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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79: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发布: 2008-11-27 21:20 | 作者: 柏桦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过,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无疑,1979年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我从一名无所事事的大二学生突然开始集中精力于一件事情了,那就是写诗(其实我从初二就开始写诗,学习过毛泽东诗词,亲手抄录过《唐诗三百首》,阅读过贺敬之的诗并在《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的小提琴独奏旋律下朗诵过他的《西去列车的窗口》,甚至还读过几首莱蒙托夫,但最终不了了之并没有形成做一个诗人的意识,一本真正能够决定我命运的书还没有出现,它在等待,而我在寻找)。

那时我正在广州外语学院读书,与少年时代的朋友彭逸林(我们读初中时有一个私下的学习小组,他和我以及杨江,我们曾狂热地读现有的书,如李锐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天演论》,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联共(布)党史》,甚至还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来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当然也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活页似的简单的古典诗歌与散文。有时我们也会相互酬唱几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类。顺便说一句,开列这个并不全面的当时的书单是很有意思的,从中可见一代人的阅读史并管窥其成长史,那是一个不仅盲目更无选择的年代,这些书只能使人格中集体“超我”,即被规定的“超我”这一部分古怪而凶猛地成长,真正的“自我”依然在沉睡,关键之书仍遥遥无期)互通了大量信件,他当时在成都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现在是重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邮差传递着书信,书信交流着生活,无序的青春在激烈的运动,在奔向一个有序的共同点——诗歌——它成为我们书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重新集中的焦点。

1979年的一天我怀着相当新鲜的心情读到彭逸林寄来的分析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的文章——一篇单纯得令我羡慕,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文章;同时他告诉我他已开始写“现代派”诗歌并与四川大学的学生游小苏(以一本《黑雪》诗集震动川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郭健、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欧阳江河、温江歌舞团的骆耕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女诗人翟永明组成了一个诗社,骆耕野由于成功的“不满”和年长被推为诗社社长,游小苏是诗社公认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以一口抒情的《金钟》响遍了校园,甚至响遍了重庆、贵州、昆明、西藏,年轻的大学生们争相传唱其中一行“作我的妻子吧”;诗人当时并不知道他将为美丽的抒情付出何种代价;如今代价已兑现,很快,大学毕业不久,他就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负责墙报及共青团工作。看来那“表层的”抒情或许非要某种内部的“邪恶”来支撑,比如波德莱尔、魏尔伦、甚至维庸,但他从一开始就与这个品质无缘。这也让我想到T.S.Eliot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一段话:“在某种悖缪的意义上,做恶总比什么也不干好,至少,我们存在着。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拯救能力,这是对的,认为人光荣是他的诅咒能力,这也是对的。”为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T.E.Hulme在谈论波德莱尔时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人在本质上是坏的。”)。

很快,我又从彭逸林的来信中得知北京出现了一批“今天”诗人,北岛、芒克、江河、顾城、杨炼、舒婷,我从彭逸林激动的笔迹中新奇地打量这几个名字,恍若真的看到了“太空来客”。一个老诗人卞之琳(彭逸林与他有过通信)的名字也出现了,他在新一代诗人中再度以他早年的四行“断章”引起轰动。“年轻的”(刚复刊不久)《世界文学》杂志欢快地刊登出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在译者附言中他提到梁宗岱教授是中国介绍瓦雷里诗歌的第一人。而梁宗岱就是我校的教授,就在我的身边,后来我与梁教授有过较深的交往,他的高傲和天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几乎也就在那同时,我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事情来得非常偶然。王辉耀,我的一个同学(他后来成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驻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经济参赞),他仿佛是神随便派来的一个使者,他把一本杂志(《外国文学研究》,徐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传到我的手中。就是这本杂志在我决定性的年龄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在此之前,即早年的阅读随之作废(注意:仅指能指,即形式意义上的作废),但早年那些看似无意思的阅读却为我的反叛性或离奇的革命性打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基础,若没有这个基础,何来与波德莱尔的一见如故及息息相通。此时,一幅波德莱尔的肖像——“我精神上初恋的象征”已呈现在我的眼前,下面有一行文字注释:“吸食大麻、鸦片之后的诗人波德莱尔。”大麻、鸦片、诗人……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仔细观察这位诗人。他神思飘浮,温驯的眼睛略带一丝冷漠,大麻已融化了他那易于激动的内心,一滴清泪欲从他的眼角无言地滴下;他倦怠而优雅,一只手纤细地支着头,轻柔地瞧着我。这样的神情对他是少有的。我后来见过他大量的形象,全部都是傲然不屑、冷若冰霜,眼睛放射出逼人的愤世嫉俗的寒光。这个雪白的“撒旦”,嘴唇的线条特别挑剔,翘起的下巴坚毅绝伦,百年之后他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诗人中至美的危险品、可泣的亡魂,我的心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就要跟随他去经历一场“美的历险”。

突然,我的目光转停在《露台》这首诗上。我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就在那一夜,1979年秋天广州北郊一个风景如画的校园的白夜,一粒耀眼的星火已确切地点燃我生命通往诗歌之路的导火线,我就要开始我那真正的燃烧之旅了。

阅读随之铺开,抄写与练习交替进行。

我的第一首“现代派”诗歌(严格地说应是浪漫主义的)是《献给爱琴海》,一个遥远的地名由于翻译的原因恰恰与中国的“爱情”一词谐音。我从“爱琴”到“爱情”显得又愚蠢又滑稽,可在当时我却郑重其事,不遗余力。空空如也的浩叹,华而不实的语言根本不能表达我生活的经验,更谈不上诗的形式与技巧了(这首诗受到彭逸林的加倍鼓励,一时信心大增),但我却写得热泪盈眶、百感交激。我那23岁的朦胧激情,我那幼稚而可笑的“爱琴海”(或爱情海)非要不顾一切地献给一个空想的美人;从这个不知名的美人出发,我不分昼夜地写诗。一天,我碰巧在《诗刊》(以前从不读《诗刊》)读到北岛的《回答》、《习惯》、《迷途》。紧接《露台》“母亲般”的震荡之后,《回答》又带给我“父亲般”的第二次震荡。

那震荡也在广州各高校引起反应。我看过杨小彦(他现在是中山大学传播系教授)一个很漂亮的笔记本,上面抄了许多北岛的诗,当然也有这首“可怕的”《回答》。确实可怕,一首诗可以此起彼伏形成浩瀚的心灵的风波。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显得不太真实或不可思议,而当时的生活就是如此。毛泽东时代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关注精神而轻视物质的激情,犹存于每一个“77级”、“78级”大学生的心间。而这一点与苏共时期的俄罗斯又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当我每每阅读布罗茨基那篇著名的《小于一》时,常生出一种“刺人心肠”的时代共鸣感。他说:

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单独使用的房间与女孩调情,女孩子也没有她们自己的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按:这与我们中国当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两手空空的散步和谈话也成为我们当时精神生活的亮点)。倘若把我们走的路程用里数来计算,那必定是个天文数字(按:我就曾徒步走过100公里去见一个朋友,接着又边散步边谈话近5小时。后来,我把这一徒步与谈话经历写入诗中:“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我们谈了许多话,走了许多路/接着是彻夜不眠的激动”《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再后来,我开始思考“徒步”这个词。徒步在中国的古代总是与山水与会友相联系的,古人云:行千里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徒步的形上学,如陶潜在《时运》中写的“袭我春服,薄言东郊”,讲的便是徒步行走在山水间感悟自然的事。这一点还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山水诗人加里.斯奈德,他在《仿陶潜》一诗中这样写过:“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 / & hike across Tamalpais.”而如今在中国一切早已改变,“徒步”一词在毛时代已从古典山水游历中脱出,获得了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美感,即重精神轻物质的美感。它甚至成为了我们成长中某种必须的仪式:如早年的红军长征,文革中的红卫兵大串联,以及萧索的七十年代,那时一个人连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去见一位朋友也会让他陡升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徒步的紧张和复杂的感情与庄严)。破旧的栈房,工厂区的河沿,雨天公园里湿漉漉硬梆梆的长凳,机关大楼的阴冷的门洞——这些便是我们当初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布景(按:即精神布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物质刺激”。

而北岛“回答”的激情,正好供给了那个时代每一个内心需要团结的“我——不——相——信”的声音。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毁灭或献身的激情! 仿佛一夜之间,《今天》或北岛的声音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从成都、重庆、广州中山大学等许多朋友处 ,我频频读到北岛等人的诗歌(而在当时的《今天》中,我只喜欢北岛一个人的诗)。这种闪电般的文化资本传播速度哪怕是在今天,在讲究高效率的出版发行机制的情况下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这或许应归功于我上面所说的那个时代特有的“现代”传播形式及传统:走动——串联——交流,尤其是那个时代老式但快速的政治列车,它几乎是以某种超现实的魔法把一张写在纸上的诗旦夕之间传遍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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