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8年的诗，周围没有另一个诗人。我的朋友们读我的诗，但不写，写诗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我算是豁出去了。我很孤独，很想找到同道。我当然知道中国有许多人在偷偷地写，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记得1974年的一天，中午，下班了，机床一台台停下来死去。车间安静时，铆工陈实鬼鬼祟祟地拉着我走到车间的僻静处，两头看看没人在，蹲下来，在钢锭上坐定，从怀里掏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信签纸，已经有裂缝，上面抄着一首诗：《相信未来》，原来有11段，这里只抄下7段，没落作者名，陈实说是一位北京知青写的。我很喜欢蜘蛛网、灶台、凄凉的大地、迷途的惆怅、“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这些词句，这种词句出现在诗里面，真是别开生面。“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灶台”那时候“查封”很频繁，针对的是阶级敌人，在这首诗里，“查封”的主体变成了蜘蛛网，隐喻着时间，真是大胆。我知道作者说的“相信未来”是什么意思，不就是雪莱说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语词的隐喻是无法控制的，所指随着时代变化，张冠李戴，含沙射影，上帝也控制不了。“未来”，“春天”，以前是指解放区。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1970年代，还要“相信未来”，难道现在不就是伟大的“未来”吗，不相信现在吗？相当反动。所以这首诗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地下流传。我才看了两遍，陈实就一把抢回去，小心叠好，塞回内衣袋里，我要抄一遍他都不准。我至今不知道陈实是从哪里得到这首诗。这个秘密使他高我一等，他有渠道得到地下诗歌，他和“未来”有联系。自那个中午以后，我一直想找到这位诗人。过了20多年，我在北京见到了这位诗人，他是食指。
三中全会召开后，我预感到新时代要来了，模仿着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写了一首批判“四人帮”的抒情长诗《难逃法网》。厂里有个1960年代的著名电影演员老徐，他曾经在某部电影里演过一个汉奸，文革中从八一电影制片厂流放到昆明，和我在一个车间。老徐很喜欢这首诗，帮我用毛笔和墨汁把它抄到全开的白纸上，贴到工厂食堂前的大字报栏上，展开来有十多米长，滔滔不绝、浩荡奔流的样子。工人们敲着铝饭盒去食堂打饭的时候，都看到了，像下班后的机器一样沉默着。有人悄悄拍拍我：兄弟，你胆子大啊！我是这个三千多人的大工厂唯一的一位诗人。
1979年初春的一天，我路过昆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看见省医药公司的灰色外墙前，人头攒动，墙上贴着一份拆散了的油印刊物，也许是印的时候纱网动了，字迹有些模糊，刊名叫做《地火》。医药公司是一栋三十年代的西式建筑，《地火》贴在马牙石和水泥砌成的灰黑色墙面上，很醒目。我快速浏览了一遍，有小说、诗歌、散文，写的都是人生、风花雪月、爱情，像是徐志摩主编的。我心头一热，这是我的同党，终于找到他们了。上面有地址，人们相信一个新时代到了，于是勇敢地公开了住址。我决定现在就去找他们，我已经找了这么多年，我要和真正的诗人一起讨论诗歌，念我的诗给他们听，我还不知道我写得是好还是不好，我的读者除了七八个亲密的朋友，都是黑暗中的人，我常常想象着把自己的诗念给王维、李白、苏东坡、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德莱尔……念给那些天堂里的诗人们听。那时候我胆子很大，25岁，写诗使我成了一个安泰那样的人。我已经秘密阅读了《当代英雄》《罗亭》《堂吉诃德》《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这些文字赋予我的青春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神圣的力量。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些作品隐含着的基督教精神。我完全忘记了恐惧，我当然知道这是地下刊物，我早已知道1957年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探求者”事件，也知道韩东的父亲方之。多年后我和韩东成为朋友，一同创办了诗歌刊物《他们》。在文革期间，我也目睹经历了种种事情。1966的某日，造反派来到我家里，我12岁，他们要我交代我父亲平时在家里都说些什么，我保持了沉默。
1979年初春的一个黄昏，我根据《地火》提供的地址找上门去。我走在银桦大道上，兴奋、害怕，想象着那里有一个左拉发起的“梅塘夜话”或者赫尔岑家里的文学沙龙，想象着那些长得像普希金或者莱蒙托夫的面孔。《地火》编辑部设在云南省图书馆后面的职工宿舍里，一栋红砖房子的二楼。土红色的木门，我敲了敲，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长我几岁的青年，穿着白衬衣，英俊、聪明，眼睛像炉膛一样发亮。他握握我的手说，欢迎你加入。他是《地火》的主编，叫石安达，《地火》编辑部就在他的家里。他是云南省图书馆的职工，云大中文系1968年毕业，拉祜族，他父亲是拉祜族的大土司。他请我星期四晚上再来，这里要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
星期四晚上，我带着几首诗去了。十多平米的房间里挤着二十多个人，中间吊着一个光线昏黄的灯泡，我觉得它正在像丹柯的心一样燃烧着。《地火》是1970年代末昆明第一份公开的地下刊物，创办于1979年初，只存在了一个春天。没有主编，核心人物是石安达、任庆等七八个人，用稿大家民主讨论。成员有五十多人，主要是知青，也有工人、教师、大学生、机关干部……很多人是1940年代南下的知识份子、西南联大教师或学生的后裔，他们属于各种朋友圈子，秘密的地下文学小组、哲学小组、读书小组，大家都渴望着交流。大家立即建立了同志式的关系，紧紧握手，彼此注视，像刚刚从黑暗的矿洞里钻出来的矿工。“地火”成员中有许多人热爱俄罗斯文学，崇拜12月党人，这是一个经常的话题。石安达说，请青年诗人于坚朗诵他的诗歌。我第一次被称为青年诗人，房间里没地方可坐，大家都站着，围着我，我念了我的诗歌《不满》，房间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其实没那么响，对我来说，那就是一场暴风雨。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在公众中朗诵自己的诗，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散会的时候，石安达说，你是一只就要展翅飞翔的小鹰。另一人说，他是我们云南的莱蒙托夫。我兴奋、骄傲地走向夜晚回家，稀稀拉拉的路灯仿佛是安装在我的脚下。
过了两天，有人敲我小屋的门，我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头发像普希金那样卷着的人物，我在那天晚上的诗歌朗诵会上见过他，他是写小说的朱晓阳，我们立即开始滔滔不绝谈论文学，像是一瓶接一瓶地喝酒，直到深夜，还在大街中央乱走。那时大街上的汽车还很少，街道属于步行者。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在文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认识了诗人杜宁，他的笔名叫盖丁；诗人武列格，他的笔名来自一部苏联小说的主人公奥列格，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他的本名。诗人李亚民、郭小兵、小说家李勃、速建祖、画家王仁瑞……大家一见如故，人人都有多年在孤独中秘密写作、阅读禁书的经验，对于时代和文学的相同见解、对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仰，像储存多年的干柴，一触即燃。话题立即深入，文学、哲学、艺术和政治，在房间里，在大街上，在公园，完全忘记了国家的禁区。我们彼此相爱，传阅手稿、交换心得、形影不离。
另一天，有人带来了《今天》，立即在《地火》成员中传阅。我读到了芒克、北岛等人的诗，很震撼。那时候云南诗人写诗多是传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没有象征派的风格，《今天》诗歌意象丰富而诡谲，但并不朦胧。诗不在于它的意思懂不懂，而是语词所创造的张力、空间能不能唤起读者的感觉。《今天》的诗歌给我强烈的印象，我有许多经验和那些作者是相通的。后来官方批评把“今天”诗歌说成“朦胧”，乃僵化愚昧所至。
石安达组织了很多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是朗读、讨论彼此的作品、交流思想。更多的活动是集体登山、唱歌、野炊、到滇池去游泳。那时代人们非常渴望生活，渴望诗意的生活，《地火》不仅是一个文学刊物，也是一个生活俱乐部。
《地火》的经费是大家自愿拼凑，多少不一。任庆偷偷地翻进一个单位，偷了一批纸出来，大量购买纸张的只能是单位，私人大量够买纸张会引起怀疑。蜡板是杨小彪刻的，他是一位老知青，他不写东西，热衷于为《地火》做事。《地火》的印制是他一个人做。那时候很多人都会油印印刷品，非常原始的印刷，蜡纸是16开的，上面已经刻着方格。刻笔是嵌在木制笔杆上的钢针。刻蜡板用力要恰到好处，如果过于使力，蜡纸就会被刺穿，印的时候就会漏墨。如果刺穿，一张蜡纸就报废了，要重刻。刻错的字，就划一根火柴，在那个错字上飘一下，这个字就融化了。腊纸刻好，就贴到丝网上，在橡胶滚筒上抹上油墨，再覆到裁好的纸张上，滚筒一滚就印出来了。滚一下印一张，一个晚上可以印四五百张。《地火》一期有20多页，刻蜡板要刻一个多星期，每期印100本，杨小彪一个晚上就印出来。
《地火》出版了第一期，第二期就要发表我的诗《不满》。刚刚印好，还没发出去，就被勒令停刊了。我记得那个春天最后的几日，我们几位《地火》最年轻的成员天天聚在一起，束手待毙，我们已经被记录在案。石安达杳无音讯，他正在被审查。武列格是《地火》比较外围的成员，杨小彪就把印好的《地火》转移到武列格家里藏起来。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地火》，锁在武列格家的一只大木箱里，令我非常沮丧。我的作品标题下面印着我费尽心思想出来的笔名：尼罗。来自非洲一位古代国王的名字，这是因为我的皮肤常常被高原的太阳晒得黝黑，大家说我长得像非洲人。《地火》是被谁查封的，我们并不知道。夜晚，警车在大街上凄厉尖叫，像荒野上的狼。武列格的房子是一间古宅，土木结构的，散发着泥土的霉味，没有窗子，像寺庙一样，外墙正中安着两扇木门，插在枢纽里，开门的时候咯吱咯吱响，像老人在咳嗽。李亚明披着长发，他是一个长得像猫王的热血青年，他靠着藏着《地火》的大箱子，高声地背诵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海燕》，我们经常集体背诵这首散文诗。当他背到“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时候，大家都应和起来。门响了，好像有人激烈地敲门。李亚明说，来了。学着某部电影里面的地下党，甩了一下头发，做出神色自若的样子，走去开门，门外站着黑暗，敲门的是春天之风。
2010.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