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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年代

发布: 2011-9-29 21:06 | 作者: 马可鲁



        邵小刚是1977年考上的中央工艺美院现代印刷系。那是刚刚成立的新系。他在学校的第一张电子分色印刷试样,便用的是我1971年的一张点彩写生“东交民巷的街道”。这可真是个大事儿,当他把几张印稿在我面前摊开来,我俩别提有多兴奋了。
        他画了很多紫竹院的荷花,从远景到近景,画得高贵极了。
        他曾与女友去了杭州工作,但是后来只身回京后做翻译工作,他英语很好,声音浑厚,说一口带着浓浓鼻音的美式英语。记得有时回到家中,母亲会说:“那个丑小子来找过你。”
        我记忆中常常出现小刚八几年的样子:他身体前倾骑在自行车上,一只脚着地,嘴角翘起,充满信心地缓缓笑着,笑得很好看。
        不知是受“披头士”的唱片套上四人跨越斑马线照片的影响,还是从美国海军学院学员的装束得到灵感,1975年的一天,他说他学会了如何剪裁直腿裤。他找了一种银灰色布料,一共裁了七条直腿裤。几天后,北京的街道上,出现了一字排开的几个青年人,个个身着一式银灰色直腿裤。小刚我和习习,刘是,韦海?……想不起来了。裤腿紧绷,屁股圆圆的————回家被父亲看到,只是苦笑地摇摇头。
        包乐安
        包乐安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的矜持与木讷,恰恰是他举手投足必要的时间差,帮助他掩盖了生性中的冲动与幻想,无端平添出某种老成持重。而我却深知他还有放浪与无形的另一面。
        七十年代初,他刚脱少年气,虽不画画儿,却终日与画家朋友为伍。
        所有的画友自然也认为他是其中一分子。1975年的地下展览的组织,还有日后“无名画会”的组建,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与历史见证人,他与赵文量、杨雨树,与习习、冯国栋,还有我和张伟,都保持着长久的友谊。
        1975年他20岁,一人远赴辽宁,远离北京,当他得知朋友们又将集体出游,到海边作画,就写了一封信给朋友们:
        文量,雨树:
        接连两天又收到习习和你们的来信,使我十分高兴,我以为人在生活中是需要从精神上得到刺激的,当感情上得到新的养料的时候,就会迸出新的火花,使我的生命具有了更多的意义。往往悲痛与兴奋使人的心理活动处于紧张状态,伴随着紧张状态而来的是心灵的主动性,使我们的心灵活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在这一不自觉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在一般状态下得不到的东西。关于我的为人与性格,我相信在我们以往的接触中,你们已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于这一点,我们的感情相互得到融洽。我们看到任何一种友谊在精神上,心灵与感情的作用相辅相成。使我们之间互相吸引。从友谊的性质上讲,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情,是不应当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而转变的……
        友谊是在我们自身的生活中形成的,我们对于友谊的看重程度,是依据这种友谊在我们自身生活中的价值而定的。价值越大,对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各种行为的影响也就越大,而你的各种行为正是在创造着你自身生活中的价值。可以说,一个人对友谊的态度完全说明他对生活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以为任何一个人对生活都应该在可选择的范围内谋求自己的目的,那么我现在的外地生活对我自己的好处可以在费尔巴哈的这段话得到证明:
        “生活在幽静中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在孤独和幽静中他汲取了进行斗争必需的力量,作为思想家,他需要集中精神,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与搅扰,以便不受干扰地对自然界,生活及其奥秘的本质进行沉思。)
        我想这对于任何一个愿意思想的人都是适用的。除了上述所表示的,我所需要的活动中获得到的快乐之外,天气好的时候通常进行散步,这里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环境是我在大城市里得不到的。对大自然新的感触,以及对以往我们共同生活的回忆,都使我觉得快活。
        我清楚地记得你们从北戴河回来后那几天令人兴奋的情景,在互相的感染之下,你们创造了怎样的作品,从中汲取到力量。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可贵的。那么在这里,我预祝你们此行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乐安,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晚
        1975年9月底,“无名画会”成员集体去了北戴河。那时的北戴河并不对外开放,夏季基本用于中央单位开会及干部疗养。所以这么多人集体行动,没有单位介绍信是无法想像的。韦海不知哪里搞的部级介绍信,经过草酸和高锰酸钾处理后,再重新填写,解决了问题。那种技术对我们很简单,我常常为了画画儿请病假,用的也是同样的办法。
        那次出行近二十人,张伟、李珊在接到朋友们寄回的火车票再涂改修复后,也赶到了海边。可是,两个人仅仅由于在海边拉手而行,便被公安捕获,还审讯、搜身;并且由于两人没有介绍信,无法住宿,隔日便返回北京。据李珊讲,那是她平生第一次外出远行。
        海边的日子可谓神奇。朋友们一起在海边、在山上作画,每天日出前开始,日落后才结束。有一次杨雨树带几个人随渔船出了海。这次离开“文革”的生活现实,终日在海边畅想的日子,是大家一次艺术的“逃亡之路”,是呼吸自由空气,寻求“自然”与“美”的内心历程中的一束高光。
        期间朋友们不断收到包乐安异地生活的来信。那年我二十一岁,史习习二十二岁,包乐安二十岁。从那次出行后史习习给包乐安的回信中,你会读到那个年代里关于青春与浪漫、艺术与友情的证明:
        包子:
        来信在诸位手里传了很久之后,终于落到张伟手里了,节前一阵儿批宋江的风把宝贝发回了北京,人一点没变,大家还像以往一样,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少不了到新侨大嚼一顿。在北京还没有站稳脚,就又背着时髦的方跨包,带着一身的酸土气,直奔山西,过他的军旅生活去了。
        北戴河之行终于实现了,参与这次远征的几乎是全部人马(只是杜霞一人没有去)。北戴河真是美极了,十月正是北戴河的淡季,街上没有什么人,从旅馆到海边中间隔着的都是别墅,全是空的,到海边的路也很短,夏季的时候可以从旅馆穿着游泳裤去海滩。大海真是太美了,能引起人无限联想……到北戴河我的心情是闪耀的、解脱的。一切顾虑都没有了,只有大海。我和朋友们的心情是轻松的,好像世界更纯洁、更壮丽,真值得活下去。人生真太伟大了,看到海突然觉得心胸变得更开阔了。
        我同韦海每天都游泳。在这里向你介绍一个朋友:绍小刚,你可能认识,一个有哲学头脑的“嬉皮士”,我们在一起天天海阔天空地聊着、画画儿、玩和游泳。真太有意思了。
        大伙儿的画儿画得都很好,而最得意的还要算老石振宇了,其中有一张画儿据赵文量讲是他十七年来最完整的。临走了,他又画了两张极得意的。
        回北京的前一天,大海突然掀起了狂涛,晚上大家都到海边同大海告别。我站在岩石上背诵了普希金的《致大海》。普希金太伟大了!他的气魄像大海一样,他是那样地理解大海。以至我在读他的诗的时候心情是那样的激动,几乎哭了出来。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我第一次体会到“再见吧”的意思。我们一定还会相见的。
        我的心灵充满了你!
        我们是永远在一起的,但愿都市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永远不要把这种初恋的感情磨掉,我们要像大海一样自由,永远充满激情。
        好吧,扯太远了,赵文量可能也给你写信了吧,不谈了。
        祝友谊、自由、光明、智慧万岁。
        你的二级瓦工史习习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
        
        一九七九年
        我和赵文量一起去看了“四月影会”在中山公园的展览,那些摄影作品及配诗的形式确是个创举。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的动乱和文化的禁锢,整个影展就如一注清新的山泉。摄影作品的意境,还有作品的诗中的意象,都已标志着伤痕文学的开始和朦胧诗的诞生。我当年抄录的纸片中有几首这样的诗,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抄作者的名字:
        故乡的回忆
        在异地,我依旧认出你、痴心的游子夜夜在梦中、把你回忆。
        雨点同大地接吻,微语道“我是你思家的孩子”。
        
        秋夜
        月夜,耐心的等待,落叶却已经倦了。
        
        秋
        树叶落了,蝉声消了,秋天来了,该结果了。
        
        天葬
        雪山的神鹰,把他的肉、他的血、他的苦与贫、他的罪与过、带去天国。
        让他的躯体,化作一片、飘忽的寂寞。
        还有一首描写残荷的诗,与我们画中常常出现的意境很相像:
        塘
        浓郁的碧树枯萎了,温柔的粉红衰老了,盛夏的酷热过去了,喧嚣的蛙阵散场了。
        现在,已不用再那么匆忙,抱着冷清的怀想、我轻轻地徘徊在这、安静下来的荷塘。
        无名画展
        1979年的一个春日,我们都聚集在赵文量处,等他回来。赵文量回来后告诉大家,美协主席刘迅和老肖接待了他,希望我们组织一个展览。刘迅告诉他:“我在监狱里就听说有一批年青人,坚持自己的艺术。”他出狱后回到美协,第一件事情便是找到我们,要我们组织一个展览。听到消息的那一刻的心情,今天是难以描述的。我想对于十几年从未展览过的赵文量更是如此。
        成立画会要起名字。我记得那个晚上,大家不知提出过多少名字,不是嫌俗,便是嫌酸,再不就是太狭隘。起名字是很难的。石振宇提出“戈多画会”,取自先锋剧《等待戈多》。争论半天,又被否掉了。直到最后有人提议叫“无名画会”。
        至于后来有人引用:“有名为天地之始,无名为天地之母”来解释“无名画会”名字的起源,那都是后来人的说法。
        展览场地是画舫斋,包括南北两个主殿和东西两个辅殿。中间有一个金鱼荷花池,游廊环绕,荷花又大又高。如今回过头看,能在那样的环境中办展览,是很气派的。
        筹备期间,大伙儿凑在画舫斋擦玻璃、装框子,非常开心。展览的布局很有意思:北殿主殿中间赵文量,左右为石振宇、杨雨树哼哈二将,前殿为四大金刚张伟、韦海、刘是、王爱和、郑子燕、我、习习等。左右配殿为十八罗汉、郑子刚、杨延华、李珊、小田、张达安、邵小刚、赵汝刚等,大致如此。也颇有绿林好汉造反成功的豪壮。
        张伟的《装卸工》遇上麻烦,刘迅要求撤换。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是有史以来最宽松的,他仍然担心无法通过政治审查。刘迅找到赵文量,委托赵文量同张伟协商,顾全大局。当时张伟表示,如果不展出《装卸工》,他宁可撤出所有作品。最后美协妥协了,画没撤,展览中也没有再引发任何争论。
        展览会开幕了,这在当时确实轰动,据统计,每日的平均的参观人数达到两千七百人次。赵文量存有数本意见簿,那是与观众交流的平台。有观众写道:“你们从神文走向了人文。”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艺术现实下,这恐怕是对“无名画会”艺术特点最贴切的评价了。
        展览日期从1979年7月17至7月29日。
        对峙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展览结束后的一天,马德升来到我家,我俩坐在胡同对面的台阶上说话。他告诉我,他在筹划一个画会,也希望我加入,我告诉他,我已经有“无名画会”这些多年在一起的画友。我也给了他建议,告诉他如何去找美协,去找刘迅,还有我们筹展的经过。那晚,我陪他一直快走到他在柴棒胡同的家才分手。
        显然他们和美协没有谈拢。9月28日,“星星画会”在中国美术馆外东面的街头花园举办了露天展览,遭到警察干涉。10月1日他们举行了“争取艺术民主自由大游行”,又和警方发生争执与冲突。随后中外媒体都刊登了消息,西方媒体称之为“地下”、“反叛”、“持不同政见”。
        11月30日,美协在中山公园召开了由刘迅主持的座谈会,参加者有三位报社记者。“星星画会”的马德升、黄锐、薄云、王克平、曲磊磊,“无名画会”的我和赵文量、杨雨树。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十一游行”这件事。席间的发言今天看来非常有意思。大家似乎是见招拆招儿,都说着官话。王克平坦率诚实地叙述了他艺术创作的历程,当他说到反传统的时候,新华社记者咆哮着怒斥“王克平,你也太狂妄了!”而王克平的从容与平静,我至今印象深刻。马德升的发言则是滴水不漏,他说:“……能展览,本身就是四届文代会、三中全会后艺术民主自由的象征。现在是事实,而不是白纸黑字。无名画会的同志对自然、对人民充满着爱。在最艰难的时期,把画箱改小,偷偷到郊外写生,被认为不务正业,条件极其艰苦。别人认为艺术家是疯子,但这些同志不是疯子,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
        薄云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关于三顶帽子,不知反叛指反叛谁;指共产党,不承认。我们长在红旗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说反叛十几年‘四人帮’的僵化艺术则说对了。‘地下’不确切,今天的会议、展览本身证明我们是地上的。刘迅、美协支持我们。画会受法律保护。关于‘持不同政见’一词,是西方记者采用针对苏联东欧的高知阶层而言,同中国民间艺术家的情况不同。”我在会上代表“无名画会”发言,对“十一游行”问题,对“星星画会”露天展览都表示支持,同时谴责公安局践踏民主、法律,应负责任。
        至此,七十年代将尽,时代将揭开新的一页。
        是的,七十年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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