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到了，别的同学都回家了。可妈妈还在干校，我无家可归。还好，有画笔可以为伴。
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海边的人讲，这是台风的前兆。
半夜，果然台风大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我辗转反侧，直到半夜才睡着。
突然“哗”地一声把我惊醒，窗户大开，一个身影裹着旋风和雨水跳进来，我一惊，忙拉开灯，又是哑巴姑娘！
我看着她焦灼而憔悴的小脸，猜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就赶紧披上雨衣，跟她冲进暴风雨中。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她住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地下室，四壁糊着发黄的旧报纸。我刚伸腿，一个脸盆“咣啷”一声滚下台阶，溅起了水花。原来，暴雨给这座房子带来了灾难，积水从门口泻进来，已经淹了床脚。
我一手抄起床上薄薄的花被，一手拎起小小的木箱（大概是装衣服的），巡视了一下，房间里只有这两件比较值钱的东西了。我嚷着：“桂子，先到我宿舍去！”
不料她用力夺下我腋下的铺盖，扔在床上，递给我那个脸盆，没等我明白，她自己捞起一个小桶，拼命向外舀水。
暴风雨在门外撒野逞凶，我和她在屋子里联合作战，恰好打了个平手，水位既没上升，也未下降。
终于，风雨稍停，我抓紧机会到门外垒了一堵土墙，把水流挡住了。
黎明时分，我们把水舀干了。哑巴姑娘全身滴水，好像一只湿漉漉的小鸟。我呢，大概也连泥带水神气得很。我们相视，不禁笑了起来。在这张容光焕发的笑脸上，我只觉得她有着开朗的性格，竟看不出一点昔日的影子。
我以为她会对我解释些什么，但她只递给我一块毛巾；我有心问她，但是她是哑巴呀；即使她能开口，会跟我说些什么呢？此时此刻，最好什么也别说。
过年时，我终于和妈妈在老家团聚了，她不是以市工会主任的身份回到故乡，而是一家工厂的保育员。
除夕，爆竹在窗外哔哔啪啪地响着，母子俩围着火炉，唠唠叨叨，无所不谈。我把自己的画给妈妈看，还给她讲了许多学校的趣闻，直至妈妈的眼里笑出了泪花。当然，我也讲述了哑巴姑娘的事。
一切，妈妈都未作评论，只是不停地拨弄着火。最后，她回给我一个狡黠的眼神，又似乎在无意之中问起桂子有多高，胖不胖。
第二天，我看见妈妈夹着一块蓝色的咔叽布回来。当夜，缝纫机“嘀嘀嗒嗒”地歌唱了半宿。
我准备动身回学校，妈妈把一套蓝色的女装打进我的行李。她既没说什么，我也不问。不过我觉得更爱我的妈妈了。除了妈妈，我身边还有什么亲人呢？
回到学院，就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哑巴姑娘失踪了。
接着又一个消息：哑巴姑娘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被公安部门扣住了。
最后的新闻是小许告诉我的：“哑巴姑娘已押回学院，晚上开批斗会。”
大字报《哑巴姑娘失踪之谜》顷刻贴遍校园。我第一次在大字报栏前站了那么长时间。我久久地，一遍一遍地读着从哑巴姑娘身上抄出的“控诉书”。
“我父亲严涛是从法国回来的华侨知识分子，他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人民的艺术事业。”
“我父亲严涛无罪。”
“我控告那假借革命名义的极右派！”
“我控告……”
我漫无目的地在后山徘徊，不知怎地，又踱到老榕树下，没有任何许诺，我却毫不迟疑地把手伸进树洞去。
这是一卷速写。翻阅着，我觉得我变成了一株枯树、一块伤痕累累的礁石，变成了那永不凋谢的浪花，和那在飘泊中自恃的一丝彤云。
最后一张速写，画的是——我突然迷惘地睁大眼睛，画的是我。我站在飞溅的浪花中，然而是我又不是我，那神态恰像作者本身。
回宿舍的路上，我已辨不清周围都是些什么，又是一个无月的黑夜。
门边有人等我，他猛地捉住我的双臂，厉声说道：“走，到饭厅去！”
“什么事？”我挣扎着。
“你自己明白，老实点！”
“就是下监牢，也让我整理点行李啊！”
“别废话，走！”
我居然还来得及从敞开的房门看见我凌乱的床铺。一只小衣箱扔在地上。然而我到底放心了，宣传画还依然钉在墙上：一群红领巾挥舞花束奔向红太阳。
饭厅临时布置成会场，围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哑巴姑娘站在高凳上，穿着红衣衫，昂然抬着头，她直视那挂着蜘蛛网的窗棂。人保组长正做大会动员，摇头晃脑的样子不禁让人作呕。
“这份控诉书，文法正确，语言流畅，决非出自一个小哑巴之手！这里肯定有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并不难发现这里的线索，你们说，从她接近的人中，谁能写出如此尖刻的文章？你们说，，是谁和哑巴背后勾勾搭搭煽风点火？你们说，是谁多次收买拉拢一个小哑巴，为了什么政治目的？”
事先准备好的口号乱哄哄响成一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陈淮明，你这套女装是为谁准备的？”
扔在地上的衣箱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有人把我推到桂子身边，我抬起眼睛，发现她脸颊一阵绯红。
我镇静地回答：“给亲人，我的妹妹。”
“胡说！”人保组长“啪啪”地拍着桌子，马上有几个声音附和着他：“你是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儿子，你对文化大革命有刻骨仇恨，你借哑巴之口，喊出你替你母亲的翻案之声……”
他们总算说对了一个真理。我异常平静地站着，如果这份控诉书是我写的，那有多好。不，既然我没写出来，就让我写一次，在这里人的眼睛里写一次吧。
人保组长还在嚷：“告诉你，这不只是开除团籍和学籍的问题，我们要追查你的后台，不要忘记，你母亲刚刚走出干校，恐怕又得迈进监狱……”
妈妈！我难过地看着在坏蛋手中抖动的蓝衣服，愤恨地咬着嘴唇。妈妈。
突然，谁也没料到，哑巴姑娘飞快地跳下凳子，从吓懵了的组长手中抢过话筒，异常清晰地说：“控诉书，是我写的！”
全场一片哗然。
组长定住神，发出一声大叫：“抓住她！”
哑巴姑娘清楚地回答：“把笔拿来！”
很快，一支炭笔传了上来。桂子抓住笔，不假思索地在身后墙上写下：我们无罪！
一片死寂。
我们？我的心一阵悸动，暖流顿时涌向全身。桂子啊，我的好桂子，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真正相互理解了，你有一颗多么纯洁而又刚强的心啊！是的，我们。
又剩下我一个人在宿舍，小许早搬出去了，仿佛我是个传染病患者。
我悲愤地为我的《海鸥》润色。
谁在窗外？我抬起头，是桂子！她把手贴在唇上，示意我从窗口爬出去。
我一跳下窗台，她就拉住我的手跑进冬青树影之中，她的手滚烫，脸上有划破的伤痕，不用问，我猜她是逃出来的。
我跟着她走进了地下室，我伸手去拉电灯，被她制止住，她打开一扇小窗，一束淡淡的星光泻下来。
她用手指颤抖地抚摸着墙壁，我死死地看着她。她紧张而又激动地的动作牵动了我的心，为什么她对同住了十五年的旧居那么冷漠，而对监囚了她数年的地下室却有如此缠绵的依恋？
她强忍住眼泪，对我说：“你到床上去。”
我顺从地站高了。
“揭开那一条纸缝。”
我好容易看清旧报纸有一角没糊牢，露出一条缝，轻轻揭开这一角，我的手痉挛了，后边哪里是砖头？是一座楠木书柜！
姑娘的声音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这四面墙都是书柜，爸爸的藏书藏画全在这里，上次我为了送你那幅油画，揭开了这一张报纸。”
一切都明白了。
为了这，她成了哑巴；
为了这，她哪里也不去，宁肯在屈辱中默默活下去；
为了这，她请我帮她同暴风雨宣战；
为了这，她把脸依着冰冷的墙壁，好像扑在父亲温暖的怀中……
锁上地下室的门，她把钥匙塞进我的手心。我再一次感觉她在发烧，但是这无须多问。
“把钥匙交给——”她停下来思索，竭力选择最恰当的字眼：“交给未来！”
我目送她的背影，她单薄的身上在发烧，我几步赶上她，把我的棉衣加在她肩上。她微微偏过头，默默地注视着我，睫毛轻轻抖了一下。然后，用一只冻红的粗糙小手拉住往下的棉衣，走进夜色之中。
过了一星期，由于“革命的需要”，我提前分配了，分配在外省一座偏远的山区小学，规定我教语文、体育，我自己又给孩子们上了规定外的图画课。
闲下来，我还是创作，画山，画水，画人，明知不可能发表，我的习作还是一张一张堆积起来。终于就这样也不行了，校方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让我停止任课，听候安排。我把几件寒伧的衣服腾出来放在床头，最上面的是一套蓝色的女装。衣箱让我拿来装画卷，画的最上面，是那幅《风暴之间》，一把晶亮的钥匙压着它。
我的心颤抖了。
桂子，你在哪里？
你将永远不再沉默了吗？我亲爱的哑巴姑娘？
原载《今天》第二期 (署名 林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