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散兵游勇生活
发布: 2009-11-16 17:20 | 作者: 蒋子丹
读不读书又成问题
1973年的春节刚过，父亲死了。
就在他被通知结束长达七年的政治审查，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当天夜里，年逾古稀的父亲出现了心肌梗死症状，几天之后辞世而去。他的离去给全家人带来精神的灭顶之灾，也带来了我从未体验过、甚至从未设想过的物质贫困，以及时时可以让一颗敏感稚嫩的心受伤的世态炎凉。
父亲尚未入敛之际，母亲向前来安排遗属的有关人员提出了我的就业问题。一位湖南省委组织部的高官亲口保证，等我念完下半年的高中课程，一定作为老干部落实政策的遗留问题，安排我留城就业。
可是当我毕业之后，这个“代表组织代表党”所作出的承诺成了空谷回音。寒冬季节的一个晚上，我找到那位高官休养的病房，苦苦等到两场内部电影放完之后，才见到了这位我想象中的“救星”，对他重复一年前他自己说过的话。我见他皱起了眉尖，很迟缓在转动着那颗硕大多肉的头，考虑了好一会儿说：我这么说过吗？这可是不太符合知识青年下乡的大政策呀。我已经感到大势不妙，可还存着一份寄望，也许他真是贵人多忘事。当时我母亲曾提出组织部给我们一份书面安排意见，他浅笑一声说，您多虑了，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嘛。我们怎么可能让牧良同志这样老革命的后代没有着落呢？好好读书最重要，到时候只管来找我。我陈述这个细节，试图提醒他，这显然使他不快。他挥挥手，很蛮横地说：找我？找我有什么用？我的孩子还得下乡呢。随着他的手势，秘书已经走到我的身边，我终于明白过来，这位组织的化身并非遗忘了他的承诺。堂皇的诺言在尸骨未寒的时候，是安抚遗属的最好招数，他的任务只是要让死者入火为安。
我想我年轻得还很单纯的脸，一定被这意想不到的打击改变了颜色，随着两行愤懑的眼泪泉水般涌出，我对这个顷刻间在我眼中由可敬变得可鄙的大人物，说出了一句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话：你要是死了，你的孩子肯定用不着下乡了！这是一个求告无门的女孩表示愤怒的唯一办法，将为这句话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已经顾不得了，嚎啕大哭着穿过高干病室宽大幽长的走廊。秘书追了上来，拦住我说，部长叫你回去谈谈。这可能是一个柳暗花明的信号，我明白，但我不想接受，我的性格中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湘乡人宁折不弯的犟气上来了，一个对我来说也许是很重要的转机被我放弃了。我很不识时务地对秘书说：跟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有什么好谈的！我把惊讶得不知如何应对的秘书甩在身后，跑出大门。
我变成了一个待业青年，一个不合法的待业青年。我没有留城证。
那时候，没有留城证等于在国外黑掉了身份的非法入境者，没人可以给你工作，连街道居委会办的小工厂，也不可能接收你。父亲抚恤金的享用者是母亲、弱智的小哥哥和我，每人每月十五元，还得从中挤出在农村当知青的二姐的日杂费用，假如我不能尽快解决留城证问题，我的那十五元也可能保不住。母亲带着因弱智得以合法留城的小哥哥，到居委会去要求工作，最后找到一个在郊区屠宰厂拔鸡鸭毛的活儿。他们早出晚归，每天在腥臭冰冷的水里把两手泡得皮肤死白血口遍布，才能按三分钱一只鸡五分钱一只鸭的价格计件领回工钱。每到月底，他们自己登记的数字，往往跟记工员的帐本对不上号，总是鸡多了鸭少了，数字当然缩了水。
我在家里操持家务，手忙脚乱地劈柴生煤炉子买菜做饭，然后步行好几公里，把母亲和哥哥的午饭送到屠宰场去。我踮着脚走过血水和粪水交替横流的场地，等母亲他们当着臭烘烘的冷风勉强将简单的午餐咽下肚去，每天如此。往回走的时候，常常是手里的饭盒空了，眼眶里的泪水满了。
我开始有点后悔那天晚上的莽撞，要是自己不那么任性，说不定母亲和哥哥的处境也就不至于这么糟糕。我又一次走到高干病室的大门外，徘徊几度之后，最终还是提着饭盒走上了通往屠宰场的路。
在走投无路之时，我曾经去过话剧团，想打听打听是否还可能回到团里继续当学员。有个同情我的团领导，把我的想法转达给总团的军代表，军代表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剧团又不是她家的菜园子，她以为可以想出就出想进就进呀！我得到了这个回答，也自觉理亏，从此放弃了复职的努力。
打发着一个个前途渺茫的日子，我变得有些消沉了。好几次我对母亲说：干脆让我下乡去得了，我肯定能挣工分养活自己。母亲说：傻孩子，靠你这点力气一年也赚不到两个十五块，你下乡照顾不了家，我还要替你操心。我只能承认母亲说的是全是实情。无望像蛇一样盘踞在属于我的白天与黑夜，一天天被我的烦闷喂养着，越来越茁壮。
不过，那个改变了我的一生的机会到来的时候，并不太叫人兴奋不已。我相信所有的人在细细回味往事时，都会惊异自己怎么就那样轻易地与一个改写人生的机会相遇或者失之交臂。我也一样。现在，我真想把那个意义非常的日子浓墨重彩渲染一番，以强调它在我生活中不同一般的重要性，可是做不到。它来得太不经意了，差不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时间已经进入了1974年，冬天早过去了，春天只剩下一个尾巴，长沙人开始在晚饭光景把闲了半年的竹床摆到街上来了，而我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家务，同时不再对自己的处境揪心揪肺地思虑了。
我在王勉思阿姨下班的路碰到了她。王阿姨是作家康濯先生的妻子，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副总编辑，从1964年开始我们两家就是邻居，虽然当年两家的男主人在工作中关系处得并不怎么太好，但由于文革时期都遭遇了不幸，反而生出些同病相怜的心思。我像往常那样跟王阿姨打过招呼让她骑车通过，却见她从车下跳下来叫住我，对我说：出版社有一个临时工作要找人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我说，我没有留城证。王阿姨说不算真正的临时工，只不过去把一份英文画片上的拼写错误改一改，不用留城证。我赶紧说愿意愿意。
第二天，我在出版社总编室领到一堆英文印制的长沙简介，上边有个单词里多拼了一个字母I,我得把它用刀片轻轻刮掉，尽可能不留痕迹。这种工作对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来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加之我又特别珍惜这个机会，事情就做得又快又好。第五天的时候，所有该改的画片都改完了，我磨磨蹭蹭把桌子上的小纸毛掸干净，想到明天再也不能到这个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来干活儿了，满心都是惆怅。总编室主任姓郭，是个矮个子中年妇女，大概见我干活儿很卖力，也听说了我家的困难，很同情我。她把一张五块钱的钞票递给我，并让我在一张领条上签字，带着歉意说：活不多钱也很少，不过以后我会留意，有别的活儿再叫你来干。我眼泪汪汪地谢过她，揣着得来不易的五块钱，也揣着一个朦胧的希望走出位于长沙市展览馆路的那座灰色的砖楼。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一个转机就在前边等着我。我的编辑与写作生涯将从这座灰楼里开始，贯穿我今生所有的日子。
有了这次打短工的基础，我跟出版社建立了某种关系。后来我又在那儿获得了抄写稿件、看守传达室，以及在纸张仓库裁纸的机会，虽然也是时间很短、报酬很低的工作，我都满怀感恩之心接下来，并且非常努力地完成。与此同时，我还在不断地给组织部门写报告，申述我父亲去世后他们的代表对我家的承诺，以及后来拒不认帐的事实。
终于，在1974年年底，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主任（也就是现称省委书记），万达，在我的报告上作了批复，责成组织部门解决我的工作，落实老干部政策，解决其子女的遗留问题。我被招进湖南人民出版，成了一名有正规编制的校对员，从此结束了我的散兵游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