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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看客

发布: 2010-10-26 11:02 | 作者: 鲍尔吉·原野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1958年出生于呼和浩特。在大陆出版散文集24种,作品收入大、中、小学课本。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文学典藏——岁月清白》等两种散文集。短篇小说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辽宁文学奖。散文获人民文学奖、文汇报笔会奖、中国新闻奖金奖等。

       我找一个阳光充足的天气写下面的事。沈阳好多天没有阳光。雪过之后,天好像累了,云层闷着。今天天气的心情尚好,楼顶裁出整齐的蓝天。马路牙子边上的积雪酥了,转黑,像人撒过尿那样露出奶酪般的窟窿眼。柳树枝正准备把自己憋青。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也敢回忆七十年代的往事了。对,我是个少年身份的旁观者,看到一点事情。随着我年龄的递增,过去的那些日子变得越来越沉重。而我如果面对窗外铅灰色的天幕或在深夜写下,心里极其不安,好像被迫在皮靴踏过的碎冰的道路上远行。晴天写作给我的喻示是:我终于跟这些事摆脱了干系。一九六八年,我十岁。所回忆的是我十岁前后看到的事,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
      
       看绝食、看烧戏装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南箭亭子,又叫盟公署家属院。小时候,我以为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座盟公署,并有红砖尖角砌成的花畦子,里边栽胭粉豆和鸡冠花。后来我去过的地方都没有盟公署,我觉得赤峰很落后,还没有把盟公署改成县政府或者省政府这样更好听的名字。夏天,盟公署的楼里面凉快,我只去过一楼。我妈在一楼北侧上班,我没去过二楼和三楼。小时候我胆小,我常想上二楼、三楼看看,没敢。很多人从二楼和三楼走下来,他们眼睛盯着脚下的水磨石楼梯台阶。我想问这些大人在二楼、三楼干些什么,没敢。
      
       为什么叫“南箭亭子”,我更加不清楚。那时候没有写大文化散文的人,一个儿童憋在心里的所有问题全都得不到解答。锡拉胡同跟西拉沐伦河有关系吗?不知道。北京昌平的劈李村是不是霹雳村的变音?不知道。头两年看到一份清代的城防图,才知道清兵在每个城市都修东西南北四个箭亭子,它是武备库。
      
       我们南箭亭子家属院大啊,我家住在最后一栋。再后边是一个大坑,土下尽是尸骨,又叫和尚坟。谁在这儿杀了这么多和尚?大坑边上有一座水文站和军械修理所。
      
       从我们家往南看,是一排排房子的后背,白泥墙、红瓦,每栋都住四户人。我认识的人限于倒数第三栋。然而我年龄越大越想知道盟公署家属院到底有多少栋房子。困惑得迫切之际,我在梦里数,一栋、两栋……总也数不清,总被不知哪栋跑出的小孩把我打跑。今年过年,我在我妈家附近见到一个小时候认识的人,他开一家巴林石商店。见了我,他滔滔不绝说他偷走了我家多少小人书,有《黑虎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特气愤,我小时候有两皮箱小人书全都没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他是第一个告诉我小人书下落的人。我问他,咱们南箭亭子有多少栋房子?他说11栋,我在脑子里却恢复不出11栋的影像,有如无限栋。每栋房子他都说出一个标志性人物----罗锅,小儿麻痹症,瞎子。他说我小时候跟一个女瞎子(小孩)最好,领她晒太阳,给她念小人书,送给她樱桃吃。他说这个瞎子是姐俩儿,妹妹不瞎。瞎的姐姐长得特好看,脸是粉的,脸上每天都带着笑容,我还给她缝过袜子。我小时候还会缝袜子?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印象中的瞎子脸上都没有笑容。没什么可笑的。如果以后还有机会见到脸是粉的、每天都有笑容的女瞎子,我还会给她樱桃吃。沈阳的樱桃有两种,一种叫大灯,另一种叫红灯。名字起得特有意思。
      
       卖巴林石的这个人从小就是小偷,他并没因偷我小人书而愧疚并送我一块巴林石。他的话激活了我的一部分回忆。好多事像显微镜下的病毒一样蠕动起来。
      
       最鲜活的记忆都跟文革有关。
      
       文革跟我们带来的第一件愉快的事是满街的传单。其实我们不怎么认识字,但再不认识字也认识二十多个常用字。“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打倒刘、邓、陶!”十个字。加上厕所用的“男、女”两个字,再加布票的尺、寸,粮票的斤、两,汉字的一到十。已经超过二十多个字了。我们刚上学,但已经不教字了。不上课,随便闹。一般人把持这三十来个字也照样度过一生,加上自己的姓名,够用了。几年前我跟小学同学聚会,他们早已下岗退休,说上学没学着啥,就认识二十多个字。现在布票和粮票都不用了,所识的斤两尺寸都没地方用,不如不学。一人说,认得“此处不得大小便”几个字还是有用,大家说有用。同学说“原野认的字最多了,认识好几百字吧?”特羡慕我。我点头,像百岁老翁一样,当即给他们写下几个复杂的字,李煜的煜,道衢大道的衢,他们歪过头来看,染过的头发根整齐露着2毫米长雪白的头发。
      
       花花绿绿的传单塞满了我们的兜,红纸的,绿纸的,黄纸的传单印满了“打倒”与“拥护”的字。纸很薄,像糊窗的高丽纸。我们拿传单互相交换,换颜色,内容写啥我们不知道。想得到最多的传单,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文革初期,哪儿人多?贴大字报多的地方人最多。人们除了读大字报之外,还辩论。辩论最有意思,他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辩一些奥妙的事情,诸如娄山关兵团是不是照天烧战斗队的走狗,全无敌兵团与独立寒秋大队谁是保皇派?“娄山关、照天烧、全无敌、独立寒秋”都出自毛泽东诗词。文革中唯一允许被使用又有文采的词与词组都出自毛的诗词。他不仅派工人造反者接管报社、电台、学校这些上层建筑的领导权,派军人接管政府事务,号称“工军宣队”。他以他的著作“红宝书”取代了除课本外的一切印刷品,所以人们在使用字和词的时候,都超不出他所提供的范围。一个人统治了字,也就统治了人的大脑甚至声音,更不必说其它了。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反动组织八·一八血战到底!”
      
       “头可断、血可流,坚决打倒橘子洲头战斗队。”
      
       就在人们这样激烈述说的时候,“唰----”空中开放一个彩色传单的花朵,我们蹦起来抢,在大人的脚下拣,免得这些传单被踩脏了。一场辩论过后,洋沟里全是传单。下一场雨,积水把传单的颜色泡下来,有深红或深绿的小水洼,特好看。传单被水泡白了,如死鱼一样飘着,没人捞。
      
       辩论和撒传单这样有趣味的事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变成了武斗。我这个年龄没经历过武斗,参与者是老三届的学生、工人和干部。
      
       学生虽然在文革中最积极(毛泽东首先在学生中发动文革),但他们在武斗中尽挨打,体力不行。邻居刘国权、刘国瑞家是赤峰市最有名的学生组织“造反大队”的总部。武斗开始后,从他们院子走出一队又一队穿绿军服、系武装带的男女学生,红袖标写着“造反大队”。晚上,他们带着一半伤员回来。伤员或被背着、或把胳膊放在两人肩膀,被架着,鼻青脸肿地回他们家开会养伤。我们家属院大、人多。上下班跟市场似的。这些伤员走两步、停下,举起胳膊喊:毛主席万岁!抬他或架他的人也停下脚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有一个人躺在门板上,两人抬他。他鼻孔塞着棉花,被血浸为炭色。眼皮肿得睁不开了,他欠身喊的口号是“打倒刘少奇”。不知道的以为他被刘少奇打成了这样。他张嘴喊口号光看见舌头动,牙都没了。
      
       最激烈的武斗持续了一、两个月就被军队弹压住了。革委会说“造反有理是革命行动,无政府主义是反革命行动。”虽然它们是一回事,但这么一分,就分出不少反动组织。隔壁的“造反大队”是该组织之一,他们消停了。
      
       武斗过后,赤峰街的玻璃全没了。那时分,赤峰的玻璃原本就不多。老百姓以白纸糊窗户,政府和学校才有玻璃。穆日根领我去赤峰蒙古族中学看玻璃,所有的窗户都像露着尖牙的兽嘴,玻璃全碎了。商店和政府的玻璃也完蛋了,只有军分区的玻璃完好。他们有战士站岗。其实,并不是武斗砸碎了所有的玻璃。武斗是人与人殴斗。玻璃有专人去砸。比如赤峰水利局学愚公战斗队组团持大棒子去赤峰广播电台砸玻璃,以示对该电台风雷激战斗队的蔑视。风雷激战斗队当然也要派员扫荡水利局的玻璃,文革中的行动太像德国纳粹了,比遗传都真切。剩下的玻璃是小暴民砸的。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们院的红子,领贺太瑞、木兔子、三相、三虎和我上赤峰二中砸玻璃。三相和我不敢去,红子说没事,学校空了,没事。我们到二中,教室玻璃基本上全砸碎了。红子领我们围着一幢幢教室转,偶而遇到一两块没砸的玻璃。我们如获至宝,相互礼让,站玻璃20多米外,飞石砸。谁砸不中,由第二人接着砸。石块击中玻璃,“啪----哗拉”的声音使我心脏攫着由不开,特惊恐。我一块玻璃也没砸,不敢。我只把一块小石子丢向已破的残玻璃的狼牙上,没中。我明白红子、徐三、二民他们为什么喜欢到学校去。学校玻璃多,南北都有玻璃窗,他们砸着过瘾。
      
       后来,我见到沈阳的示威者用石头攻击美国领事馆,为南联盟中国使馆被炸的事由。看到达赖喇嘛访问法国,市民用石块攻击家乐福超市的场面。文革“扑楞”一下在我脑子里复活了,造反大队和红子等。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以为人们早就清醒了,早已文明、理性、彼此尊重不同的价值观。错了,暴民——至少暴民心理——在今天并没少,或者随着人口基数的加大反而增多了。暴民缺少的只是机会。当我看到一些人以新左派自居,遥望文革,唱红歌的时候,那张貌似渴望理想的脸上渴望的其实是血腥。打倒军阀的人成了军阀后,又被后来者打倒,每个人都想当军阀。当不上军阀,当当文阀也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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