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72年6月20日在铁四的聚会，是我模糊混沌的记忆之海中为数不多的亮点。这一天是李之林的生日，而我的生日是6月27日，从这一年起，我们一直在同一天过生日。我和哥哥把两张办公桌并在一起，上面摆满了酒。那天一共来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我只记得门开开关关无数次，到处坐满了人，直到徐浩渊像旋风一般进来了，还带来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现在已成为著名诗人的多多，小名叫做“毛头”的男高音，另一个是根子——不久后被中央乐团录取的男低音岳重。和浩子同来的还有所有人中年龄最小的“数学才女”于小康。她是于光远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五岁，也在写诗。记得在座的还有金伯宏、何伴伴、张小军（北影导演水华的儿子，根子的父亲是北影编剧）、钢琴家游建宁——是他拉手风琴伴奏的。他们一起唱了许多歌：《重归苏连托》、《我的太阳》、《冰冷的小手》、《我沿着彼得大街……》，其中有一首俄罗斯男声重唱《肖尔斯之歌》，那声音我至今不能忘怀：“队伍行进在河岸，他们来自遥远地方……”
据说那天浩子喝醉了哭了起来，吐得一塌糊涂。我忘了，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18、19岁到22、23岁的年轻人，每天都像喝醉了一样，生活在音乐、艺术、酒和爱情制造出的梦幻中。在最热闹的当儿，李海平突然在墙角倒立起来，大概是他听腻了那些关于如何使用语言的讨论。那时根子和毛头都开始写现代诗——根子的诗已经在人群中流传，我只看过他的一首：《三月和末日》。说实话，我看不懂。但自从那一天起，我和诗似乎产生了某种关系——我的命运将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和诗发生联系。
我们开始和后来被称为“白洋淀诗群”的诗人们，包括毛头、根子、芒克（当时叫“猴子”）等来往，还有他们带来的其他人：搞摄影的何伴伴——我曾做过他最早的人像模特，摄影家里还有著名的北岛、画油画的卢中南、吴川、写诗的马嘉，还有严力——我们叫他“小上海”，他是作为芒克的桥牌搭档来我家的。在这些影影绰绰你来我往的人群中，有一位始终伴随我们的人物——画家彭刚。他的来历却是最神秘的。我和哥哥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是谁带来的。总之有一天他突然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吃饭时一起吃，睡觉时也不走，合衣蜷缩在我哥哥屋里的长沙发上。
现在人们回顾起“星星美展”、各种“公寓、大院艺术”和中国当代美术运动源头时，都会提起彭刚——认为他才是最早的“现代派”艺术家，并且公认他是真正无师自通、充满原始创造力的“天才”。很多人的作品和他比起来，不过是一种矫揉造作。在我眼中，彭刚是个生活在现代都市的“野蛮人”。不知冷热寒暑，也不知人情世故，当人们争论起各种理论时，他经常显出——也许是装的——一副白痴的样子。我有时也提着画箱跟他出去写生，走遍街巷，据我哥哥回忆，最多时有过七、八个人，在正义路的小树林画写生，引起不少路人的围观。当我们乖乖地照着模特画人像素描时，他却画出一副狰狞的面孔，强烈的变形和夸张，富有刺激性的色彩，活像剥了皮的兔子，令那时的人们感到厌恶。但对于彭刚那不安分的灵魂，一切循规蹈矩的东西才是厌倦的根源。他经常有些疯狂的举动，他曾直接在自己的调色板上画过一幅太阳。听说他还在家里试着吸过从医院搞出来的吗啡，结果差点死掉，推开被书柜挡住的大门向走廊里呼救才幸免于难。有一个时期，可能是到了青春期——彭刚的青春期似乎来的比较晚——他什么画也不画了，每天出去“拍婆子”，还抢过别人的帽子。他在从我们这里彻底消失之前，好像卷入一起窃枪案，受到警方的追捕。无论如何，不管是出于天性还是悟性，彭刚在艺术上都比当时的人们先走了一步。
徐浩渊的文章中提到1972年末在自新路谭晓春家的画展，那个地方离第一监狱不远，在他家的阳台上能看到监狱的外墙——我们也在那儿画过一段时间。画展上我只记得有董沙贝的一幅油画静物苹果，盛在白盘子里的红苹果和青苹果。其他人的画已经完全记不得了。我在楼道里用粉笔画了些太阳、花朵、小动物、女孩儿之类的涂鸦，大概是表示欢迎人们光临。李之林说他曾经在自新路为沙贝等人做过模特，穿着一件羊皮大衣，沙贝还说，要画就把羊毛的质感画出来，别画得像鸡毛掸子一样。我的记忆和浩子、晓天有些出入，他们记得获奖的是沙贝一幅未完成的水墨荷花，而我和我哥哥记得却是那幅静物苹果——到底是什么，只有让沙贝自己来证实了。
随着白洋淀诗人们的加入，开始了新一轮的阅读：洛尔迦、聂鲁达和波德莱尔的诗集、《局外人》和《等待戈多》等荒诞派文学作品。我至今还保有那时的读书笔记，用细密的小字抄录下的句子，从素描教程直到《印象派画史》和荒诞戏剧。韩少功写到外省青年如何抄书，我们很幸运地有很多书可看，可也抄过不少书。借书和还书，也是当时男女青年们交往最好的理由。那个时代最有魅力、最能吸引异性的人，是读书最多、能说会侃、有“才”的人。这虚无缥缈的“才”，就像今天数字化精确的“钱”一样，是人们用来标明和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1972年夏天到1973年夏天这段时间，似乎是我们开始艺术实践的阶段。“沙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而且是多面手，每人都从事不止一种尝试。在看了一本波德莱尔的诗集后，我也开始写诗。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从共产主义信仰一下就过渡到现代艺术？经历了所有的谎言和荒谬、失落和颠覆之后，大概只有这种摈弃一切意识形态的纯粹的艺术才能真正令我们心动，并且与我们那时的精神状态契合：一种发自内心的苦闷和迷茫，开始寻找自我的迫切需要。但在这崩塌的废墟上，似乎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仰，那就是对艺术的追求，惟有艺术才是值得追求的。
尽管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诗，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活过想用诗来表述自己的年龄。徐浩渊的文章叫《诗样年华》，潘青苹小说的名字是《抒情年代》，这大概说明女人是不可救药的感情动物——这种特性使我们在怀恋青春时，往往滤去了一切丑恶、虚伪、不幸，赋以它最美丽的色彩。1973年期间我见过毛头的不少诗，写在一个厚厚的大本子上，他是所有人中最用功和最执着的。根子也许是最聪明的，但我只见过他的很少几首。我不知道那些感觉和意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它们对我就像音乐和大海一样神秘。明明住在西便门或是西四，为什么老是动不动就提到巴黎？但是有一天，我也写出了一些句子，莫名其妙的句子：
“我战栗地回忆过去，
用手遮住灯光……”
“在血像水一样流着的日子里，
没有一种惊讶是值得赞美的”
“夜
走过了广场
带阁楼的房子
和人们寻欢作乐的地方……
它迈开瘦骨棱棱的长腿，
伫立在黑色的塞纳河旁”
“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处女地
我的嘴唇渴求着鲜花和赞美
每天早晨
我都在同一个方向
寻找着晨曦
结实的树干上
栖息着未来……”
“迷蒙的泪水不再打湿我的睫毛，
他们默默地守着冬末的太阳…”
“当我猛醒的时候，生活依然如旧……”
“在我二十岁
这个无比珍贵的早晨
把希望还给我吧……”
那些句子大部分都遗失了，连同我的诗样年华，只有毛头还保留了一些——他有保存东西的习惯。我在毛头的收藏里认出了这些可能属于我的片言只语。而李之林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里认出一段被归到鲁燕生名下的诗句，其实是他写的，他感慨道：这样我又被埋葬了一次。
而这段可能是鲁燕生的：
“我
应该是优美的
我愿优美而宁静地活在世上
能让我经常可以在希望中得到快乐…”
还有段彭刚的句子，大概能说明我们那时的精神状态：
“我喜欢
一个人在乱七八糟的街上
荡来荡去
陌生和亲切
混在一起
嘈杂，更孤独
痛苦
我抱着头倒下
太阳再也看不到我了
朦朦胧胧地觉着
艺术、伟大
我像怀孕的母亲一样
隐约感到
它
同上帝一同诞生…”
尽管人来人往，在我家的绘画小组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画画到下午光线不够的时候，就聚在一起打桥牌，凑钱买切面和肉馅，做炸酱面吃，偶尔买只烧鸡改善一下，或者提着暖瓶去饭馆打啤酒，还得同时搭菜才行。下酒菜经常是那种只有肉味，而根本见不到肉的粉肠和花生米。诗人和画家们常常聚在一起喝酒，那时的酒很糟，都是酒精勾兑的，葡萄烧或是青梅酒，中国红葡萄就是最好最正宗的了，但不是经常有钱买。喝酒和写诗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这在我后来接触的一些诗人身上得到证实：当他们不写诗了的时候，就只喝酒了。而没有经过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仅仅因为他们喝酒的样子，就足以崇拜他们了。在诗歌被彻底边缘化的时代，喝酒已成为诗人们鉴别同类的重要标志。芒克组织的诗人聚会就像梁山泊好汉啸聚山林一样，坐在白洋淀的船头狂饮，有人不慎掉进水里，竟然没人发觉，从水里爬上来接着喝。芒克的行动家性格使他成了一面旗帜，而白洋淀，这个许多人都去过的离北京不远的渔村，成了当代诗人们的精神家园。
我也喝醉过一次，最后嘴里是一股竹叶青留下的卫生球似的味道。在醉倒之前，我最后的记忆是房间里飘荡的卡鲁索的咏叹调（毛头带来的唱片）和根子、毛头与牟敦白之间的论战。牟敦白是唯一横跨“太阳纵队”和“郭世英文学沙龙”的老一代文学青年。好像是牟敦白在捍卫托尔斯泰，而根子认为一切神圣的经典都是可以颠覆的。每次争论的结局都几乎沦为人身攻击，彭刚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出去决斗。而且他觉得“两个人说的都对！”
大概是受了《在路上》的影响，1973年底彭刚和芒克出去旅行过一次，身上一个钱都没有，就上了路。他们两人有些共同之处，都是憎恨理论、渴望生活、缺少道德禁忌的人，因此一拍即合。他们后来狼狈不堪地回到北京，是被遣送回来的还是家里人交钱领回来的，不得而知。据说路上实在没饭吃了，就让芒克洗把脸，去找女人要钱。总之他们的经历成了“沙龙”里的笑谈。但我记得彭刚回来后画的画，很是触目惊心，都是大幅的油画，画在马粪纸上：火车站上的红绿灯，车厢里打牌的人群，扭曲的人脸，灰暗或强烈对比的色调，噩梦般的氛围。我哥哥后来烧掉了一批彭刚留在我家的画，不知道是不是包括这些。居委会和派出所根据我家门口停着的众多自行车，判断这里经常有不轨的活动和聚会。我们时不时感到受威胁，每当有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大家就吓得要命，赶紧烧掉那些可能成为罪证的文章或画，但所幸从来没有真正被查抄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