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不计划生育
在当时，我对计划生育这个后来连农民都十分明了的词语，还不是十分明了，只是隐隐觉得，这个词语与生孩子有些关系。而那个年代，我们乡村也同样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只是中国的某些城市，开始有了这样的号召。所以，对计划不计划生育，我并不十分兴趣。只是觉得，捡到了这张卡片，证明了我对那两个汽球是来自台湾反动派的一种判断。只是觉得，台湾人虽然反动，可他们大街上的美丽却是超出了我的所见和想象；还有对照片上母子们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羡慕。
山谷中空旷无人。我拿着那张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到了工地，又把那张卡片藏在雨淋不到的、别人也不能发现的一条石缝。虽然之后我没敢再去石缝里看那张卡片，却已经在心底里藏下了一个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台湾人可能比我们生活要好；而我们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对于社会、革命和世界朦胧的怀疑，让我想起了我那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因为在那个虚构的故事里，充满着阶级斗争，也有着一个来自台湾特务的丑恶形象。
我又开始写起了我的那部长篇。
因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结婚去了，给我留下了独占一屋的空间。可在某天动笔时候，方才突然地发现，因为每天在山上搬石头抡锤，往车上铲装石碴，铁镐的把儿和我缝了几层补丁的裤腿，时时挤压着我握铁锹把儿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如同了树枝一样干枯曲弯，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握那细滑的钢笔。发现手指无法握笔的时候，望着干硬的指头，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觉得坦然。试着用左手握笔，却又依然不能写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纸上写着，直到可以把字写得有些像字了为止。
就这样，在每天不干十六个小时时，而只上一班八个小时的时候，我都会关起门来，写上几页、几个小时的所谓小说。这个时候的写作，已经不太寄希望于以它的出版，来改变我的命运，让我逃离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觉得，现实让人感到生存的绝望，在写作中，能让人觉出有个新的世界的存在。
就这样，上班，写作；写作，上班。上白班了晚上写，上夜班了白天写。以为一切都将过去时，因为工地上忽然走了几个来自安徽的工人，我又有机会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时，一干半月时，世界轰然而悄然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是自一天的半夜开始的。一天的半夜，已经是十二点多，忽然间，寂静山脉工地上的大嗽叭里，莫名奇录地响起了音乐，播放了豫剧《朝阳沟》。先前，那大嗽叭里除了播音各种通知外，就是革命新闻和革命的京剧样板戏。可是那一夜，天空有云，万籁俱静之时，大嗽叭里竟然播放了有些靡靡之音样醉人的豫剧《朝阳沟》。我们不知道嗽叭里为什么不再播放那革命的样板之戏，而改播了优美的地方戏曲。大家都怔在那儿，停了手中的活儿。都在听着《朝阳沟》中的“走一步，退两步，我不如不走”的优美唱段。直到后来，那些年长的工人们干着活儿，就都跟着大唱起了《朝阳沟》来。
我就是从那一夜突然意识到了豫剧之美，直到今天，还迷恋着河南的戏剧。因为那一夜，我要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所以，第二天八点下班，回到山下水泥厂的工人宿舍区里，已经是来日的上午十点多钟。就在那宿舍街区的墙上，那一天，我看到了到处都是奇怪的标语。内容尽皆都是打倒汪、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我不知道汪、张、江、姚是谁，不知道“四人帮”是什么意味，就如不懂“计划生育”是什么意味一样。回到宿舍，我小心地去问我的四叔，说汪张江姚是谁？
四叔说汪、张、江、姚是：汪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我知道汪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都是我们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想起不久之前，毛泽东逝世时，我在山上干活，直到一周后从山上下来，才愕然听说毛主席已经死了。现在，毛主席的夫人和她的好友们，又都被抓了起来，这使我过了许久之后，才隐隐觉得世界将要发生下什么变化。一场新的革命，也许就要到来，尽管各种革命似乎都与我无关。但在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汪、张、江、姚的顺序，一定被谁排列错了，应该把江青的名字，排在汪洪文的前边。虽然汪洪文是国家副主席，可江青，毕竟是毛主席的夫人。
后来的事实明确地证明，中国确实有了新的革命。
而且革命，与我有关。
在非常偶然、普通的一天里，我正在山上干活，我的四叔急急地从山下走来，到我面前犹豫着说，你下山买票回家去吧，家里有了急事。我怔在叔的面前，有些惊慌，有些忙乱。叔看我忙乱，就取出了一封电报，默默地给我。
电报上只有简单四字：“有事速回”。在那个年代，电话网络，不像蛛网样罩在今天的上空，让世界变得小如手掌。而那个时候，通讯的主要方式，就是信和电报。缓事发信，急事发报。而发电报，一般又都是家有告急，如亲人病重病危，或突发别的灾难。因为电报上每发一字，需要六分钱还是八分钱，这六分、八分，是两到三个鸡蛋的价格。所以，世界上最简介的文字，自然就是电报的语言；最令人不安的文字，也是电报的语言。
因为家有病人，这让我不敢多想电报背后的事情。就只能怀惴着电报，急匆匆地下了矿山，买票整物，连夜启程，回到了洛阳嵩县的一隅老家。
到了家里也才知道，家里一切如常，只是因为社会和从前有了大不一样。
六
中国的社会，又有了高考制度。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报名去考那事关你命运前程的大学。
从新乡回来，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就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整整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途道一样。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题目，充满着悲伤和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息。清楚的记得，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我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 ——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的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感念和情感。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情真意切，壮怀激烈。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400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因为作文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稿纸时，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过去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划，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于是着，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儿，让所有的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像一个时代，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一样。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连考上中专的也没一个。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自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问负责填报自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自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填成了北京大学。
我也一样。
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绝对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也没有到新乡水泥厂里接续着去做那炸山运石的临时工人。我想在家写我的小说。刚巧我大伯家的老大孩子，我的一个名为发成的哥哥，他是一位名远近闻名的匠人，在一个水库上成立了一个小形建筑队，我就白天跟着他到水库上搬砖提灰，学做瓦工。晚上在家里夜夜赶写我的长篇小说。就是到了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我也呆在屋里，一直写到第二天鞭炮齐鸣，春光乍泄。
一九七八年的下半底，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在我人生的途中，迈出了最为坚实的进城寻求人生的一步。可在军营，所有的人问我为什么当兵时，我都会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保家卫国。问我为什么写作时，我都不说是为了我的命运；而是说为了革命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去争做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合格军人。因为革命，是那个年代的根本，革命掩埋、掩盖了那个年代里人的一切。可是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30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做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的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2008年7月17日 于北京
阎连科 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以色列、西班牙等十余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