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我们过节的风俗并不因贫穷而省俭，每当我们一家人，喝完雄黄酒，吃完晚宴，依着传统习俗“游百病”走到城北桥头的时候，总听见人家喊：“哟，你家郑幺娘又唱赢了！”母亲看见我们，便会跑过来抱住两个外孙，说：“幺，我的乖儿，你们来了！”招呼完我们，她又会回去继续对歌，直至午夜才尽兴而散。
或许就是这些从不消散的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丰富的文化生活。端午是这样有趣，春节元宵更是热闹。除了那些传统的娱乐项目，和必不可少的文艺演出之外，我们文化馆还配合节日，组织很多文化活动，比如年年春节至元宵的灯谜大赛和舞龙的表演。
我爱人是猜谜的高手，这样的猜灯谜活动，通常的奖品是烟卷和糖果，这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常胜，学会了抽烟。有了孩子之后，他都觉得自己去猜谜是欺负人，但又丢不下好玩之心和那点奖励的香烟，于是就让孩子们去看了灯谜回来，他告诉孩子去领奖。
灯谜由文化馆的人四处搜集，或自己创作，都用毛笔写在五色的彩纸上。一串串的彩纸挂在绳子上，挂满了文化馆的院子和排练场。人家见两个学龄前儿童老是扯了灯谜彩纸去领烟，都觉得不像话，仔细一看恍然大悟：“难怪，刘扬忠家的嘛！你家爹咋会不自家来？”我爱人还一直取笑那些灯谜出得没文化：“神拿石头打人”猜一词牌名，谜底是什么？“菩萨蛮”！
元宵的舞龙是文化馆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都是夜里才舞。大龙灯扎得漂漂亮亮，还有鼓乐队敲敲打打。跟在公家龙灯后面的，是爱玩的百姓自己扎的“草把龙”，没有公家的亮眼，却在上面插了很多点燃的香，舞起来也是一团红线，让人眼花花的。
有几年为了增添舞龙的绚丽的效果，在大十字、小十字这样的重要街口，都有烧得旺旺的火炉，里面熬着铁水，用勺子盛了火红的铁水，用木板在勺子下猛向上一拍，铁水散向空中绽放开来，如同国庆礼花一般好看。可惜好是好看，祸害可不小。那铁水往往还没冷却就撒了下来，慌得底下看热闹的人群，又是叫又是躲。我倒不记得元宵过后有多少人说被烫的，只记得小女儿后脖子里落了个铁粒，烫了个大水泡，好几天才好。后来大概撒铁水劳民伤财，就不用了。再后来，不知为什么，舞龙的表演也渐渐没有了。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慢慢马路多了，房子多了，汽车多了。路上的“马哥头”越来越少，路边的烟酒铺都变成加油站和超市，渐渐也就听不见马哥头的歌声了。不知道是不是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山间调侃路人的歌声也稀少了。母亲去世了，早在她去世之前，端午城北的歌会也不见了。春节的灯谜会猜的人越来越少，规模渐渐小到没有了。我离开故乡太久了，听说苗族的“跳花坡”等节日，在这些年倒是越办越大，成了当地一项重要的特色活动了。
我们县城依然挺立在那斜斜的山坡上，从未像人担心的那样，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只不过原来破旧的茅草屋和青瓦白墙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一样难看的水泥楼房。
那个地方小归小，却有一个豁朗的名字——大方。
因为单纯，所以快乐
1975年，我爱人终于从农村中学调到城里的师范学校教书，我也一同调去当音乐老师。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群众文化工作的结束，而是我以师范学校为阵地，又开始了新的文艺工作。
师范学校对我的工作百分百信任和重视，没有教材我就自己编，没有乐器就给我经费。我和爱人带着女儿专门去省城和四川采买了一趟器材，什么笙啊、扬琴、手风琴、二胡的，买了一堆回来，再买本教材就教学生练乐器。
当地的文艺汇演十分频繁，自从我去了师范学校之后，就把学校的文艺活动搞得非常红火。而且，由于我们夫妻同一单位，似乎更有了夫妻合作的意思。每次演出我们都有新作品，我作曲，爱人写歌词，唱《送红军》之类的歌。那时候跟红军有关的歌曲都比较抒情，旋律好听，像《长征组歌》、《映山红》什么的，我们那时候的写歌风格也走的是那种路数。
在每年全县的各种文艺汇演中，师范学校的演出总是力拔头筹，质量最高，也最受欢迎。每次演出不是在经常举办篮球比赛的球场坝，就是在老电影院，有时候也会在县委礼堂。每次演出都挤满了观众，这时候，也是门口卖瓜子的小摊最赚钱的时候。县城很小，大家又都爱看文艺演出，一旦你粉墨登场，台上的“光辉形象”到第二天就会成为一条街上八卦的话题。
那段时间我偏好排演歌剧，给学生成功排演了歌剧《江姐》的片段之后，又排了部叫《刘四姐》的小歌剧。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这次是师生同演，我自己扮演深入虎穴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我爱人在中学大学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就由他扮演剧中第一反角肖司令。剧中肖司令最终被刘四姐一枪结果了性命，于是八卦来了。演完之后，全县都在说那个“刘扬忠一枪被他家婆娘打死”的戏，弄得6岁的儿子气呼呼几天不理我们，死活不肯再看那个演出，连演出后发的糖包子这样金贵的东西，他都不肯吃。
我们的演出，服装、道具、舞美，无一不出自自己的手笔。那时候演出服都讲究，大多是丝绸做的，我们自己买了料子和花边，自己设计样子请裁缝做。耳环就自己买珠子串，没有人打耳洞，就拿线串着，挂在耳朵上装样子。盒子枪都是我爱人的手工，自己拿木板画了样子锯好，打磨之后用墨汁涂色，简直可以乱真。
其实，在那个文艺活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小县城里哪个单位演节目不是如此呢？那时，个个敢表现，也个个都是文艺多面手。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学校校长请我帮他们学校排演一个节目参加汇演。我爱人便拿孩子们最爱看的一本小人书《会摇尾巴的狼》，编了一部童话歌舞剧，我给他们谱了曲，编了舞，把5岁的女儿也拉进来演了小白兔。演出很成功，一家四口以这样的方式圆满地合作了一回，大家觉得上台演出是天经地义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若是换到如今，我还会有这样的勇气么？即便我有，家人孩子们恐怕都不会那么配合了。
今天，我不需要证明自己在那个年月多么的有头脑，或许正因为简单，人没有太多的杂念，所以有最单纯的快乐。那些年，我从来没有因为排演节目取过报酬，也从来没有计较过自己付出的比别人多还是少，没有担心过自己是不是太出风头的问题。我安心于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个工作让自己、让周围的人、让台下的观众都感到快乐，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这大概是我对那段岁月缺乏痛苦记忆的原因。
1976年的一天，我正随着文化馆在地区进行汇演。演出进行了一半，突然听见外面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人群在欢呼，一向对演出极为专注的观众开始呼啦啦往外跑，这让台上的我们莫名奇妙。突然有人对我们大喊：“别演了，中央出大事了！快出来吧！”场内人全部跑了出去，我们化着妆穿着演出服也从舞台上跑了出去。
出去才知道，“四人帮”倒台了。消息太震撼，新闻中欢快的气氛激动了我们，大家都在欢呼，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我们想起来后台有锣鼓，便跑回去拿出来敲锣打鼓开始满街游行，一边走一边喊“打倒四人帮，全民得解放”。
那真是惊天的大事，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演出中，在演出的间隙里也激动地讨论个不停。那一年的悲伤和惊愕太多，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这么快乐的消息作为结束没什么不好。
那狂喜的气氛延续了很久。很多从前不让放的电影，开始反复放映，广播里，像是要把从前没能放的歌一口气放完，满大街都是欢歌笑语的。我们家也借了个朋友的唱机，一天到晚大喇叭里放着文革前的老唱片，还有不少那时出品的红色塑料薄膜唱盘。方圆百米的街坊邻居都跟着我们天天听音乐，倒也没有哪家嫌吵的。
我们的文艺演出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那一段时间里，由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演了很多出话剧，剧本很快刊登出来，于是我们紧跟潮流。
我又被调回了文化馆，开始主演话剧。我们一口气排了《深夜静悄悄》、《于无声处》直到后来的《权与法》等一批新时期话剧。西南人普通话说得不好，憋着一口方言普通话演戏，经常笑料百出，无论是观众还是我们自己，有时会笑场笑到演出无法进行。但是演出还是非常受欢迎，于是我们文化馆毫不含糊地做了两三年的话剧团。当然，区里省里的汇演，我们唱歌跳舞创作依旧不耽误。
1978年春，我丈夫在他爷爷的葬礼上收到了研究生录取的电报。这是个对我们全家都影响重大的消息，几年后，我们都跟随他离开了这块文艺活动格外活跃的土地。1983年，我原单位的同事到北京参加全国乌兰牧骑文艺调演，我原来参与编导的一个仡佬族风情歌舞《打亲敬酒》获了奖，他们给我送来一个奖品，是一盏台灯。
后来不太听说有全国汇演的举办了。我原来的单位，据说也逐渐散了，家乡的文艺汇演渐渐也没有那么热闹了。
我与丈夫的合作终究成为一段过去了的往事。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大概是在1977年秋天，那时候政府曾经想向全国征集新的国歌，县委宣传部领导很郑重地把我们夫妻叫去，让他写词，我谱上曲，然后送到上面去。到底写了些什么，如今我完全不记得。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不记得，我们一度差点把国歌换掉。
但我不会忘的是，那个过去的年代，我有过毕生最真的演出，最好的观众。时时想起，还分外地怀念。
（郑丹口述，刘净植文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