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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桥

发布: 2009-11-19 23:03 | 作者: 万夏




       在电影院门口提一颗人头

       早在1974年以前,我已在附近的几家电影院里混成老油条了,混电影的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之境。我太喜欢看电影了,大多的片子我都至少看过两遍以上,电影的对白倒背如流。我当时有各家电影院的废票。和现在一样,虽然各家电影院之间的票样不同,但每家电影院自家的每个场次的票样却是一样的,只是根据时间不同而颜色不一样而已。在票背面盖个时间章,边沿有像邮票一样的齿孔。各家几十种的电影票,被我小心放在一个邮票夹里,一定要新,不能有污损,不然,门口的看票员第一个抓的就是你。因为查票的重点就是单独一人的小孩。而我混电影的诀窍就是,拿一张颜色相同的票,看准两个以上的大人,一定要混在他们中间,眼睛不要看查票人,这样,我就铁定能混进去了。七十年代的那几年,我混电影如入无人之境,好像很少被查到过,但有一次,我到了电影院门口,却打死不敢进去了。

       在盐市口人民电影院大门边的墙下,我看见一大群人围在墙边。人群中间,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举着一个塑料袋,正在声嘶力竭地叫喊。她身后的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等我挤到人群前面看仔细了,却不禁全身颤栗:那个被举起的塑料袋里,是一颗用盐腌着的、颜色已发黑的人头。那袋子已经老化,人头的面目模糊不清。那女人穿得很破旧,一脸疲惫。她不停地诉说自己的丈夫是如何冤屈而死的,死得又是如何如何惨。她的丈夫因中毒死亡而进行了解剖化验。时间拖得太长,尸体都腐烂了。她只得割下丈夫的头像做腊肉一样用盐巴腌起来,随身带着,来省会成都上访伸冤。

       墙上的大字报写满了“打倒某某某”、“某某某是狗日的凶手”,而忙于诉说的她并没有声泪俱下,只是嘴角堆满了白沫。她手上那颗黑乎乎的人头一直在我头顶上晃来晃去。我真害怕失手掉下来砸到我的脸上。今天的人太难想象了,一个十岁的孩子仰头一直盯着的,不是电视里的肯德基广告,更不是喜洋洋,而是一颗从颈项上割下来的,表情扭曲,面目可憎,散发着恶臭的,黑乎乎、真生生的人头啊!那袋子里鬼魂一般的面孔离你的脸只有二尺远。这成了我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许多年后,我看到了根据司汤达小说《红与黑》改编的电影中相似的情节:于连的头从断头台落下来,爱他的女人抱着这颗头颅回到了故乡。

       七十年代的成都,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清澈的河流,质朴的桥,幽青的院落,郊外田野里繁忙如织的蜻蜓,以及各式各样的死人。有亲见和听说的,也有猜测和癔想的。有被武斗打得稀巴烂的,有用电线上吊自杀的,有邻居陆陆续续暴病死的,有川医解剖室四肢不全的,有被打死(自杀?)的李向阳,有被杀死挖去眼珠的银行职员,有在几次大地震悲惨而死的,有林彪从天上摔下来的尸体,有三位国家最高领袖鲜花中的遗体,有《一双绣花鞋》中被吓死的打更人。死亡种种,皆都死去。

       我现在收藏有两千多部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粗一分类,鬼片种类(包括吸血鬼、僵尸、惊悚、恐怖、悬疑、怪异等各种)有一百五十多张,居各类型片子中品种之最。近一两年我不买这类电影了,人类已经把吓人的技术开发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这类电影已无大师可出。只可惜再恐怖的片子也吓不倒我了,就像遇到了冷女人、喝热啤酒和不小心吃了不辣的火锅,真是人生的大不幸啊!可能是几十年前,看了电影院门前那张死人脸,再吓人的东西早都让他见鬼去了。

       逃学就是艳遇的反物质

       从1970年到1974年,我放学后或逃学后瞎逛得最多的地方可以划成两个圈子。一个是以学校为圆心,其边缘是春熙路、东大街、盐市口、盐道街,在这个圈子里,我们的足迹可能最密集,估计电线杆子上都有咱的脚板印。另一个圈子或一条线路是,从人民南路毛主席招手的广场往南的沿途,锦江大桥边上就是气象学校,隔墙就是第25中学,再往南就是小天竹和川医,再往南就是二环(现在的二环路),左边就是翟永明后来上班的科分院,它的斜对面就是欧阳江河的家省军区,右边是跳伞塔,再往南就是火车南站了。

       锦江大桥是我们逃学最集中的目标,是再往南去的前哨阵地。再往南就是川医,当年的华西医科大学。到那里的目标只有一个:看死人解剖。

       那时候去川医,印象里好像总是阴天,云很低,像我们惴惴不安的心情。

       川医这个名字,在我的少年时代,是阴森、诡谲、恐惧的代名词,是许多神神鬼鬼故事传说的发源地。这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以口腔医学著名),由一大群红顶老式的西洋砖木结构的建筑组成,建筑群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钟楼,每隔一小时敲响一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住在城中和城南的人都能听见这幽灵般的钟声。在六十年代末,钟声好像停了一段时期,到了七十年代初,钟声在清晨六点便开始奏响,钟声的开头是《东方红》音乐的第一小节,然后才是报时。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很多死人的事、闹鬼的事以及某些得不到合理解释的事情,都和这些古老建筑群里的阴森空气以及那索命催魂的钟声有着紧密联系。

       在七十年代初期,川医是我们这些三四年级孩子心目中最具诱惑力的地方之一,就像极喜欢在黑暗中聚在一起听鬼故事,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不停地打抖,在神经就要崩溃时等待结局。传说这些老建筑群的很多教学用的解剖室,里面成天都摆放着一排排的床,上面覆盖着白布,遮蔽不严的白布下面会露出一具具尸体。每天晚上12点钟声一过,就会有一个穿白衣的女子推门而入,啃咬每具尸体上的肉。第二天,人们就会发现很多尸体残缺不全。

       我第一次认识荨麻(四川叫喝麻)这种有毒植物,就是在川医的外墙下面。那阵子成都的很多公共建筑都是刷上了白石灰的竖条格子墙,远看像是很粗的甜水面条。我的大腿可以穿过砖头隔出的空隙,但脑袋和身子却钻不过去。这种墙很矮,大多不超过2米,而且很多都破旧损坏了。我们这些孩子踩着砖缝就能轻易地翻过去。在人民公园后面,靠近钟鸣老家的那段墙和劳动公园(青羊宫)的一段墙好像都是这样。那次我们班的彭智、崔拐拐、罗鸿、戴永建几个决定下午逃学,到川医去看尸体解剖。我们几个人中先有一个要翻过去,看看有没有巡逻的民兵,都传说如果被民兵抓到,要被捆起来用荨麻条拷打。和荨麻接触过的皮肤会红肿起来,痛痒难忍。建娃翻了过去,确定没有人,我们才先后跳了进去。记得我拿了个纱网子,一个瓶子,准备顺便到川医里面去打点红砂虫喂鱼。我那天就跳进了一丛荨麻里,先是不知道,然后手和脚全完蛋了,又痛又痒,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掌往头发里使劲擦,试以缓解症状。

       下午四五点钟,天气阴沉,校园里极其安静,为我们准备好了这次看尸体的气氛。我们几人沿路都不说话,提心吊胆地往钟楼摸去。

       1972年,川医学校刚复课不久,来的都是各地进修的医务工作者,人员极其稀少。我们悄悄进了钟楼附近的那些老房子里,走廊里阴森森,一股股难闻的腐朽气息和地板的嘎嘎声把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甚至听得见自己的血在血管里哗哗地响。每个房子的门都关得死死的,从裂开的门缝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隐隐约约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走动。

       几个人赶紧脚踩脚冲出了房子,沿着房子外墙,再一扇子一扇子地寻找。越是害怕,就越想看到真相。在一座老楼边上,有一排像新搭建出来的宽大平房,一大排窗子,玻璃上都刷着白色油漆,窗下是一条排水沟,边上栽着一圈齐胸高的万年青。

       这些窗已经失修了,歪歪斜斜关不严缝。透过油漆剥落的玻璃,房子里一排床就在窗附近,最近的离窗台只有两三尺远。从床上凸起的白布就知道,下面就是我们急于想发现的东西。

       我们选了一扇窗子,不太使劲就拉开了。几个人挤成一团,伸长脖子,睁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房子里头。在浓烈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里,尸体就在我们面前,盖着一张污渍斑驳的白布。他的双脚翘得高高的,朝向我们。房子里光线昏暗,隐约看得见很多瓶瓶罐罐里面泡着一些发白的东西。房子里的腐朽气味更浓了,煞得人流眼泪。我们几个人中,建娃最胆大,他找来一枝树条,把手伸进窗里,用树条将尸体脚上的白布慢慢挑了起来。

       所有人的心跳都停止了。挑起来的白布下面,一只脚露了出来,脚趾甲又脏又长,脚板上的肉干枯、发青,大脚趾背上还有几根黑毛。建娃挑尸布的手停止不动了,僵在了那里。这时——“当”地一声巨响,头上钟楼的大钟炸响了。不知谁大喊一声:“鬼来了!”我们“哇”地一声,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撒开脚不要命地四处逃开了。

       在1974年小学毕业前,我还有几个著名的逃学案例,如拉了班上七八个男生到跳伞塔撮鱼被老师告上门来,当着全家和左右邻居的面被妈妈按在凳子上打屁股;到火车南站爬火车差点摔断了腿,等等。但都比不上这次最刺激、最过瘾,让人终生难忘的逃学。

       逃学真的是实践自由之旅,是冒险之旅(老师要告状,妈妈要打屁股),也是一次真正的精神之旅。一个学童离开了每天两个必去的点:家和学校。对他而言,他出走的对象和道路即是心灵中最想探索的地方,是梦想之地。当他离开家,装着要去上课或离开学校假装回家,而心中暗想着将要到达的地方,其心中的快乐和狂喜是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后果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在逃学的路上,你能感觉到天空更湛蓝,能听到很远的火车声,嗅到未曾闻过的花香气息,期盼遇见料想不到的人,发生永生都不再可能发生的事。逃学其实就是艳遇的反物质。

       我在七十年代初的多次逃学,为以后大学时代的大逃学(经常从南充逃到重庆或逃回成都,最远一次逃到了二千公里外的海南岛)和再后来的更大规模逃亡或曰流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逃亡的真理就是,生命由自己做主,命运不被别人掌控。1984年底,我弃家跑到了北京,住在李六乙的宿舍里。到天津和胡冬瞎混,再到东北和郭力家、吕贵品、徐敬亚喝酒。第二年夏天,搞诗协办刊被相关机构追剿,半年内走完了整个南中国。1980年代末的夏天,我再次逃亡到了海南岛。记得在1990年,我在重庆被办案人员带上车时,他们笑嘻嘻地说了一句总结式的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此刻李亚伟的一句诗在我耳边响起:“我在逃亡中深深地感受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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