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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庄

发布: 2009-8-28 11:57 | 作者: 王安忆



       七十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中削弱了冲击力,但能量并没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回想起来,魏庄,是可用来象征这一点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地区和市各有优势,地区八个县土地平坦广袤,特产棉粮豆麦;河流穿行,湖泊相衔,就有渔业;因是在鲁地,承继儒家耕读传统,教育兴盛,有诸多名校——我们团座落火车站,出门常遇问路的乡下人,对女孩称作“大姐”,男孩则尊称“学生”,可以见出对知识的敬意。徐州市有铁路,矿业,这两大项直属于国家统一体系,就使这城市具有了较为开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电力,机器制造等工业。其实,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于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砺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糜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责斥: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在纲纪松懈的火车站,计划外的自由经济堂而皇之,沿广场周边挤挨着,干果,瓜枣,熟鸡蛋,自制的饴糖与饼馍……都是来自八个县的农人,蹲在地上,守一个篮子,上面盖了毛巾,执法人员巡查过来,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双方心知肚明,就过去了。行贩多为妇女,作风精明泼辣,当要质疑她的秤,便扬声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无限的诚恳和委屈。这就是徐州地区的乡民。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一九七六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七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销不免是过奢了。现在回忆,文工团的生存一直处于忧患之中,也许不是以经济的方式,但实质依然是经济的,虽然市场的时代远未到来,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团被定出演出场次的指标,而在此之前,我刚进入文工团的一九七二、七三年,慰问军队和省级汇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相当数量的演出场次要求有充足的剧目,在剧目上,我们团提早地经历了投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还是以政治的名义,但遭受重创的是财政。准备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剧被批评为替刘少奇翻案的“毒草”,没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马。此时,出去学习,抄谱,置办服装道具,还借人调人——每一次排演新戏,都怀着极大的期许,期许从此翻身上马,柳暗花明,于是大张旗鼓,等剧终落幕,紧接着就是遣散借调人员。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是文工团里的小辈,文工团沿袭着旧式团体的风气,像个大家庭,凡事都有长辈扛着,我们百事不管,只是将些流言传来传去。听说事情发生以后,团里的书记——这名书记的形象,气质,装束,言语,都像是农村生产大队的书记,以此也可见得我们这个地区文艺团体的性格——书记说出一句极惨痛的话,他说:我现在要死都没处可死!
      
       这一年的魏庄之行,带有卧薪尝胆的意思。旧历年前,我们去江西九江文工团学习了一部新歌剧,《模范山乡》。其时,全国文艺略显复兴的气象,八部样板戏外,又创作并且钦定了几部,纳入样板,比如京剧《杜鹃山》,芭蕾《沂蒙颂》。除此,各地还出台了一些不算样板却也准许演出并且传播的歌舞戏剧,各级军队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就是对创作的鼓励支持。虽然文艺政策拘谨,政治第一,但国家一统,亦能集中财力人力,也有另一种活跃。总之,全国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势。《模范山乡》说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历史早有明鉴,不会再生政治嫌疑,音乐是以兴国山歌为素材,老区的民俗,也不会产生文化上的歧义。于是,我们团就在它身上开始新一轮的押宝。在此之前,我们团和地区另几个剧团,梆子和柳琴,联合举办大规模的招生,四乡八里热爱文艺的青年纷纷来此报考,考试进行了好几天。这一回,我们团招募的多是声乐和器乐,说明有意识地向转型准备,从歌舞曲杂转向大型歌剧。这样的转型在我们团短暂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每一回都是受具体剧目的驱使。歌舞曲杂转向歌剧——为排演湖南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农奴戟》;有两度转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后是《沂蒙颂》。每一次为转型招来不同特长的人,也因此,我们团的人材很杂,做什么的都有,排什么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国以后新文艺的面貌。就这样,新招来的人员以实习的身份参加排演《模范山乡》,勉强凑齐一个单管制乐队和四声部合唱团,出发往魏庄去的早晨,站了满满一院子,上车则有一行,浩浩荡荡驶过狭窄的石子路,往乡间去了。
      
       离开城里的驻地,去到郊县排练,是为排除干扰,也为向上级部门,地区文化局明志,其实有些夸张,可怎么办呢?我们团总是不景气,消耗一大堆财政,却不能有一点可喜的成绩,为领导长脸。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测,我们掌握不了事态,只能在姿态上做文章。否则,真的很难解释,凭什么要在这么一部粗糙的歌剧上大动干戈。这部大戏,除了政治正确以外,从情节到音乐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们蜗居在这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日以继夜地排练着。好在,我们团已习惯这样漂泊的生活,比较巡回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周日休假,有家眷的回徐州一趟,当天就可来回。也有家眷来探望的,顺便领略田园风光,再买些农副食品回家。所以,日子过得还不坏。
      
       魏庄是个生产大队,提供给我们几处空房,供住宿和排练。宿舍全是地铺,铺草尽够。乐队排练在村庄前面半里路的一间小屋,大约本是一间场屋,供看场人住,如今场院改了地方,便闲置下来。场屋有里外两间,外间大,里间小,只够安置一张床的,住两个人,看守乐器谱架等物什。早上开排,弦管鼓铙齐作,但因天地广阔,有更大的沉静,倒也不显得多么喧闹。村庄里的气氛就哗然了,合唱练声,演员排戏,又有起居饮食,于是沸沸扬扬,活脱是个小世界。伙房占了两间屋,一间起炊,一间供烧饭师傅住宿,露天下摆一些桌凳,就作饭堂。印象中从没有过下雨,否则又到哪里去用餐?虽是在乡间居住,可并没有做农活,还是和市里一样作息,却都胃口大开,多几倍的食量,大约是空气清新,思想单纯的缘故。每到开饭时间,伙房门口就挤满饥饿的人,用极大的缸和盆打饭打菜,风卷残云地吃毕,再等下一顿开饭。我们团到魏庄后,临时搭建了一口锅炉,供全团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团里烧锅炉是由传达室大爷兼任,此时大爷要留守文工团,不能跟随下乡,原则上就由全团人轮值。但要轮到我们这样没经验的人,只会让锅炉自生自灭,所以,事实上还是靠几个会侍弄锅炉的专司。魏庄真是一个文明的村庄,它竟建有公共澡堂,每周一次开放。到了这一日,乡人们早早地起来,带着肥皂毛巾,干净衣服,结伴往澡堂去。澡堂就是在一间空房,水泥地上砌一座大池子,大炉子从天不亮燃着,一桶桶水烧开了往里担,最终如何放水从来没想过。我们不惯泡澡,也嫌泡过澡的水不洁,所以更要赶早,早在乡人下池之前,用脸盆舀出池里的热水。前一晚就开始紧张,相互约定叫醒,次日清晨,三星还在天边,就已经上路。洗出回来,太阳刚刚升起。这一日,乡路上络绎着的,都是披散了黑发,红扑扑脸的女人,有意放缓了脚步,享受身上的轻暖清新。
      
       回想魏庄的日子,是宁和而悠闲的日子,不知不觉中,冬去春来。去的时候,身着冬衣,夜晚的风还很料峭,麦子也沉寂着,一夜之间,树梢和田地全都绿了。有一个星期天,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好友来看望,走时由我送行。走在高高的堤坝,太阳将身影投在坝顶晒白的土路上,就好像看着另一个自己,小小的,活泼泼的,新鲜的生命,心情忽变得豁朗。青春期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然,还有情感上不尽如人意,如氤氲散开。北方的田野,即便在春阳下,也有着一种静谧的荒漠。在这空廓的天地之间,时间似乎是停滞不动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人和事,也休想在我们身上发生例外。一股更大的茫然笼罩了,但不是哀戚,而是,很奇怪地安稳着。可是就在这偃止的声色中,剧变却向我们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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