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来的还是来了，继北京之后，上海黑画展正式开幕，我们被勒令去接受教育。跑到南京路成都路口的美术馆，人山人海，比全国美展还要盛况空前，都抱了一股看杀场的兴奋感。进去当门是丰子恺老爷子的一系列漫画，尺幅都不大，装在黑色的镜框里，用的是他一贯童稚的笔法，第一张画了个小孩，抱了个长胡子老头，旁边题跋曰；西边出来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心脏不好的被这幅画吓死都有可能，你想想当时红太阳也叫了很多年头了，东方红天天都要唱，大家都心知肚明太阳就是最高的象征，攻击篡改红太阳就是攻击毛主席，很多人因此获罪入狱。这老爷子全无顾忌，猛然来了个绿太阳，还是从西边出来，这不是不要命了嘛？接下去一幅是几个小孩在海边放风筝，被说成是跟台湾的蒋介石勾结，妄图反攻大陆，反正那时人罗织起罪名来想象力特别丰富，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接下去是程十发的牧牛图，被说成是向党和人民顶牛。林风眠的仕女画实在和现实生活联系不起来，就被归类成散布封资修毒素。再下来是吴大羽的公鸡图，一只怒冠竖起的大公鸡，眼斜着，尾巴高高翘起，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秉承清初画家朱耷的笔意，不得意的文人墨客，肚子里一股怨气，笔下的飞禽走兽都斜了个眼看人。但吴老先生也不看看时代，文革中上纲上线比清朝文字狱厉害几百倍，你不是摆了姿势让人踢屁股吗？斜眼就是心怀不满，翘尾巴就是反攻倒算，整一个自讨苦吃。还有张士桢也被揪出来了，墙上也挂了几幅他的风景画，画风中规中矩，带点欧洲情调的街景画，我还跟韩辛私下评论：既不‘野兽’也不‘印象’大师也不过如此。一圈绕下来，正看得起劲，完全忘了此行来是接受教育的，突然劈面撞见两幅画跳进眼帘，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一步也挪动不得。
这就是我们的罪证，韩辛那幅就是被美术系主任抓住的‘现行’，一张画到一半的，形体模糊颜色怪异的水粉肖像。我那时把我在现场画的肖像带走，后来撕毁了，一直在诧异被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原来是一年多前，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王老师交待下来要我们画些风景画，据说是布置涉外宾馆要用的。我起了张色彩稿，画面上是天桥上看出去的黄昏天空，青紫嫣红的晚霞，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前景有两个女工的剪影。这其实是张非常初步的构思，又是色彩稿，凌乱粗率是必然的，现在回头看看自己都不好意思，怎么会画这么幼稚滥情的画？当时画完了并没有下文，这张色彩稿就随手扔在文化宫里，想不到被王老师深挖出来，送到这儿陪绑来了。
三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对我的一次关于黑画的访谈中，主持人问道：你是否为自己的画和众多大师一起展览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难堪多于骄傲，如果那张画真是张经世杰作，不管在什么场合展出都是值得骄傲的。但那张画实在是粗率的，不成熟的，被为了政治目的而摆在一个荒谬的地方，荒谬的场合，上演了一幕荒谬的杂剧。像米兰.昆德拉在《不可承受之轻》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很多东西，看起来太荒谬了，但是那个时候人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荒谬的事情。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荒谬是需付代价的，而且是很重的代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人们都是像惊弓之鸟般地活着，但求无事。最怕的是头上飞来一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报纸上登了批判黑画展的文章，好事之徒传了，厂里知道了，从此不让我再去写字画画，而把我调到劳动强度最为繁重的一个车间里去工作，车间主任对我的态度如对四类分子一样，声色俱厉，碰不碰就要我知道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党和群众在观察你，帽子拿在手上，戴不戴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车间主任这种样子使得很大一批工人们也认为我是准坏分子了，挽救坏分子的方针是加强劳动改造，所以最苦最累的活都分在我头上，我在铸造车间里抬过滚沸的铁水，飞溅的铁水把下半截裤腿都烂穿了，小腿上留下无数的疤痕。铁水冷却后再用风镐把铸件中的铸沙除掉，一天活干下来，人就如非洲来的，从头到脚乌黑，哪是鼻子哪是眼睛都分不出来，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体力上的劳累还可忍受，更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几次被市里有关方面叫去训话，我母亲尤其紧张，因为我父亲在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直到六八年他去世，全家没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我再来担个政治罪名，戴顶坏分子的帽子，这永劫回归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我一直认为我们对词语的分量估计不足，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经验’两字，经验之中与经验之后完全是两种语境。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对体会不了当时那种担惊受怕的经验，也不能体会政治上的归档能对一个人的前途，家庭，日常的待遇，起多少影响。更没人预见文化革命有一天会突然结束，中国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头，在经济上全盘沿用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更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都是平常人，都没有前瞻的能力，都要尽力在当时的境况下生存下去。每次我被叫到市里去训话时，心中总做好最坏的打算，说不定风头一紧，就会被当作个典型，抓起来坐几年牢，以示警戒那些敢在思想上，形式上越雷池的家伙。
对我训话的是上海美术界的负责人，戴副秀郎架眼镜，板着脸，满口的党八股，我知道这人自己也画画，看他的作品，是受过西方美术的熏陶的，怎么会看不出这只是一件不成熟的画稿，随手的涂鸦，根本不能代表一个画家的作品。他这样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紧紧地揪住我一个小青年不放有什么意思呢？
我没机会当面问他，但十年后我在美国巧遇此人的女儿，言谈之间，她说她爸爸早就不画画了，整个成了一个政工干部。我一听，对此人十几年的怨怼一下子烟消云散，只觉得他可怜，我是受到冲击，荒废了几年画画的时间，他是被连根拔起，做了一个政工干部，成了工具，从此跟绘画无缘，就是他想重拾画笔，无奈观念眼光心态都被扭曲，再也不可得了。
黑画展之后上海的那些海派画家确实收敛了很多，张士祯宣布他封笔了，不画了。蒋宝华看到我们就只说怎么自己忙着打制家具，要结婚了。颜文梁家里再也没去看过画。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跟我们保持距离，生怕这两个闯祸胚给他们带来晦气。也好，省点时间，关紧门在家多画些画。
出国之后，整件事情被我扔在脑后，很少想起那滑稽的一幕。在国外评判一个艺术家成就时，首先看他能不能打破常规，用一种新的眼光去解释我们平常看到的日常世界，当年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无不用其极来挣脱世俗认可的框架，马塞尔。杜尚更是调侃地把一个小便池搬进美术大展，向传统的审美观念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去，黑画展突然有了正面意义，在那一味颂歌颂德，比赛谁能把红太阳画得又红又亮的荒谬年代，黑画展以一种个人的，独特的，反思和不同流俗的姿态展示了；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
我在二零零六年回国时，在一个画展的开幕酒会中遇见那位美术系的主任，他大概七十多了吧，精神还不错，兴致勃勃地在大堂里到处和人握手打招呼。那是个很前卫的画展，展出的都是些抽象的，观念的作品，数字如印刷制版地排列在画布上，霓虹灯管弯出来的雕塑，也有用工业废品做成的装置艺术。显然，大部分观众对这些作品还不习惯，一群人地跟在美术系主任身后，听他头头是道地讲解这张画主要特点是什么，那张画又是受了哪个西方大师的影响。在休息间我走到他面前作了自我介绍，他热情洋溢地跟我握手，我说我们三十年多前就见过面，他茫然地问我是在哪个场合下见的？我踌躇了一下：说那次见面并不是很愉快。他眼神一闪，漠然地说他老了，很多往事都记不清了。
记忆是有选择的，也许，他忘了更好。
2008-5-6
范迁: 上海人，自幼学画，八十年代初出国，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曾游历欧洲两年。九十年代开始写小说、散文，作品广见于北美各大媒体，包括长篇小说《错敲天堂门》、《古玩街》和中短篇自选集《旧金山之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