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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与歌舞

发布: 2011-9-29 21:09 | 作者: 郑丹



    郑丹,1948年生于贵州省大方县。毕业于贵州省艺术学校,现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北京市舞蹈家协会少儿舞蹈委员会负责人、太阳花少儿舞蹈艺术团艺术总监。
        那大概是1971年初冬天的事情。
        我身怀六甲,即将临盆,于是向组织上告假回家待产。想不到军代表找我谈话,说等你休完产假回来,我们这边的运动也结束了。你,有什么想法?
        从省艺校毕业之后,我便被分配到贵州省杂技团乐队担任二胡演奏员。我到省城工作和生活,时间不算长,不过两年多。那时候正赶上全国文艺院团进行斗批改运动,我们团和省黔剧团被分到一个组,由军代表带领,下放到晴隆县一个偏僻的农村里进行思想改造。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整风、学习和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省,上面希望看到我们脱胎换骨的新姿态,这时候军代表问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好了,自我改造,要求下靠地方,到基层我的老家去。
        我的表态让组织很满意。然而改造归改造,人情归人情。私底下同事朋友们个个惊讶,纷纷背着领导来说我傻:人家都是争着往省城调,你下靠了,想调上来就难了。还有朋友忧虑:你到下面去,那你的专业不是就丢了?
        无论什么时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都是人之常情。我从偏僻的小县城考入省城读书,还分配到省里的文艺团体工作,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无疑是麻雀变凤凰了,现在要返回去做麻雀,可不算傻瓜么?
        但是,离开省城下放,对我来说并不是多么痛苦的选择。家乡有我全部的亲人,何况爱人——那个年代,夫妻之间大家都习惯称呼为爱人——大学毕业后被分回家乡一个农村中学教书,我们分居已经很久,由奶奶带着的儿子还小,现在女儿又将出生,我回去显然更为现实。说到专业,我们天天在这个村子里,不是学习、批判,就是看着小煤窑里时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不断抬上人来的惨剧,不也没有什么专业可说?
        下去就算是当个音乐老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好——我这样想的。
        文艺要到广大农村群众中去
        我没想到,我的回乡竟让县委宣传部长那般的欢喜。他马上把县文化馆馆长叫来,两人都很兴奋,说你来了,太好了——我是那个小县城里来的第一个科班毕业的艺术专业人才。
        文化馆刚刚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是在原来县黔剧团的基础上,再招收了一些有文艺才能的中学生,还有分配到农村的大学生组成的,正缺专业人才,尤其是编导人才。我一去,不由分说便成了编导。
        在学校我学的专业是音乐。当时国家要求文艺院校的学生必须一专多能,我们在校都学习过舞蹈、表演的课程,但是专业的编导,我还真不会,可是还有谁能比我更“专业”呢?我只能拼命去看《东方红》这样的电影来学习。
        就这样,我成为文化馆里的“一把抓”:舞蹈、歌剧的编导,乐队演奏员,作曲,独唱,兼舞蹈、话剧演员。很快,我的第一个舞蹈《苗家姑娘上大学》也编出来了,演出的对象,便是乡村里的农民们。
        七十年代,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广大文艺工作者都要下到工厂,下到部队,尤其是要下到农村去,全国都在学习乌兰牧骑,成立农村文艺工作小分队。我们文化馆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每月必须到农村演出十次以上,另外还要辅导农村文化站的工作。
        那时候乡野之间道路不发达,我们送文化下乡,就靠两条腿,大家自己背着演出的服装、乐器和道具,一次下到一个区——现在都改叫乡了,走到一个村子演一场,然后接着赶往下一个村子去。什么时候赶到就什么时候开始演。
        演出一般在村里的打谷场上进行,条件好一点的村子,会为我们搭个台子,没有台的,我们在场上围个圈子就开演。我们还专门创作了一个歌舞短剧,就叫《打谷场上》,团里一位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写的剧本,我作曲兼编导,故事讲的就是打谷场上发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创作演出的原则:要结合农村生活,随时随地取材,从农民最熟悉的生活里去创作节目。所谓送文化下乡,并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高姿态,而是走进他们,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的节目通常由这样几部分组成:由发生在田间地头的阶级斗争搬演成的歌舞短剧,其实就是今天的小品,只不过那时候不这么叫罢了。我们那里又是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以歌舞节目比较多,用歌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另外我们还演一些贵州花灯,还有些演唱、独奏节目等等。通常这样一台节目足够我们走乡串村地演很久,有时候还边走边采风,有新题材便创作新的节目。
        每次我们下去,农民们都特别欢迎,每到一处,漫山遍野都站满了人。听说我们要去演出,农民们老早打着火把就来了。贵州是山区,山多,一个村里的人,在深山野林里东藏一户西住一家的,要到公社看演出,好多人家得头一天就提前赶路。我们是流动演出,路上走着的时间也没有准头,老乡们经常站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不差,一旦走到地方,看见等着我们的老乡,也顾不得吃饭休息,立刻上妆演出。演完之后,满山坡满场地的老乡久久都不愿离去。那样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演完之后,正该赶到另一个公社演出,可是一早就下大雨,行路很难。我们正犹豫之际,那边公社来电话了,说老乡们都赶来了,在雨里等着呢。公社里还特意给我们派来两匹马,专门驮演出器材,说是不能让城里来的“艺术团的”太累了。“艺术团的”,是那时候乡下的人们对我们的称呼。
        泥泞的道路很难走,西南山区的黄泥一遇雨,不是一般的粘和滑。一匹马在泥泞中还摔断了腿,我们在雨中赶路非常艰难。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才到了那个苗族寨子,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漫山遍野的苗族农民,有的几个人挤在一块破塑料布下,有的就揪块芭蕉叶顶在头上,有的举个树枝挡着,有的干脆什么遮挡都没有,全部在雨里站着,从上午一直等着我们,连午饭也不去吃。
        寨子里的人们怕我们受寒,给我们熬好了大锅的红糖姜汤。我们哪里还顾得上喝,立刻给老乡们演,其他的,演完再说!演出是露天的场地,雨还不停地下,淋湿了我们的头发,淋花了我们的妆,但是看到下面的观众们笑啊,发自内心拼命地鼓掌啊,我们也拼尽全力,全身心投入来为他们演出——大概所谓的伯牙对子期也不过如此吧。
        演完了既定的节目,农民们全部不愿走。他们拥到台边,用手扒着台子,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不停地说:“再来个嘛!再来个嘛!”雨仍然未停,我们脸上的妆都淋没了,丝绸做的演出服也淋毁了,苗家舞蹈中小花伞的颜料和着雨水淌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花花绿绿的。但是谁还在乎这些呢?我们演,把每个人所有能演的都演出来,哪怕是平时谁会唱个什么歌,都上去演!一直演到天都黑了,我们实在掏空了自己无可奉献,那下面站着的老乡们还是拼命地鼓掌,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芒,扒着我们的舞台不愿离去——那是我有生以来演得最好、演得最投入、与观众的互动最真诚的一次演出!
        那天演出完之后,寨子里杀了公社唯一的一头猪来招待我们,最肥的猪肉用辣椒炒了,大片大片厚厚的肥肉亮晶晶地堆在我们的碗上,村里的人们却谦逊地招呼:“老师,吃辣子,吃辣子。”眼里满是真诚,可是都不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
        招待我们剩下的肉,公社里每户人家都分到一小块,拿回去熏成腊肉,过年就有荤腥了。只是不知道我们下一次去演出的时候,这一点儿肉会不会又成了招待我们的佳肴。那时候农村太穷了,得一丁点儿肉也不容易,但是每次下去演出,我们总被当作最金贵的客人,村子里总是挨家挨户地找到仅有的一点儿腌腊肉,贡献出来用辣椒炒了给我们吃。至到现在,我一想起老乡们那真诚朴实的招待,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一双双不太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在招呼着:老师,吃辣子吃辣子!
        农民对我们这样的热情,对文化这样的渴求,让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村里的干部经常会因为路不好走,怕我们来不了,亲自赶马车来接我们。有一次因为路滑,拉车的马被别断了腿,长春公社的书记竟然自己充当马力,生生在泥泞中把一大车演出行李拉回了村子,我们只能拼命在后面帮他推车。这时候,大概唯有“拼命”这个词,才能恰好地形容我们彼此间的感觉。他们拼命地欢迎我们,对我们好,我们也拼命地为他们演,走到哪里都愿意去。我们和农民,心是相互贴在一起的,这绝不是宣传上的套话。
        我常常会想起,我们演出完了的夜里,睡在村里的大通铺上,看到山间的皎月升起,那么宁静安详,特别美好。经常地,我们每个人这时候都激动得睡不着,——每一次演出完了都睡不着啊!心里满满的,特别踏实,觉得自己又做了些有意义的事。多年以后,我依然从事着群众文艺工作,也感受过成功与掌声,但是至今没有一次掌声、没有一次观众的热情,能够与那时候老乡们的真挚与纯朴相比。
        所以,虽然我们每个月都有一半时间在乡间奔走演出,有时一个月都在乡野里回不了城,但是我并不觉得很辛苦,也不抵触,觉得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是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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