应的优越性,是批斗之时,可以‘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批斗之后,吃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甚至比平时更加香甜。”〔6〕张中行之所以能适应干校生活,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无耻训练班”的高才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堪称“童子功”的“对应之道”:“排之下为班,我分入三班,班长像是有虚名而无实权,吾从众,也不能不势利眼,所以就不记得是哪一位了。编制定,以后的生活是看排长的脸色,今天让你挑水,就去挑水,明天让你淘粪,就去淘粪。还有额外的,比如正在床上梦见周公,会叫你一个人起来,去卸车,车上常常是石灰。费力的劳动多种,当然不能选择,令下,对应之道只能是由小学一位业师王先生那里学来的,‘我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但这位姜君还是能够来点怎么样,是常常,袖手旁观,怒目而视,有时,兼发言:‘你为什么不好好干!’我当然不敢反驳,但要对应,之道只能是低头。还有较长时间的低头,是受命站在‘战友’的中间,接受批斗。” 〔7〕
读到这里,我不禁为胡风扼腕叹息,如果胡风和张中行一样“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如果胡风能遵循张中行信奉的对应之道:“我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那么,胡风的后半生说不定会改写,那顶吓人“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或许就不会扣在他头上了。然而对张中行的对应之道,胡风肯定是不屑一顾。即使身陷囹圄,即使身为犯人,如果事关真理和人格,胡风仍然会以死相争。

面对干校的一个排长,张中行要么“绝对服从”,要么低头认“错”;而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65年11月26日当庭判决胡风有期徒刑14年后,胡风则写下“心安理不得”以示不服和抗议。

胡风在四川“监外执行”时,一天,当地的一位处长来“教育”胡风:“你老张——胡风原名张光人(笔者注),到这里已快三个月了,进步可很慢啊!你应该积极争取进步,争取减刑啊!”他的命令口气让胡风很反感,胡风就反问道:“你说我应该怎样争取?”那位处长说:“认罪服法嘛,我们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嘛!”胡风顶撞道:“我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我也没什么可以立功的。”处长听了大为光火,说:“你,你,你可真顽固啊,不听管教。”胡风也火了,说:“我怎么顽固了?我不是老老实实地在服法嘛!”那位处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道:“你他妈的!老老实实?你还心安理不得呢!”胡风闻言,呼的一下站起,双手气得直打颤,他指着那位处长说:“怎么,你骂人?我顽固,你可以枪毙我,怎么可以骂人!”那位处长被胡风的气势所震慑,灰溜溜的跑了。〔8〕

在胡风,事关人格、尊严,必须以死抗争、决不退缩;在张中行,为了苟全性命,则可以放弃尊严、斯文扫地。两人的区别在此;两人境界之高下也由此立现。

身为囚犯,被“长官”赏一句国骂,在胡风是忍无可忍的羞辱,在张中行,恐怕就不算一回事了。看完张中行下面这段话,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且夫新时代的新花样有罚扫街之类,人皆视为耻辱,己独不然,亦有说乎?曰有,而且可以凑两项。一项是天塌砸众人,早晨,出动一群,为首的并且是原来的党委书记,微末如我,又何耻之有哉。还有一项,是由多次运动的锻炼来,还可以分为两小项:一小是确信,想活,就要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另一小是受辱,如喷气式,惯了,依照吾乡某小学生‘惯了一样’的人生感悟,也就真可以不当一回事。”〔9〕

是啊,如果能做到“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如果不管遭到怎样的羞辱,都能做到“惯了一样”,那么,即使身逢乱世也可以逢凶化吉,即使风吹雨打,也照样能闲庭信步了。可是,能“修炼”成如此麻木不仁的金刚不坏之身,又谈何容易,难怪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张中行是“高人,至人,逸人,超人”。

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得不忍辱含垢,对此,我们不必苛求。但如果把这种麻木不仁当作一种“处世奇术”来宣扬,并且指责那些不甘受辱、勇于抗争的人为“固执加迂阔”,恐怕就大谬特谬了。

在张中行看来,“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 “惯了一样”是一种乱世中求生存的智慧,是“聪明人”的对应之道。但在知名学者季羡林看来,麻痹道德意识,泯灭抗争意识,所谓“惯了一样”,则是“自暴自弃”乃至“堕落”。张中行在干校的“劳动改造”,季羡林在“牛棚”中也品尝到了。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生活,季羡林的看法与张中行相差甚远:“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坏界限,善恶界限,美丑界限,自己逐渐模糊起来。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就是‘破罐子破摔’。” 〔10〕在“牛棚”里,季羡林也学会了说谎,学会了“坚决服从”,做了一些连自己不能原谅的丑事:“┅┅上面说的这一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11〕

对于曾经的麻木不仁,对于无奈的“惯了一样”,对于丧失尊严的“劳动改造”,一个是“不寒而栗”,一个是“不当一回事”;一个是带血的反思,悲愤中含说不尽的沉痛,一个是轻松的调侃,笑谈里有掩不住的自得。两种看法,两种态度,孰是孰非,明眼人一望便知。

其实,无论是“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还是“惯了一样”,都不是张中行的发明创造,他只不过是“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的“滑头哲学”罢了:“当中国作家、中国文人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时,近代人文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便显得十分可笑,而那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则更成为匪夷所思的了。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某种意义上,都只能说是一种滑头哲学,都往往忽略人的意志和品格。当面临严酷的现实时,当遇到强大的挑战时,不屈服,不妥协,高扬自身的意志去与现实抗争,在对现实的超越中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这是一种极愚蠢极不明智的做法。而聪明的做法,是要识时务,要现实些。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要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冷静地分析利害,寻找到一条远祸全身,趋利避害的现实途径。”〔12〕

我想,若张中行看到这段话,不会无动于衷,而是会拈花一笑。这段话肯定能搔到他的痒处。

儿时读过鲁迅先生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颇受教益。现在重读这篇文章,觉得它仍具极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胡风就是那个真诚坦荡、敢说敢做的“傻子”——嫉恶如仇、勇于抗争,不惜以卵击石;而张中行则活脱鲁迅笔下那个韬光养晦、圆滑世故的“聪明人”。所谓“聪明”,在我看来就是善于扭曲自己以适应社会,就是学会见风使舵学会远祸全身。如此一来,人,或许会越来越“聪明”,而人格,则变得越来越委琐。

评论家李辉在一篇谈及胡风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常常感叹道德的丧失。可是,最令人痛心的而又难以弥补的不就是对做人准则的破坏吗?当大声疾呼道德重建时,将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放在首位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反思,更应是对现实人格的重构。不因一己利益的得失,不因仕途或者某种特别需要而扭曲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这才是最为重要的。……鲁迅在胡风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对于他,是人生最高境界的化身,是一个伟大人格的昭示。胡风当然非常清楚,无人能够达到鲁迅那种境界,但是,精神的感染,却时时存在,永远不会淡漠。我们不难发现,与鲁迅关系密切,受到鲁迅关心和爱护的一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总是无形之中在将鲁迅作为自己人生的向导,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鲁迅的不同侧面。……他们也从来没有失去做人的原则,没有让种种恶习蚕食灵魂。风雨中,挺立起来的,还是大写的人。”〔13〕

胡风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决意要做一个大写的人;而张中行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不过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对于后者,谈人格的尊严,谈做人的准则,未免奢侈。试想,连脸皮都可以揭下来扔在垃圾堆上,惶论人格和准则!其实,即使身逢乱世,即使厄运当顶,高贵的人格与做人的准则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弃之如敝屣。试想,若人人都低声下气,人人都忍气吞声,人人都圆滑世故,人人都做缩头乌龟,那丑恶势力的气焰不就愈益嚣张了么!这样的社会也就真的成了闻一多笔下那一沟绝望的死水了,令人气闷,令人愤慨。

在《流年碎影·天降下民》的最后,张中行“曲中奏雅”说了一番极有见地的话:

“……我们被动有了生,且不提有迷信色彩的命运,也总是不能不受机遇的大力摆布。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像是有能力远望什么理想之境,并以意志之力选定往哪里走,但能到不能到,就还要走着瞧;而必能到的一个地点,贤愚、贵贱、贫富所同,只是死而已。

但这只是我对人生认识的一个方面,是放在‘天地无私’的秤上称,不要以为自己会有过多的重量。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只要重量不等于零,我们就应该求这不等于零的小数目,能增加则增加,不能增加,也要防止它下降。改为由具体方面说是应该尽量求苦少一些。苦有来于天的,可另案处理。我的认识,绝大多数还是来于人,如多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我们所闻、所见、所经历,就是这样。如何对待?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已受的苦,既成事实,我们无可奈何;重要的是未来,为了不再受那样的苦,我们都应该尽力,先明因果之理,然后坚决舍去恶因,以求能得善果。”〔14〕

这番话说得极透彻极精彩。天灾人祸,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人祸带来的苦难,确远甚于天灾。不过,如果人人在遭遇“人祸”时,都如张中行一样选择明哲保身,选择圆滑世故,选择放弃抗争,那么,谁会不识时务地揭示“恶因”,谁又会固执迂阔地铲除“恶因”呢?

正如张中行说的那样,“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为了不再受那样的苦,我们都应该尽力,……”所谓“尽力”,是尽力做一个大写的人,即使遭逢乱世,也要勇于抗争,决不屈服,如果人人都能像胡风一样敢于讲真话,坚守做人的原则,我们才有可能舍去“恶因”,“以求能得善果”。

哲学家康德云,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使我们惊叹和敬畏,一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律。生逢乱世,遭遇“高压”,道德麻痹,尊严丧失,抗争意识泯灭,这是一种“自弃”,一种“堕落”,而绝非什么“聪明”的“处世奇术”,更非值得自炫的“应对之道” (虽然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晚年的巴金和季羡林都提倡讲真话,正是出于对“文革”中自己言行的反思,而张中行却一直津津乐道于他放弃抗争的“对应之道”,全无半点悔意)。

近日闲读,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深合我心,抄录如下:“任何永恒的东西都具有神性。你可以戏弄现实,但你不可以戏弄永恒。这个永恒不是别的,正是规定着、制约着、也创造着多少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时空的人类还能‘像人一样’活着,并且期待活得更美好、更丰富也更真实的那些——人性深处的基本元素;以及,由它所积聚、所升华出来的超越俗事利害的奇异力量。” 〔15〕
任何时候,“‘像人一样’活着”,都应该是我们誓死捍卫的做人准则,是我们前仆后继的奋斗目标。

魏邦良 安徽省马鞍山市湖东二村19栋206室
邮编:243000     电话:0555--2354112

注释

〔1〕〔6〕〔7〕〔9〕〔14〕引自张中行著:《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 第450-451、515、534、509、455页。
〔2〕〔3〕〔4〕〔5〕〔8〕引自梅志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54、655、690、692、683页。
〔10〕〔11〕引自季羡林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78页。
〔12〕引自王彬彬著:《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13〕引自李辉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437页。
〔15〕引自苏炜著:《独自面对》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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