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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林中狩猎的日子

发布: 2011-9-23 04:55 | 作者: 乌热尔图



   乌热尔图,鄂温克族,1952年生,童年生活在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嫩江畔。1968年初中毕业后,回到大兴安岭使用驯鹿的鄂温克族人中间,同他们一起生活十年之久。1976年开始文学写作。在1980年代初期,短篇小说连续三年获得全国优秀文学作品奖。1985年,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90年,按个人意愿返回呼伦贝尔草原,在贴近自然的环境中读书和写作至今。
    已出版的文学类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日文版)、《你让我顺水漂流》;文史类图书有:《述说鄂温克》、《呼伦贝尔历史地名》、《鄂温克族历史词语》、《鄂温克史稿》、《蒙古祖地》、《草原秘藏——游牧族群的人形雕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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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9年初夏的那一天,我扛着行李出现在敖鲁古雅村头。
        那一年我17岁出头,像个逃荒避难的人,前途茫茫,走投无路。我不记得当时的心情了,记忆早已变得模糊,我当时的心情肯定是麻木的,带着摆脱不掉的恐惧,就像一只被夹住后腿的小松鼠。
        当时,敖鲁古雅还算不上正式的村子,她不太大,藏在一片密树林里。这片树林以落叶松为主,还有不少桦树和零星的灌木,二十多栋木刻楞房子像地上长出的蘑菇,一栋一栋散落在在林子里;只有当你站在村边,才会发现这些木刻楞房都是新的,散发着削皮原木的清香。
        敖鲁古雅是个新地名,启用也就四年多时间,她的正式称呼叫: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定居点。这个定居点建于1965年,是国家下拨专项民族事业费,由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一起为鄂温克猎民兴建的。在那之前,大约在1964年,父亲接到上级调令,把他从莫力达瓦旗政府调至这里,参加了猎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之后又留下来担任满归鄂温克民族自治乡党委书记。父亲算是被委以重任了,我们全家也随之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从大兴安岭南部嫩江畔的尼尔基小镇,移居到大兴安岭北部林区腹地——满归。说起来,我们居住在嫩江畔的“涂可敦”姓氏鄂温克人,与森林里这部分鄂温克人属于不同分支,但讲同一种语言,有同样的信仰和习俗,都是地地道道的鄂温克人,让父亲去为自己族人工作、为他们服务,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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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猎民定居点,总共有40多户人家,虽然鄂温克猎民们把家安置在这里,猎手们还是按不同季节上山游猎,放养自己的驯鹿。这个定居点选择的位置恰好在两条河的交汇处,距离满归乡大约有17公里,她的周围就是鄂温克人的猎场,他们祖祖辈辈在那山岭里游猎。
        从定居点两侧流过的河流,一条是激流河,另一条就叫敖鲁古雅河。激流河是一条大河,这是她的汉语称呼,最近才改动的,之前叫贝尔茨河,地图上也是这样标注的。“贝尔茨”是俄语音译,意思是说这条河水流湍急。其实,这两种称呼都源自古老的鄂温克语。这条河原本叫牛耳河,原意是指射出的箭头,这是鄂温克人在提醒:你这条河流速很快。相比之下,敖鲁古雅却是条小河,河名原意是“河岸有片杨树林”。不过,这一切都是在很久之后,才被我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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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我进村的人叫何林,这是他的汉名,他的鄂温克名字叫讷卡,他姓“卡尔他昆”。在解放后盛行模仿汉姓,“卡尔他昆”就简称为“何”,不过在敖鲁古雅河边定居的鄂温克人中姓“卡尔他昆”的人并不多。
        何林有30岁,还是个单身汉。他个头儿不高,不喜欢多说话。那时候,我还不会讲鄂温克语,我俩只能用汉语三言两语地交谈,大体上能明白彼此的意思。对于何林的身世我知之不多,父亲对我说:“他人很好。”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何林的父母是当地猎民,早已离世,他是单传独子,在外人眼里是响当当的“贫下中猎的后代”。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也就是四年前,何林当上了满归鄂温克民族自治乡团委书记,是为数不多的年轻本地干部。“乡革委会”成立后,他又被结合在新班子里。有他这样忠厚老实的人来关照,我觉得心里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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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温克猎民定居点生活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说真的,那时我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还很含糊,从小生活在多民族文化涡流当中,可是一点不自觉。我的童年,是在嫩江边的尼基尔镇度过的,儿时的伙伴不分彼此,天南海北,哪儿来的都有,其中有不少是达斡尔族孩子。之后,我在草原小城海拉尔读了几年初中,班里的学友还是汉族占多数。
        现在,重新估量17这个数字,觉得它轻飘飘的,我在17岁的时候,也的确是一个毛头小子。当年,让我刻骨铭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的父亲是涂荣,我是他的儿子。也许这根本就不能成为问题,但在那些日子里,对我来说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涂荣的儿子”既是我的政治身份,也是贴到我脑门上的灰色标签。
        1966年之后不久,满归这样林区腹地的小镇,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而且在当地很快出现了两派,出现了极端的对立,父亲被造反的一方说成是“乌兰夫反党集团黑爪牙”、“民族分裂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内人党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这还不够,他还被划入“投修叛国的黑帮”。短短几年,父亲头上戴了一顶又一顶帽子。这些黑色标签像利剑架在父亲的脖子上,变成了打上叉的血红色符号。
        1969年冬雪融化时,我在海拉尔二中再也熬不下去了,大多数同学下乡插队到了农场,政审条件好的,还分到了铁路。唯有我们几个父亲“有问题”的同学,被孤零零地撇下了,但别的人都呆在自己家里,同母亲和兄弟在一起,只有我一人,在空荡荡的大宿舍中苦苦地等了将近一年。
        我扛着行李上火车那天,用自行车送我去车站的同学叫孙杰,他说那天我很忧伤,很低沉,看样子是一去不回头了。当然,我是铁了心要回到母亲身边,该死该活也要同亲人在一起。
        随后的几天中,奇迹在火车上出现了。
        火车从根河站发车后,我在挤满乘客的车厢里看见两个剃了光头的人,其中的一位竟是我父亲。这不是巧合,这是命运的安排。我从人群中挤过去,站在父亲身旁。父亲用温暖、平和的目光望着我,他脸上露出笑容,在那一瞬间,时间在我眼前停顿了。父亲示意我坐到他对面。我仔细望着父亲,发现他瘦了好多,但目光还是那么慈祥,眼神还是那么明亮;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浑身是伤,两年前从满归押解到了根河,受尽了折磨。
        父亲把我介绍给坐在他身边穿粗布衣服的人,他也剃了光头,他的名字叫小八月,是敖鲁古雅的普通猎民。几年前,小八月因酒后过失杀人蹲了大狱,这时候刚刚从保安召劳改农场刑满释放,而父亲也是刚走出根河“群专”的大门,两个鄂温克人在车厢里相遇,相识了。父亲用鄂温克语不紧不慢地同小八月攀谈,我觉得周围的声响消失了,只有那鄂温克母语平缓的音调带着一股甜味,在我耳边飘荡;父亲和我,也包括小八月,都罩在这声音编织的光环中,不再惧怕任何威吓与欺侮了。那一刻,有股暖流朝我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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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鲁古雅静悄悄的。记得当时我站在村头,最先看见的是一只大黄狗,它从远处狂叫着冲过来,这让我有点害怕,紧紧跟在何林身后。大黄狗在十几步外闻到了熟人的气味,它晃着脑袋,摇着尾巴,又蹦又跳,显得十分兴奋。这只猎犬并没难为我,显得很懂规矩,用鼻子闻着我的裤角,想记下我这陌生人的气味。
        眼前这个村子要收留我了,这与几天前的情景形成反差。就在几天前,满归乡革委会给我开出一份公函,把我分到当地的农业生产队去插队。那时候,乡镇革委会已经合二为一,满归本地的农业生产队为其下属,它以“倒套子”为主业,帮满归林业局搞木材短途运输。干“倒套子”这个行当的人,收入挺高,但他们不是本地人,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山东河北的什么人都有。我把公函交给生产队的头头,第二天得到一个答复:“涂荣的儿子,我们不要!”这个断然的回绝,让我震惊,我竟在家门口遭到当头棒喝,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一声没吭,他还没平反,也没落实政策,呆在家中养伤。
        让我去敖鲁古雅猎业生产队插队的决定,最后是由赵德春乡长、何成福部长、还有秘书杜瑞祥,这几位在乡革委会中掌权的鄂温克族干部商议的,交给何林具体办理。赵德春乡长、何成福部长,都是父亲的老同事,他们都是土改前后参加工作的鄂温克族干部,同父亲一起从大兴安岭南坡调到这里。这几年,他们也程度不同地受到审查和冲击,但是已恢复了在乡政府中的领导职位。我要说的是,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刻,是这几位让我终身难忘的鄂温克长辈,在我身后托举着,把我送上一条宽敞的生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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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林是那种在心里替你着想,一声不吭地帮你做事的人。
        记得那年秋后降雪前,猎民妇女建莎在村里喊住了我,把我叫到她家中,取出一套新猎装塞给我,并用鄂温克语对我说:这是特地为你缝的。这套猎装真是齐整,有一件鹿皮短外套,是米黄色的,质地就像上等的呢料;还有一副皮套裤,套裤正面用的是厚实的犴皮,背面缝着带毛的鹿腿皮,裤角上缀着长长的皮条,是用来绑紧脚踝的;另一件是软底犴腿靴,这双软底靴也是用鹿筋线缝的,散发着皮质的味道。
        这套猎手的冬装,正是我渴望得到的东西,没想到它从天而降,由一位勉强叫得出我名字的猎民妇女一针一线地缝制,并亲手交给我。当时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的感激,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捧着猎装兴冲冲地跑了。现在想起来,这猎装一定是何林早在入秋前为我订做的;一套猎装从准备兽皮,加工皮料,手工鞣制,直到用鹿筋线缝制成型,起码要两个月的时间。当时我不懂得如何来酬谢他人的劳动和付出,不懂得答谢的规矩和礼节,只是把这件事牢牢地记住,在心底埋下一颗感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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