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看大门
发布: 2009-11-16 17:26 | 作者: 维一
白大姐与畅安先生
毛泽东过世不久，政局大翻盘，大家也敢多说些话了。锡庆门卖珍宝馆门票的白大姐就是个敢说话的人，因为和我们共用一个火炉烧水沏茶，慢慢就熟了。她看见我喜欢看书也不怪我，反倒时时暗中鼓励。
那个年月，唯恐大家知道的事情太多，各家各户的图书早就扫除一空。图书馆虽然开放，但很少有书出借，尤其是历史、地理、文学之类的敏感门类，借书简直难上加难，说得出来的借口无非是“借阅图书须与从事专业对口”。当年我在北图就见过一位和我一般年纪的年轻人，填写的借书条屡屡被被打回票，他忍无可忍，对借阅处的工作人员不无挑衅地大声喊：“我是个掏茅房的，您说我该借什么书看？”掏茅房的，在北京话里就是厕所清洁工的俗称。没想到，人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很有政策水平，听了这话一点不生气，慢条斯理地笑着答道：“那您可以借阅一些有关环境保护，清除污染方面的图书呀。”
我把这些话跟白大姐说了，她体谅我，说是这年头读书像是犯罪，不过也别怕，咱们这儿，什么事说变也都能变。她还答应我说，过些日子给我介绍个有学问的老先生，并且讲了一大堆老先生的旧事，其中我最乐意听的就是他在文化部干校的作为。说是大会上别人批判他，正说到兴头上，他忽然不紧不慢地冒出一句：“完了没有？”
“你这是什么意思？”发言的人不乐意了。
“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那盆糖拌西红柿的冰大概全化完了。”他说。
白大姐跟我说到这儿，免不得伸出大拇指，道：“人家真是这个！”
后来见了面才知道，白大姐说的原来是王世襄。我辈分上差着一大截，都是叫他畅安先生。当时地震刚过，图书室的后墙塌了，那天他正系着围裙，戴着套袖，蒙着口罩，用运水泥的手推车往乾清门里运外文书。
白大姐有言在先：“我得告诉你，王先生现在还没落实政策。可你别瞧，人家是大专家，大伙儿不是都说，臭豆腐，闻著臭，吃着香吗？”
这样的话说在眼下像是笑话，多少连字都写不利落的人不都削尖了脑袋想弄个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这类像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么，可当初大伙对此却是避之惟恐不及，更不用提白大姐这样竟敢衷心赞美有学问的人了。所以我也就对白大姐另眼相看，知道她是个有见识肯担当的角色。
和畅安先生熟了，从旁人那里知道他那些年受了不少的委屈，这样的人物那个时候我见过不少，但他和旁人不一样的地方是精气神绝对不倒。无论是和他一起到西山逮蝈蝈，大清早到朝阳菜市场排队领票买活鸡，还是看他挥汗如雨地整理《髹饰录》，或者带我骑车去南城找傅大佑先生学玉器鉴定，他都有着一份从容洒脱的态度。做人其实这是最要紧的，比什么都要紧。
地震过后，他家芳嘉园的房子也震坏了，一时还找不到人修。他怕堆在屋里的古家具被雨水淋坏，就叫我帮他腾挪地方，避过房顶漏雨的窟窿。我们一边搬，他就一边给我说着每件家具的来历。可惜那个时候我对此道完全不通，多少年后，在上海博物馆堂皇的展厅里看见原先堆放在芳嘉园陋室里的这些物件，才知道当初我过手的竟都是稀世的宝贝。
后来畅安先生的学问渐渐受人重视，我就对他说，您这就像是“出土文物”。没有想到，畅安先生竟和他一生钟爱的古代家具一样，有着相同的命运轨迹。
协办“洋务”
自从毛泽东过世，“四人帮”下了大狱，日子就一天天不一样起来。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居然接二连三地到眼前来了。
先是转正长了级，一个月四十一块五，接着政府又号召年轻人考学。起先我还舍不得故宫这块风水宝地，也舍不得警卫队这份闲差。田队长爱护下属，见我成天抱着书本瞧，没等我提，他就主动跟我说：“人都是想攀个高枝儿，这回你要是想报考大学，我并不拦你。”他这样一说，我反倒显着像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了。那时候也搭着我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想着这么多年也没上学，还不就是那么回事。于是我对田队长顺水推舟道：“不瞒您说，我并不想上大学，您甭劝我。”田队长听了这才作罢不提。
半年之后，也是拗不过朋友们的怂恿，决定打起精神放手一搏，参加了一场研究生考试。发了榜，居然就让研究所录取了。
走之前，田队长对我说：“离开学还有个三两个月，你先别忙着走。眼下故宫要办个‘外宾服务部’，缺个会说外国话的，你先去帮两天忙。我跟院里打了保票，到时候一准放你走。”
这两年我在警卫队，看得出田队长是个对下属有担当的汉子，值得我信赖。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六连马连长是个刚刚从越南前线撤下来的复员军人，解放军里的正牌连长，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过，见过大世面。他常常带着过来人的口气告诉我们：只要战场上枪一响，猪肉罐头打开来就是敞开吃，白干儿随便喝。这时候不给足了，有谁给你玩命去？！田队长和马连长一样，都是明白人。其实，凡事都是人心换人心，我当然满口应承。
第二天我便找“外宾服务部”的负责人老赵报到。老赵对我说，我的任务就是在门口招呼客人。有洋人需要解释的，我就上前翻译两句。没事就帮助照看着柜台外面，收款进货全不用我操心。任务交待完毕，大家也互相认识了，这就张罗着开张。
起先的地方是御花园靠西北角上的一幢小房子，三间门脸儿，门上还挂着竹帘子，一来是为了挡苍蝇蚊子，二来外边的人不细瞅，也看不大出里面的动静。我的任务是在门口招呼客人，除了在门前竖了个指示的牌子之外，还抽空练了几回掀门帘的动作，为的是到时候别让帘子挡了生意。我平素最不爱招呼人，这回为了最后表现一下，也不得不跟人“哈罗”几句，好歹也把从“灵格风”上学的几个句子练习一番。
其实当初所谓的“外宾服务部”，无非是一小卖部，卖些当年国人并无兴趣的珠宝翠钻、文房四宝，还有就是故宫修复厂仿制的瓦当青铜、古董玉器。其中有两样东西我倒是瞧着好：一是仿制的三彩，无论造型还是色调都比外边做得地道；二是用废弃的金砖凿制的砚台。故宫大殿里铺地的金砖泥料细腻，烧制讲究，都是当年费时费力精制而成的。做好的砖砚，外面套上一具随形的硬木砚盒，还真有几分澄泥砚的味道。另外修复厂仿制的古画当然也好，像展子虔的《游春图》和顾闳中的《夜宴图》，还有郑板桥的竹子和宋人的山水，那都是几可乱真的功夫，但价钱吓人，挂在那儿也很少有人问津。
开办这么一间小卖部如今看来几近一桩儿戏，可当年还真当成是件大事。记得执掌全院大权的彭院长，那时经常来这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兴趣盎然地看着洋人买货，用他早年参加革命之前当绸布店小伙计时候的经历加以对比。管账的张太太是袁世凯的侄孙女，见过大阵仗，看在眼里就有些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过，偌大的故宫有多少事要办，怎么一个院长老呆在这小卖部里没结没完。我就回说，您当着这是卖货呐？不介，咱们是办“洋务”呢！说在眼下，这叫“改革开放”。
那时的人没怎么见过红头绿脸的洋人，多年受“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教育，不免要找真人来验证验证。有一回，来了一队美国的黑人老太太，个个穿得花艳夺目。我帮她们选好了几样东西，不免就打听她们的来路，原来都是密西西比州农场的工人。正好前些日子我看过电影《飘》，虽是几十年前的好莱坞旧货，却也只在内部放映。看过之后对美国南方的黑奴颇有印象，不想眼前却见到活生生的实例。其中一位黑人大娘告我，她们都到了退休年龄，这回是农场主花钱请他们最后到中国来玩一趟。我在心中不免暗暗吃惊，竟有这样的农场主。她还说，她们的老板就在外面，一定拉我去见上一面。见面之后，无非寻常之辈，与过去课文里读过的《半夜鸡叫》的周扒皮相去甚远。送走大队人马之后，说与众人听，大家不免也着实感慨一番。这样的西洋景后来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
因为办的是“洋务”，所以要收“洋钱”，但又不是收真正的“洋钱”。当年洋人来中国，所有“洋钱”都要换成外汇券才能花销，我们“外宾服务部”就只收外汇券。其实外汇券也是人民币，但又不完全是人民币。因为拿外汇券可以买到不少人民币买不到的东西，譬如说家里生小孩，牛奶不够，到友谊商店用外汇券就能买到市面上见不着的奶粉。再譬如买菜油要凭票，一人一月只有半斤。可是用外汇券就可以买到花生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外汇券虽然不抵走后门来得神通广大，但到底也算是一条救急的路子。我就曾经不慎弄丢婴儿的购奶证而大伤脑筋，后来还是邻居江妈妈慷慨解囊，用她儿子在德国留学寄回的马克换成的外汇券帮我解了燃眉之急。说到外汇券，当年那是一景，我的一位朋友由此还做过一大篇论文，详尽论述外汇券的利弊得失，而今也俨然经济学家了。
日子过得飞快，我离开的时候，“外宾服务部”又多了养性斋和绛雪轩两间门脸儿。负责人老赵送给我一匹故宫修复厂自行仿制的三彩马，作为“协办洋务”的纪念。这件唐三彩至今我仍保存在京城的家中。
前些日子，我读新闻，看到美国人的“星巴克”咖啡店开到了故宫里头。后来有些人看见不开心，还吵翻了老脸，说故宫是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地方，让洋人到里头做买卖是“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底线”云云。
七十年代，满街上看不到一家“华伦天奴”，也没有一家“路易维登”，大家都紧着打听外洋的消息，忙着抢购外洋的稀罕货，难怪也就没人留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底线”究竟在哪儿了。
前几日，一位素未谋面的网友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和王世襄先生当初的过从，来信告知先生病重，住进了协和医院。这让我想起前些年到畅安先生的新居看他，顺口夸了朱家溍先生虽是坐八望九的岁数，居然还能骑车。畅安先生听了不服气说：“我跟他是同年，现在他是在故宫里头骑，可我敢在故宫外头骑。”
想起了畅安先生当年的豪气，也就想起了我当年的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