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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

发布: 2010-10-26 11:14 | 作者: 于坚



       于坚,1954生。祖籍四川资阳。著有诗文集《于坚集》5卷。散文《暗盒笔记》、《相遇了几分钟》,长篇散文《众神之河——从澜沧到湄公》,诗集《于坚的诗》《只有大海苍茫如幕》《在漫长的旅途中》等二十余种。另有纪录片《碧色车站》、《故乡》,并在昆明、西班牙、澳门、大理等地举办摄影展。

       1979年,我在昆明北郊的一家工厂的铆焊车间当铆工,已经干了8年。

       上班之余,我写诗。最开始写的是古体诗,因为学校里的语文课只教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诗我全部学过,背得滚瓜烂熟。受这个影响,一开始写诗就是填词。

       工厂由一条大道分成两半,两边是车间。大道两旁,每个车间的门口都用木板安装了贴大字报的栏板。大字报是文革时代公开发表言论的一个方式,有点像今天的网络,大街、单位到处都有大字报栏,你有什么想法,写张大字报就可以贴上去,匿名也可以,当然,后果自负。冒似言论自由,其实真正敢于说话的人极少,有些人夜里偷偷贴大字报公开了自己的阴暗思想,天一亮就被捕了。每个月各车间都要在大字报栏上贴一些文字,领袖语录、报纸社论摘抄、工人写的感激文字,顺口溜什么的,歌颂祖国、歌唱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用毛笔和大白纸抄出来,配着太阳花草之类的水彩插图。每个车间的专栏都取个名字,加工车间的叫做“春雨”,铆焊车间的叫做“红铆工”。铸造车间的叫做“钢花”。我进厂时刚满16岁,照着毛泽东的词的格式填了一首《采桑子》,歌颂五一劳动节,这是我第一次写诗词,车间的宣传员把它发表在“红铆工”上了。但我并没有就此对写诗发生兴趣,也就这一次而已。毛泽东诗词把我领进诗歌之门,而这扇门后面还藏着无边无际的中国古典诗词。文明之门就像千手观音一样,不只有一道,从任何一道门都有可能登堂入室抵达文明最深奥的殿堂。

       1970年冬天的时候,我生病在家修养,父亲当时在云南陆良县一个叫水阁的村庄流放,我去探望他,他住在乡村的寺庙里。寺庙里佛像已经摧毁,正殿改成了生产队堆放杂物的仓库,我和父亲住在楼上。我在稻草堆里发现一个箩筐,里面有几本旧书,其中一本是六十年代印给干部内部学习的《中国古代诗词选》,里面印了三十多首古代诗词。那一天,我在阴暗的阁楼上打开了这本小册子,劈头就看见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像被闪电击中,眼睛上的黑布被撕开,我顷刻被照亮了。我立即想写出这样的诗,就写了起来。从那一天起,我开始狂热写诗,神魂颠倒。后来当我坐在大卡车的车厢里回昆明的时候,一路都在神思恍惚地构思着诗。我不知道这本小册子怎么会藏在遥远偏僻的乡村,这是共产党省委机关的内部读物,我父亲不大可能带来这个小册子,他是旧时代的秀才,这只是一本初级的入门读本。也许菩萨显灵吧,很多年来,我都觉得这本小册子出现在稻草堆里太神秘了。我不敢告诉父亲,我不能失去这本小册子,我悄悄地藏着它,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我带走了它。从这本小册子开始,我发现了王维、苏轼、姜白石、李白、杜甫、吴文英、辛弃疾、范成大……他们都在黑暗中,是被禁止阅读的。在七十年代,经历了1966年的大规模焚书、禁书后,要找到书是很困难的。但有心人还是可以找到,后来我得到一本王维的《罔川集》,成了我的诗歌圣经。我也找到了《诗韵新编》,背诵诗歌格律。1973年,我读到惠特曼的《草叶集》,深受震撼,就不再写古体诗了,开始写自由诗,写风花雪月,青春期的感伤、爱情之类。我的第一首白话诗,写的是春天在一个公园的触景生情。

       1975年,文革的疾风暴雨缓和了些,图书馆重新打开,部分古典作品也可以借阅了。许多禁书也被民间悄悄从藏匿的地方取出来,地下流传着。我的青年时代,是在秘密阅读禁书中度过的。我读了大量俄罗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文学作品,但地下流传的书中,诗很少。我只看过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和《草叶集》。有一天,我骑着破单车经过我家附近的华山西路,在一家老照相馆门口遇到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年男子,有两三个人围着他。他手里晃着一本黄壳子的小书。我眼睛一亮,立即飞身下车,推着转回去,支起脚架,就凑上去。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吞吞吐吐地表示要卖,不时朝两头张望。已经有人还过价,嫌贵。我一看就知道他卖的肯定是禁书,我要看,他迟疑着递给我,还捏着一半不放手。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不买书,却要告发。那时候告发、告密、出卖非常普遍,是一种国家鼓励的光荣行为。他做这事情胆大包天,自由买卖任何东西都是禁止的,而他卖的还是禁书。那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告密,例如你为什么最近几天总是在窗子前张望,就有人去密告,告密可以得到组织的信任,重用,前途无量。我说,先看看嘛,我又不认识你!他稍稍放心,放开手。由于多年禁书,我已经练就了一目十行的本事,任它什么文字我瞟一眼就知道了。那时读书是地下活动,朋友借一本禁书给你,你得在两三天内秘密读完,赶紧归还。禁书是什么?就是《红楼梦》《复活》《浮士德》《志摩的诗》……我靠!里面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外面却包着写上《物理》两字的牛皮纸书壳。我有过五天读完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录,还包括摘录格言一本以及吃饭睡觉上班。我接过书飞快翻看,书很薄,只有60多页,黄色封面,书名《飞鸟集》,是一个叫泰戈尔的人写的。我不知道谁是泰戈尔,书页里面已经画了许多红杠,“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是永恒的疑问。天空呀,你回答的话是什么?是永恒的沉默。”我血肉横飞!在当时那样的汉语环境中,读到这样的诗句真叫人血肉横飞,黄金在纸上舞蹈!以如闻天籁之类来形容太软弱了。附近的汉语是什么,转过街口就贴着几张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揪出国民党特务某某某”。我父亲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期间,与一些同学组织过一个社团,叫做骆驼社,那就是特务,他因此被流放。《飞鸟集》,定价1角5分,他要卖三元人民币,翻了20倍!而那时候我一月的工资才15元,我毫不犹豫买下。这是我自买书以来,买过的最贵的书。我将书揣到怀里骑上单车就跑,怕那人后悔。那书上全是美妙绝仑的反动言论,我自己看完,立即给工厂的好朋友秘密传阅,大家都喜欢得要命。都想一看再看,就决定复印,买来蜡纸,分头刻蜡版。当时有个朋友的恋人小萍在厂里的办公室当打字员,就把刻好的蜡纸交给她,用公家的纸和油印机印了十一本。五个人,我、福源、建辉、汤平、崇明每人两本,多印一本给小萍,印完立即烧毁了蜡版。我还记得那个夜晚,我们一边在脸盆里点火烧着蜡纸,一边闻着泰戈尔诗集散发出来的油墨香味,青春的脸被火光映红,仿佛请来了神灵。恋爱就是牺牲,做什么都不在乎,那小女子干这件事,可以说是冒着杀身之祸。多年后我们说起来,很是自责,太不负责任了,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的后果。那是美丽无比的诗集,诗总是使人忘记现实的残酷。当我21岁的时候,泰戈尔来了,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他用神性的声音赞美自然、人生、爱情。万物有灵,那正是云南高原给我的心灵经验。云南是一片原始淳朴的土地,各民族的部落中住着众神,河流高山森林百兽都是神的化身,云南大地上有三万个神灵,就是文革时代高音喇叭的喧嚣也不能将它们驱除,它们已经隐匿在我年轻的心中,我已经在滇池水滨遇到过它们。直到我读到泰戈尔的诗,它们才在我的心灵中出场显身。泰戈尔是诸神的使者。

       那时候没有地方发表诗歌,文学刊物都停刊了。报纸上有时候会登一些分行排列的标语口号,有些句子比标语口号稍微讲究些,用了形象思维的手段。下面还标着作者:“工人某某”、“解放军某某某”、“社员某某某”。我的诗不可能发表在报纸上,我开始写新诗后,甚至都不能让人知道我在写诗。我的诗不能随便给别人看,就是父母也不行。

       有一天当知青的表哥借我一本旧报纸包着的诗集,里面有查良铮翻译的雪莱的诗《西风颂》:

        哦,狂暴的西风,秋之生命的呼吸!
           你无形,但枯死的落叶被你横扫,
           有如鬼魅碰到了巫师,纷纷逃避:
           黄的,黑的,灰的,红得像患肺痨,
           呵,重染疫疠的一群:西风呵,是你
           以车驾把有翼的种子催送到黑暗的冬床上……

       多么可怕的语词,阅读它们足以使我遇难。我记得这些魔鬼般的词如何令我梦魂牵绕,那么自由,那么直截了当,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愤怒就是愤怒、恐惧就是恐惧、厌恶就是厌恶。绝不拐弯抹角,言此意彼,吞吞吐吐、朦胧晦涩。我太害怕了,我害怕中了这些语词的魔咒,陷于迷狂,这些语词会成为我的梦话,在某个夜晚被人偷听告发。那时候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12平米的房间,住着8个人。

       另一天我闯了大祸,我写了一首稍长的诗,叫做《月光曲》:“月亮像少女的玉手/扯起了银色帐幔/世界在酣酣沉睡/黑夜在悄悄游荡……”我自鸣得意,决定去买一支新的铱金笔和稿纸,工工整整地腾一遍。我到了文具店,买了一支英雄牌水笔,一叠新的方格稿纸。那支水笔我还记得,从未见过的一种,笔头上有个旋钮,拧开来,里面有个小按钮,只要反复按它就可以吸墨水。我太喜欢这只笔了,墨绿色的笔杆,金色的笔尖。我把它别在衬衣的胸袋里,骑着单车得意洋洋回家去抄我的诗。到了家里,才发现我的《月光曲》不见了,想起来也许是将笔别进上衣袋的时候,掏出来放在文具店的柜台上了。冷汗!我害怕的不是诗稿丢了想不起那些神来之句,而是害怕被别人看见那些句子。返回文具店,店员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不敢问,转一圈又回来了。我担心了一个星期,想着他们就是看了也不知道我是哪个单位的,又想会不会查笔迹?甚至想着如果东窗事发,诗里的那些象征怎么朝积极的方面去辩解,做了几个噩梦。

       那时代有许多词都是不能用的,写什么很危险,用什么词也同样危险。你就是在一张白纸上写个“反”字,也会引来麻烦。我亲眼目睹大人批斗12岁的小孩,他叫范赤星,是我童年的小伙伴,他把一张领袖像垫在屁股下,被另一个少年告发了,大人就开斗争会批斗他,命令他父亲当众抽他耳光。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幕。中国的文革时代与斯大林时代不同,斯大林创造了古拉格群岛,但可以容忍普希金和萧斯塔科柯维奇,文革却不能容忍一把小提琴和一首抒情诗。文革时代思想被严密控制,控制思想的捷径就是控制语言。对任何一个词,人们都要琢磨审核它的含义、隐喻、象征。大海代表人民,太阳、北斗星代表领袖,东风代表人民的力量,苍蝇、毒草代表敌人等等。如果一首诗的隐喻被往反动消极方面解释,作者就麻烦了。一首赞美西风的诗歌一定会被认为是赞美西方帝国主义,你辩解西风就是从西方吹来的风,指的是相对于地球表面的空气运动,气流的来向……这是狡辩。我为什么后来提出“拒绝隐喻”,与那个时代的令我刻骨铭心的语言环境有很大关系。诗是解放语言的不朽运动,诗是语言的狂欢节。语词就是语词,像颜料一样,如果只准用红色,你怎么画?其实我青年时代完全没有什么反动思想,我有些消极,也不过就是老子的“道法自然”这一套,这种思想是暗藏在王维苏轼们的诗歌中的,潜移默化而已。但我还是害怕,我诗中的语词很可怕,许多都是那时代罕见的。那时代汉语粗鄙简陋,只有几百个词勉强准用,就是恩准的语词,使用时也得小心翼翼。写诗天然就是反动的,国家鼓励每个人都要当积极份子,消极是一种反动敌对的情绪。而诗歌,自古以来多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调子,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消极传统。我读多了古诗,深受消极情调的影响,伤世感物,“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很危险,那是不打自招的交代材料、自供状、阴暗内心的证据。如果有人告密,后果不堪设想。我只是把诗抄在笔记本上,给最信任的几个朋友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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