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程
发布: 2009-4-10 05:40 | 作者: 高默波
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甚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斑点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对我来说，她简直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初中老师。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心满意足了好一阵。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一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道地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此也没人有甚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四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一天来回六趟：早读后回家吃早饭，再去上上午的课，回家吃完午饭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子们着实是折磨，再加上其他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子，失学现象很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返乡不久就被选为本村小学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经费不足，我这样的老师没工资，按课时挣工分，农忙时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故得「赤脚老师」的称号。
在我任教的两年，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历史上前所未有。随着一二年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上高小和初中的也直线上升，而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收中学生了，我跟着「荣升」到中心小学教初一初二的数学。可那些课本连我自己都没碰过，只能边学边教。做「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更高年级的课，但我乐在其中，更不在乎甚么公平不公平。
虽说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同时也说明在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能简单划分得益者和受害者，我自己在文革就兼而有之。当时的那种孤独与悲凉，如今只剩下一点惆怅而已。
有时想起高家村，竟会莫名奇妙地热泪盈眶。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乡下孩子有些格格不入，我用书本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后来教书，我硬着头皮啃大本的哲学书，半懂不懂，折腾得精疲力尽，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似乎为了让自己对抗环境。
我终于被推荐上了大学。先搭车去县城，转班车到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一路辗转好几天。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旧木箱，一头挑着打补丁的被单，我就这样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是漂亮的花园城市。海滩上，校园大道宽敞，小径幽静，都是柏油或花岗岩石铺成。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天堂。
乡巴佬倒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才感到身份的压力。瞧不起我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所谓同胞。那些百货商店那些穿着时髦、皮肤白净的上海姑娘，用眼神和身体语言告诉我：不会上海话，一看就是乡巴佬，你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尽管伙食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片肥肉，偶尔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快要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买，就给大学生吃。而对我来说，这饭菜已经够好了，每月定量不够，女同学总是把饭票让给我。
虽说招的是工农兵学员，但一九七三年那届真正农村人就我一个。大多数是上海知青，主要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来的，工人出身的居多。至于当兵的学员就别提了，学外语的尽是部队来的军干子弟，上山下乡时他们入伍，一转身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他们养尊处优，学习没动力。比如来自福州军区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来往，人倒还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他人胖，夏天酷热，整天穿着花哨的游泳裤在宿舍凉台冲澡，用有限的英语打招呼。正是我想像中的花花公子！
我们那届有个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把插队时结婚的妻子休了，妻子一告，他就被大学开除了。还有个同学叫张东华，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我在他那儿头一次听到《梁祝》，觉得美极了。他毕业后留在厦门，后来听说因流氓成性，民愤极大，八十年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蹲了大狱。
军宣队撤了，工宣队一直留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中。毕业前，风闻各种幕后活动在进行，而我对此一向反应迟钝。最终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共产党员或工农子弟。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都另有小算盘，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部甚么的。
有件事我至今还晕头转向：杭州来的女孩姚晶静，分配前贴出声明，说她志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结果却美滋滋地留校教书。
我也留校教书。
一年后我去英国留学。有同学带话说，姚晶静有意跟我谈恋爱。去英国途中，我顺路看望在杭州过暑假的姚晶静。她父亲送我去北京，买了几十块香皂让我带到英国用。我在英国跟姚晶静通了一年书信。两年后，姚晶静从厦门调回杭州，从此渺无音信。
我三年后回国，七十年代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