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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山狼海贼

发布: 2008-11-21 10:15 | 作者: 邓刚



一个不允许你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社会,你还可以容忍,但不允许你有爱情,就很难活下去。其实,我已经不要求有什么爱情,只要是能找个老婆就万事大吉。全世界的男人都有个老婆,我却是个光棍,那太让世人耻笑了。更倒霉的是,由于我的个子高大,只要是在路上遇到熟人,对方总是反复地问我,老婆在哪个单位?几个小孩?男孩还是女孩?我只好反复地回答,我没结婚,我没结婚,我没结婚!于是麻烦就更多了,你怎么没结婚?你怎么找不着老婆?你怎么会没有孩子?好像过错在我这儿。更让你哭笑不得的是,有的人还没等我解释清楚,就教我上床经验,说你方法有问题,完事后,把老婆的两条腿提起来,使劲儿往下颠!还有的干脆就怀疑我没有性能力。我真是倒霉透顶,有一阵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迫不得已出门办事,也鬼头鬼脑地贴着墙根溜,倘若不小心撞见熟人,就像小偷似地绕道逃走。

问题的要害是那时的女孩子全都鬼一样精明,而且个个老谋深算,只要是介绍人把她领到你的面前,她审视你的两个眼睛就像X光射线一样要把你穿透,几乎没有寒暄就直奔主题——你的工作是国营的还是大集体的?你工资是多少?你的家庭状况住房条件,你家庭人口数量,当然也就问到你的父亲——我立即就原形毕露,像狐狸露出了尾巴。这时,我即使是剖心挖肝给她看,说我绝对与我“有问题”的父亲不一样,说我绝对地革命、勤劳、能干而且相当会过日子,也丝毫感动不了她们。

我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很同情我,也拼命地帮我找对象。他们也觉得“狗崽子”必须降低一格选人才,所以把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其丑无比的女人都搜罗来,这使我伤心透顶。更伤心透顶的,就是这些最其丑无比的女人听说我是个“狗崽子”,竟也高傲地朝我一撇嘴,拜拜了。接近七十代中期,快到“而立之年”时,我还是在孤军奋战。

我开始自嘲式地自问,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狗崽子吗?当时城市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流:辽河儿女三千万,牛鬼蛇神占一半!意思是当时辽宁几乎有一半的人口都被打成反革命和坏分子。如此之多的狗崽子不是都结婚了吗?我猛然感到,不怨天不怨地,自能怨自己是个大笨蛋!我猛然地成熟了,并明白了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爱情不但要有激情,要有真诚,还要有手段。当然,说得好听一点的就是还要有技巧。我总结自己的失败经验,最大的失误就是缺乏技巧。既然二十岁以上的女孩子像鬼一样的精明,那我干么不去寻找二十岁以内的女孩子呢?她们天真烂漫,不懂政治的利害,情窦初开使她们像海里的小母鱼,傻呵呵地把鱼枪的亮光也当作异性的眼神了。只要我略施技巧,完全可以成功猎获的。

我把城市当作大海,每天都瞪着海碰子那样凶狠并锐利的眼睛,寻找猎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我们家东面的一条街,有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两只眼睛又大又亮,但你细细地观察,里面什么内容也没有。因为她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老工人,也是老共产党员,所以家庭从没遭受过什么政治上的压迫。这就使她像温室里的花朵,从没经过外面的风雨,当然也就单纯到简单的程度。从她羞涩的微笑中,你可以判断出她什么也不懂,不懂生活的艰难,不懂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连男人那恶狼般的眼神也不懂。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就以到邻居家串门的理由,想方设法地接近她。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还恬不知耻。第一,人家是共产党员家庭,我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当年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第二,我是快三十岁的男人了,她却是十九岁的青春妙龄姑娘。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根本就没有路,所以我必须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

施展什么样的才能呢?我心里早就有数,因为我是个海碰子,可以用海物当“诱饵”,当时人们贫穷得要命,能吃到我在海里打到的鲜鱼,能吃到我捕捉的海参,那绝对是共产主义了。可是征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光靠吃的东西不行,还要显示男人的魅力,我最大的魅力是会讲故事。因为我看的小说太多了,所以,肚子里装满了古今中外无数个故事。我决定以满腔的激情给那个女孩子讲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我相信她会被我的故事迷倒。

应该感谢的是那个倒霉的时代,第一是家庭里没有电视机。第二是电影院里几乎绝对地不上映故事片。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整天声嘶力竭地唱八块样板戏,人们的脑袋里全都空荡荡的,这就使我的故事格外生动感人。我讲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巴尔扎克,莫泊桑,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讲红楼说聊斋,我几乎把全世界都搬到她的面前。那个女孩子压根就没听过这些,因此,她两眼放射着惊喜的光彩。我大为振奋,再接再厉,斗胆讲起自己的创作来。我把那些惊险的碰海生活场景,把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浪漫的想象全揉合在一起,编成一个个生动而忧伤的故事,我发现淡淡的忧伤最能打动女孩子的心,为此,我就变本加厉地忧伤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活得忧伤!

这个女孩子家里人口很多,上有爷爷、奶奶、父母、姐姐、妹妹和弟弟共十多口家。晚上,全家都老老实实地坐在炕上等我来讲故事,如果我加夜班或是去海里扎猛子,不能在晚饭后去她家讲故事,就像今天电视断电一样,使她家所有的人都焦急万分。当然,看起来我是对着全家讲故事,实际上我是对一个人讲,那就是对她。奇妙的是她竟然也能感觉到我是在对她讲,爱情真是莫明其妙又妙不可言。这样讲着讲着我就把她一个人讲到大街上,讲到公园里,讲到灯光暗淡的胡同里。

大连的冬天特别寂静,特别是下了雪以后,脚踩在软绵绵的白雪上,发出令人愉悦的咯吱声。我们并肩走着,洁白的雪路在我们前面无限地伸沿,她一声不吭,只是听我讲。这时我特别得意,得意我这个狗崽子竟然也能享受爱情,而且还是真正高质量的爱情。要知道,与我并肩同行的姑娘是多么的纯真,多么的美好,她决没想到我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职工,决没有想到我挣多少工资,决没有想到我有没有住房,决没有想到我的父亲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她只是感到我这个人好,我这个人有意思。然而,我一面得意着,却一面担忧着,因为我只是对她讲故事,不能多讲一句感情话;她也只是听我讲故事。

我不敢随意将爱情的纸窗户捅破。当时的女孩子在激烈的“革命”教育下,对爱情充满了无知甚至恐惧。我在充满热情和幽默的讲述中,却在时时担忧莫名的结果,这实在是一种折磨。但我要忍耐,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克制,决不能掉以轻心露出马脚。太纯真的女孩子在爱情上有时是个麻烦,男女的事说得太多会让她感到我是个流氓。其实我自己感到我确实是个流氓,因为我所讲述的一切都是有着强烈的目的性,都是为了把她俘虏过来,成为我的老婆。只要想到我的目的我就面红耳赤。问题是我已经没有退路,绝望中燃烧着希望,特别是当我滔滔不绝地讲动听的故事时,她那对充满稚气的大眼睛对我目不转睛,使我的侥幸猛然膨胀为信心百倍。总之,我必须得豁出去了。一天晚上,讲完一个我自以为相当动听的故事,看到她那闪烁激动神光的大眼睛,我不仅涌上来胆量,一阵吱唔之后,我便“原形毕露”,对她说出了我的“狼子野心”。

她愣了,一下子站住,也许还后退了一步,好像我是个突然露出凶像的大灰狼。我心脏一阵狂跳之后猛然无声,血液也停止了流动,脸皮却高烧般地发红发热——坏啦,全功尽弃,这成百个故事算是白讲了。可正当我心下发慌之时,她却说了句我意想不到的话,我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我的天,事情原来是这样,我千聪明万智慧,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方式回答我。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她答应我,但她父母要是不答应呢?我的心脏又开始了狂跳,血液重新流动起来。我明白,要是她父母不同意,就等于玉皇大帝不同意一样,牛郎织女只能是站在天河的两旁。我明白,她父母肯定不会同意,政治和经济的巨大落差,我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政治歧视造成的爱情悲剧,在我们这个城市上演过无数次。师傅们讲社会上的传闻时,内容大多数是狗崽子的爱情悲剧。某某地富子弟,竟恬不知耻地看上贫下中农女儿啦;某某家庭有问题的女人,被出身好的男人一脚踢开,全是让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的事。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但我心里还是照进来微弱的光亮。至少,她没有拒绝我。这使我还能咬紧牙关,继续对她讲动听的故事。我对她说,我刚刚只是对你随便说说,你可千万不要对你父母讲呀。深深的夜里,我回到家里,没有开灯,而是摸索着上床睡觉。我听到母亲翻身的声音,似乎还叹了口气。可怜的母亲,是在为可怜的儿子叹气。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一次约会,她说来不了,因为晚上要参加民兵活动,她是工厂里的基干民兵。我突然神经兮兮起来。骑着自行车到她所在的工厂,像个特务那样,偷偷地从工厂围墙上朝里面窥视。看到一群背着步枪的民兵正在练习走步,队伍中她也背着一支步枪,很有点飒爽英姿。一个背枪的男人走到她身边,纠正她走步的姿势,她羞涩地笑着。一股酸楚的滋味猛地涌上来,我这才认真地感到,一个狗崽子与她的地位是多么地悬殊,我不能再荒唐下去了。

一个人的心灵上没有折皱,就会感到这个世界光滑。没想到再次约会时,她还是那样瞪着两个无邪和无知的大眼睛,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从侧面望着她,月光下她那亮晶晶的鼻尖,那半张半合的嘴唇,那痴迷的眼神,都在表现着和我走在一起感到幸福。我心里很有些莫明其妙,既然她已经知道我的狼子野心了,为什么还跟我在一起?我简直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又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我却第一次沉默不语。她感到不适应,抬头看看我,两只大眼睛闪着孩子般企盼的光她,要听我讲故事。我突然咬牙切齿起来,不能再优柔寡断,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与她一刀两断。借助黑暗的力量,我终于说出我不愿说出却必须说出的话。我说今晚是我讲最后一个故事了,明天……直到永远,我们不会再走在一起了……

我故意说得悲伤,说得郑重,更故意说得残酷无情。

她绝对地感到五雷轰顶,脸上第一次失去笑容,两只大眼睛第一次乌云密布。不知为什么,她这种愕然的表情竟使我大感快意,我在恶意地享受着一个狗崽子的尊严和自豪。

突然,她说,不行。

我愣了,什么不行?

她说,不行,不行。

当然,我知道她“不行”的意思,就是说她要继续与我走在一起,继续听我讲动听的故事。她不会说华丽的词藻,只是一口一个“不行”,这个“简陋”的“不行”,让我可笑同时让我心疼,并格外觉得她的可爱可怜和朴实。

可是我却更快意更凶恶了,我说,什么不行?不行也得行!我的心里简直就气势汹汹,整天陪着你讲故事,爱情的前途却又渺茫,我太不合算了!

她看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几乎就光火了,真想大声地喊出,我毕竟得成家立业吧,我毕竟得找一个老婆吧,我白白地对你讲这么长时间的故事,不是在吃大亏吗?

她还是瞪着大大的眼睛,绝对婴儿那样幼稚的眼睛,这令我无法怒火万丈,但也无法心平气和。没办法,我只好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就像海碰子在水下暗礁里憋得受不了,浮出水面换气一样。我说,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起,要是你妈妈知道了,不同意怎么办?

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几乎就是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跟你跑!

这下子,轮到我五雷轰顶了。这样一个羞涩的,单纯的姑娘,在那样革命的年代里,会说出“跟你跑”这三个字,“跟你跑”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私奔”呀!而且是一个革命家庭里的女孩子跟反动家庭的狗崽子私奔。

总之,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发疯,跑回家里对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宣布,我打了个大胜仗——共产党员的女儿坚决跟反动的狗崽子跑。国共多少年都没有合作成功,但是我合作成功了!但是我母亲却忧心忡忡,她说算了吧,因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头脑发发热的革命领导们有点冷静了,这才突然发现中国人口多得像蚂蚁。于是就下命令:男人必须到26周岁,女人必须到24周岁,才可以登记结婚,可等到她24周岁,我都三十二岁了,人过三十日过午,要是那时她变心,我绝对就晾在半空了。母亲很现实,她说到农村找一个吧!一个在城市里挣工资的男人,找个在农村挣工分的女人,还是有着踞高临下的优势。母亲的话像一桶冷水当头浇下来,我这才悟到我是多么的乌托邦。我从兴奋地高峰再次跌落下来,决定不再去讲故事了。

然而,第二天晚上下班,我却完蛋了,如果不去解放广场旁边的小邮亭与她约会,不再充满激情地给她讲故事,那我绝对就活不下去了。这样,我就鬼使神差地又走到往日约会的地点。没想到,远远地我就看见她像个傻帽似的站在那里——她就知道我肯定能来。一阵甜蜜并巨大的感动,令我重新下定决心,要用成千上万个故事把她包围,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得密不透风,让所有的坏男人也打不进来,一定要讲得她心中的太阳就是我。

这样,我用尽了浑身解数,整整讲了四年,一直讲到她过24周岁生日那天,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进结婚登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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