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一件事我一直无法忘记。那是一次夜间训练，地点在离营房十来公里外的莘坳稻田里。指挥排在进行捕捉敌方炮火目标练习。连队的通讯员在田野上用步枪发射曳光弹，模仿敌军炮火的火光，侦察班的炮队镜要在曳光弹升起的瞬间捕捉到目标，从而制定出射击诸元。那天天气不好，下着毛毛雨，大伙在田埂上跑来跑去搞得一身泥。训练结束已是半夜。回到营房时，我隐约听得有人在说刚才通讯员用步枪发射曳光弹的时候竟然把一根横跨稻田上空的电线打断了，断掉的电线掉在水田里还闪出了火花。我当时已睡意昏沉，脑子里还想通讯员这个小子真好枪法，杨子荣一样，竟然能打断一根电线。
大概过了三天时间，指导员喊我当天不要训练了，陪他到莘坳镇委去一趟。这时我才知那天夜间曳光弹打断电线的事闹出人命了。一个孩子大清早到水田里抓泥鳅，结果被断掉的电线电死了。现在指导员和我就是要去镇上处理这件事。指导员考虑可能会和当地的农民谈判，怕语言沟通有问题，所以带我去当翻译（莘坳属温州地区，方言和温州话相似）。我有点紧张，准备去面对一大群愤怒的农民。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到了镇委的院子，里面冷冷清清的。和我们接触的是一个姓李的公安特派员。公安特派员听起来名头不小，其实不是正式的公安编制，也没有发警察制服，他穿的是一件褪了色的卡其中山装。他当过兵，会说普通话，所以也用不到我翻译了。会面是在他极其简陋的住家兼办公室里进行的。他向我们介绍了情况。死者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去年才死了父亲，家里没有收入，所以要自己去捉泥鳅卖。他死了之后，留下他妈妈一个人。后来指导员就和他讨论赔偿的方法，没有很大分歧达成一个我认为不是很大的数目，大概是四百多块钱吧！
几天之后，指导员带我又去了镇里见李特派员。是他打电话让我们去的。他告诉我们那个孩子的母亲也死了，是太悲伤了自杀的。这样他和指导员重新讨论了赔偿的方案，又加了一点钱，具体结果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参与了这个事件的处理，虽然没有翻译过一句话，可后来心里总是有一种羞愧的感觉。我很奇怪死者的乡人邻里怎么会这样冷漠地对待这件事。那一带的农民是比较凶悍的，村里的人要是被人家欺负通常不会罢休，而这回出了两条人命，竟然没人到几公里开外的部队营房讨个说法，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原因。还有一点我是后来想到的。按道理那个夜里电线被打断之后，我们的连队干部应该马上采取措施才对。比如应通知地方变电所把电源切断，或者在出事地点设置警戒。这些事要是做了，那可怜的母子就不会死了。这件事后来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谁也没有受到责任追究，谁也没有受到处分。
五
1979年2月的某个傍晚，营房里响起紧急集合号，气氛特别不一样。连长出来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连长说到我军攻势已经开始，部队已进入越南境内，苏联的军队可能会介入，大规模战争看样子要发生了。接着指导员宣布每个人都要准备上战场，我们的部队可能会调到铁路沿线，随时准备将火炮装上火车开往广西前线。当时天黑了，这样还好些，可以掩盖一下每个人的脸色。我记得当时的心情是很沮丧的。完了！要去打仗了！我当时觉得打这个仗根本没意思，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没话说，是必须打的仗，可是跟越南人打仗却让我不是滋味。前些日子还是最亲密的朋友，我们多么熟悉胡志明、范文同这些人的名字，现在却要我们去送命，所以真的心情很不好。大概两天后，有正式命令下来，要榴炮营每个连队出十个人上前线，补充前方一支炮兵部队的伤亡空缺。有人开始向连部送要求上前线的申请书，我也跟着写了一张，你要是不写，领导看你不爽说不定就派你去了。那几天连部关起来门来商量支前名单，我们都在不安地等待。
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军分区通知我们几个球兵几天之后去司令部集训篮球。这真是有意思，这边在打仗，首长们倒有兴致来集训球队。这让我觉得这场战争大概不是很重要。我觉得首长的本意也不是让我们去打球，而是怕基层连队一不小心把我们这些人送上了前线。毕竟，挑几个好的篮球队员还是不容易，所以把我们集中起来保护了。在我们到分区集训之前，连队里的支前人员名单出来了。我们一看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名单里有山东兵谭兴昌，外号“大嘴”；还有个东阳人施兴贵，外号“吊死鬼”。凭他们的外号，就知道他们是一些麻烦的兵。还有一个是五班长，前些日子和领导吵过架，最近还在闹情绪，也在名单之内。我们相邻的连队也是这样，一些毛病多的兵都列入了上前线的名单。
就这样，在中越战争开打的时候，我们再次回到了球队。集训时队长开玩笑：分区首长觉得我们这些个子太高的人到了越南山地没什么用，目标太大，让人一枪一个。我们都会心地笑了。这次集训后，我们要去参加省军区比赛，请的教练是前面提到的“长票国良”。他这时已四十来岁，开始当教练了。集训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前往杭州，一路上看到铁道上好多军列装了坦克和火炮飞驶而过，西线战事正紧。到杭州后，见到了我当兵前在青少年队的队友丛军。他父亲是老分区卫生部的，1975年他随父亲调防到了江苏泰州，在那里当兵回到了浙江临海，这回是代表台州分区来比赛。我们小时候是最好的朋友，他离开时我伤心了很久，所以这回重逢十分高兴。他说起以前和我们一起打球的赵建军也上了越南前线当步兵，冲锋时被打死了。小赵比我还小几岁，个子早有一米九多，是个非常有潜力的球员。他的父亲原来是老分区球队的中锋，后来是教导队的副教导员。我以前去过小赵家里，他们家住在山上的部队营房里。真想不到他不到二十岁就死了。
那次比赛后我被选入省军区队。球队住在清波门的省军区礼堂里，集训迎接南京军区联赛。比起军分区队，省军区队强了许多。我一米八四是最矮的一个，几个老队员是从南京部队一队下来的。我刚去的时候，我们的教练丁坚根刚从绍兴农村挖到一个宝贝：一个才十五六岁身高已有两米一十多的孩子。他叫胡章宝，是个孤儿，跟着亲戚过日子。丁教练去他家时，看到家徒四壁，仅有两个吃饭的碗。把他带到杭州后，南京部队马上带去了试训。他的脚太大，找不到这么大的球鞋，后来从北京穆铁柱那里借了两双鞋，连夜托人带到了南京。这个孩子后来成材了，有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就是胡章保。
在省军区球队打球，训练很艰苦，可还是很开心，自己一直想到专业球队打球的梦想不就是这样的吗？杭州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住的南山路一带梧桐树高大成拱状，秋天时路上铺满金黄的落叶。过了马路就是柳浪闻莺公园，二月里樱花就开了，然后是无边无际的桃花，还有硕大的玉兰花。我们的训练经常是在风景中进行，有时绕西湖长跑一圈，有时去爬北高峰，有时去九溪十八涧。还有一次跟着政治部机关去劳动，是在梅家坞茶园采龙井茶，和好多采茶女一起，还有一些美国旅游团的老太太也在凑热闹。这叫什么劳动？都是在玩呗。我相信是杭州的美丽风景让一个隐藏在我心里的东西苏醒了。那个时候在训练间隙，我会沉醉在书本和幻想中，还会在小本子上写一些东西。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为书本而感动。如果为故事感动那也很正常，可我有时还会为故事之外的东西比如田野、树木、河流而灵魂出窍。这个种子开始了萌芽，比篮球带给我的喜悦更为有力。
有件小事值得一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两个智齿一直长不出来，经常会发炎。一发炎，半个脸就肿得猪头似的，还会发烧。后来去省军区117医院看病。一个年轻的女军医说要拔掉。我说那就拔吧。她问拔两个还是一个？拔一个是门诊手术，拔好了就回去。拔两个呢可以住院。我想了想：当了几年兵还没住过院呢，还没让那些女兵护士们伺候过呢。于是就说拔两个吧，反正早晚都要拔掉。结果就住进了位于杭州九里松的117医院。第二天开始拔牙。那女军医是个新手，要不哪有拔牙要住院的？我的那个智齿特别大，象牙一般，位置又不正，卡在另一个牙下面。那个女军医搞了很久搞不下来，只好把一个男军医叫来帮助。他们二位一个人拿榔头，一个人护着凿子，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凿我的牙床，差点把我搞休克了。我在医院呆了几天，出院时本来要坐车回清波门，可看到路上风景如画，就步行归队了。在岳飞坟那里进入西湖边，沿着苏堤走回来。苏堤一侧是湖对面的刘庄，以前是毛主席的行宫。那一带长满了塔状的枞树，倒映在湖水里如仙境一样。我沉醉其中，仿佛化入了周围的风景和空气间，那波光潋滟的湖水、远处黑黝黝的塔树后隐现的亭台楼阁、还有身边的垂柳和带花粉的冷风，一时间和我意识深处的光和影重叠在一起。1975年我第一次看到三潭印月的石塔时，感到是梦中的影像变成了真实，而这回则是眼前的真实风景带着我深入到了自己内心的潜意识深潭。那天，我在苏堤水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了很久还不愿走，还拿出钢笔想写字。可不知怎么的，这钢笔滑出我手中掉进了西湖里。钢笔在水里的下沉速度不是很快，是像一条鱼一样慢慢游去。那是一支我心爱的钢笔，看它落入冰冷的湖里我很有点丢了魂似的。我在湖边又坐了一忽，想几千年以后人们从湖底打捞上这支生锈的笔时，会知道此时发生的事吗？我看看手表，归队的时间已经到了，只得起身离去。但是我向前走了一段路后，突然转身跑回去，脱了军装下了水，在湖底把笔捞了上来。这个小事，我总觉得有点神秘的隐喻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