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一月生。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编纂，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着有诗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歌评论自选集》、《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唐晓渡诗学论集》等；散文随笔集《今天是每一天》；译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多卷本等；另编选有十数种诗选。
要被「炒鱿鱼」的消息，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刚过由厂长兼总支书记老段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正式宣布的，根据是红头中央文件，甚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清退国营企业合同工、临时工的通知》之类。这噩耗早有风闻，可真等到棺材抬上门，大伙儿还是全傻了眼。有多憋气就不必说了，更冤的是还没地方撒气，因为厂方和我们一样灰头土脸。
我们这个厂是从南京迁下来的，虽说当初也过来了些老工人，但一直心思浮动，四年下来，已回去了大半；作为补偿，新招收的数百青工已逐步成长为各工种的骨干力量，撑起了大半边天，问题是其中大多数恰恰就是文件所针对的合同工，如全部清退，这个厂就会立地垮掉。
全厂笼罩在一派凄惨麻木的氛围中，连周恩来去世这样的大事都没激起甚么反响。两天后公布了第一批清退名单，走人的多原本就家在农村；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二批名单也下来了，基本是当年从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的城镇青年。两批加起来近一百人，约占该清退合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剩下的维持厂子的运转，照那帮正式工的说法，相当于「死缓」。
那年春节过得特没劲，全家人都对我陪着小心，好像我是易碎的薄胎花瓶。更让我郁闷的是，年前和小S约好初三下午来家里一起做酒酿，结果糯米饭煮好了，药引子备下了，却苦等到天黑也不见人影。那年头小县城连公用电话都没有，只能干等，一边等一边胡思乱想：病了？有急事走不开？相隔没多远，怎么也不过来打个招呼？第二天又白等了一天。本来我也可以去找她，一怕冒失，二是该死的自尊心不答应。三年了，这在我们之间还是头一次，挨过初五，到了上班的日子。我和小S上下班同道，平常默契，差不多总能碰上。那天下雨没骑车，我在路上忽快忽慢，迟迟不见人影，心里更加忐忑。到了班上，立刻去小S的金工车间，她却到了，正低头坐在工具柜前，似乎在想心事。我有点懵，想想还是自尊心占了上风，只在她左近晃了晃，确定她看到了马上走开。
我和小S同是县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她在丁班，我在乙班。她父亲曾是我们班数学老师，还代理过班主任。在校时我对她印象模糊，后来插队三年，相隔甚远，连面也没见过。彼此产生好感是进厂一年后的事。她因滚齿机一时未到货，被配属到我所在的机修组当「小工」。其时我年方十九，血气正旺，再加上脑子快，肯钻研，早早就在同辈中拔了尖。拔了尖意味着有更大的话语权，随之而来的是迅速膨胀的支配欲，于是干起活来不免无意识地效仿师傅，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用不了多久，「怎么这么笨」就成了我的口头禅。也许正是我的霸道吸引了她；；而她之所以让我属意，不是因为她在跟随我的一帮女工中最漂亮(当然足够漂亮)，而是因为她最清澈，最文静，从不叽叽喳喳；更重要的，是一说话就脸红。恋情的小火苗一旦从心底呼呼升起，甚么同学之谊啦，师生之缘啦，也都统统化作了助燃剂。几个月下来，谁都知道我俩「对上了」。但由于进厂时约法规定三年内不许谈恋爱，还由于性格中都不缺少在别人看来是「假模假式」的矜持，我俩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驼鸟政策」，以保守这公开的秘密。
说来可笑，三年来我们尽管一分开就彼此想得慌，却连手都没有拉过，很可点「相敬如宾」的意思。下了班倒是常在一起推车「轧马路」，但多由我胡侃——我自幼一直随父母住校园，守着图书馆，再加上常和几个「书虫」切磋，这方面的功夫自是了得——229她则安静地听着，有时也提个把简单的问题，与其说质疑，不如说是鼓励。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也不会正面触及我俩的事，只有一次例外，那天我侃了一大通，她却毫无反应，只顾低头走神。我急问怎么了，她一怔，满脸羞得通红，却不答。最终实在被逼紧了，才没头没脑闷声甩出一句：「你真的没听说过吗？」「听说甚么？」「女大一，苦滴滴呗。」
下班后照老规矩，我先到一条属于我们的小马路，放慢脚步，仄起耳朵。没多久，身后传来比平时略显滞重的雨靴拖地声。她轻轻一咳，我没回头，仍保持原来的速度，两眼直视前方。她与我仅一肩之隔，步率几乎一致，但就是不赶上来，显然也不想先开口。
新铺的沥青路面散发着刺鼻的柏油味儿，由于做工粗劣，踩上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天宁寺巨大的阴影压下来。回家该往右拐了，我转身往回走，她也跟上来，但仍差那么一步。气氛越来越僵硬，我有点慌，不知该怎么打破这从未有过的局面。天黑下来，隐在法国梧桐中的路灯洒下惨白的水银光。又飘起了牛毛细雨，且淅淅沥沥越来越密。身后嗒地一声，一柄打开的黄油布伞递过来，伴随着一声轻轻的叹息。
我接过伞，放慢脚步。伞足够大，能罩得住两个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近地傍着走。虽然隔着厚厚的冬衣，但间或两肩相碰，仍能感到一种陌生的温软。我有点晕眩，克制住突如其来的想搂过她的欲望。
她再次叹息：「这个春节，我外地的两个姐姐都回来了，是为了我们的事....」
「是吗？」我漫应一声，没接茬。
「三十晚上开了家庭会....南京的大姐听了我们的情况倒是没意见，说只要人好就行。但北京的二姐不这么看。她说....她说....」她停下来，似乎在积蓄勇气。我心跳加速，却故作轻松：「说吧，没关系。没甚么大不了的。」
「简单地说，她不同意。」她的语气变得流畅起来：「她说你们想啊，他们家弟兄五个，我们家姊妹六个，双方父母的工作单位都是清水衙门，身体又都不好，根本没有力量支持儿女；现在国家是这个样子，经济一团糟，眼看着两个合同工都要被清退回农村，将来怎么结婚成家？房子从哪里来？生了孩子谁来带？这日子，分明是没法过嘛....」
「甚么乱七八糟的！」我终于爆发了，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她二姐身上：「说一千道一万，不就嫌我穷吗？小市民！亏得还当过军人呢！」
不能不承认她二姐说的都是实情，问题是此前我从未认真地考虑过这实情，我的心高气傲甚至不允许我朝那方面想，因此一旦听到，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驳斥，但究竟应该怎么驳斥同样没想过，于是「小市民」就成了最先从我的道德词汇表中跳出来的判词。那一刻我甚至想到了保尔.柯察金挖苦冬尼娅的场景。
我的粗暴显然令小S非常吃惊，也有点生气：「我二姐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那还能是甚么意思？」我再次以激烈的反问打断她的话。自觉有点过份，又稍稍缓和道：「行啦，不说你二姐了。你父母是甚么看法？」
过了好一阵她才应声：「你知道我爸一直很欣赏你，赞成我跟你好。但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现在他觉得二姐的意见值得慎重对待。至于我妈」，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你也知道，她总是随着我爸的。」
「那么你的三个妹妹呢？」口气中怪怪的讥诮味儿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
她却老老实实答道：「小六子还小，家庭会没让她参加；其他两个妹妹都站在二姐一边。小四子还说，这下子看他还怎么骄傲，到家里来两眼朝天，除了爸爸，谁都看不见。」
我冷哼了一声。当初我俩刚要好，这两个妹妹曾不顾她的抢夺，在家里轮流朗读我写的第一封情书，赞不绝口，尤其是其中那些诗句。
「好，这些我都可以不管，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做主。现在我只问你，」我停下来，转身面对着她，「你怎么看你二姐的话？」
她低下头，两只手绞弄着胸前的辫梢，昏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可以察知她的呼吸骤然变得急促。「我....我....，」嗫嚅了半天，她终于说：「我觉得爸爸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还要再想想。」
「那你就想吧，想好了再来找我！」我愤然把伞塞到她手里，扭头大步离去。
我没见过她二姐，可对她父亲却知晓多多：前解放军大尉、县中最出色的数学老师、多年所向披靡的全县围棋冠军，平素为人宽厚温和。他的反应让我困惑，当然最让我无法理解的还是小S。
当时我们家因子女多被分作三处，我单独拥有一间猪圈改成的小屋。是夜辗转难眠，快天亮时我不得不在小本子上尝试用简易问答法处理乱麻般的思绪。
问：你爱她吗？
答：爱。
问：她爱你吗？
答：当然。
问：那为甚么会出现当前的局面？
答：因为她太软弱，就像她母亲。
问：在这种情况下你准备怎么办？你会放弃吗？
答：争取她，和她一起与小市民价值观斗。决不放弃。
问：怎么争取？有胜利的信心吗？
答：暂时不知道，看着办。有信心，但不太足。
「不太足」似乎不妥，有点泄气，圈掉，随后改成：「前提是她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并向我认错。」
合上小本子，面对墙上自书的毛泽东联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我做了个深呼吸。
随后的十多天我参加了县文化馆和省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一个诗歌学习班。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刻意地与小S保持完全隔绝状态，再上班后也仍然如此。我的自信和自尊都需要这种状态。
这样大概又过了一周。那天下了一场春雪，快下班时车间里已空无一人，我也收拾好准备回家，忽然透过大玻璃窗看见小S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过来，心头不禁一阵狂喜，赶紧迎到门口。不想她见了面脸一红，眼睛看着地面，递过来一个折成燕尾的纸条，一言未发，转身就走。
甚么意思？有这种认错的方式吗？我攥着手里的纸条，像攥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坐定，这才慢慢打开，只第一眼就知道自己错了：平时她给我写信抬头都称甚么甚么的晓渡，而这次只有光秃秃的「唐晓渡」三个字。时至今日，我还能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出这封信：
「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树丫里长出来的，而是父母生，父母养的；现在既然我父母不同意我们的事，我也没有办法。请从今日起一刀两断，再也不要藕断丝连。」
第二天上班，我立即去找她，约好下班一起回家，她红着脸点点头，没有拒绝。那天我们没有走平时的熟路，而是绕道东郊，那里行人较少。但谈话毫无进展，任凭我怎么苦口婆心，她只用父母的话搪塞。天黑下来，我们在她家附近的土路上来回推磨。行人越来越少，以至完全绝迹。我又冷又饿，终于失去了耐心：「我看，跟你说得再多也没用，我也不想成为一块牛皮糖。还是直接跟你父亲谈吧。」
「好，好，」她如蒙大赦，「现在各自回家，我帮你另约时间。」
「不必了，就现在。我是说，我要马上见你的父亲。」
她楞住了，借路灯看了看表，用从未有过的语气责备道：「现在？你太任性了....都快夜里十二点了，我父亲早就睡下了；再说天这么冷，他毕竟是五十老几的人了....」
「不！只谈几句，我不会耽误他太长的时间。」我坚持着。
「太任性了....太任性了....你也不想想，这个时候你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谈会是甚么效果....」「我不管！今晚必须和他谈！」我开始低吼。又僵持了几分钟，她长叹了口气，说：「好，我可以帮你去
叫....不过咱们说好，是你坚持要这么做的，后果也只能由你自己负责。」她家在县中宿舍，四间平房并排，傍着条小河，左拐再左拐就到了。
客厅门咔地一响，老S似乎一步就跨到了我面前，高大肥胖的身躯带进一团砭骨的寒气。
「那么着急，改天谈不行吗？」他一身改制前的军官行头，显然是慌忙中临时披上的，皮帽子歪在头上，棉大衣没扣扣，手抄在袖子里笼于胸前，光脚趿着皮拖鞋。他像往常那样笑吟吟的，却没让我坐，和我面对面站着。
我用最快的速度说明了来意，除了道歉，主要是表明心迹——我爱他女儿。
在此过程中老S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两眼看着我，极其专注的样子。待我打住，又增大幅度笑了笑，这才慢条斯理地说：「你知道我一直欣赏你，从你在校时起就欣赏。对你和小三子的事，我从一开始就很赞成。本来基本就这样了，谁也没有想到情况会发生变化。现在你们都要被清退回去，但生活不存在清退不清退的问题。你可以想一想，我们两家....」
「对不起，这些小S都给我说了。」我不失礼貌地打断他，「再说，情况可能还会有变化，至少最近厂里没人再提清退的事。」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等一等，但实话实说，女孩子，还大你一岁，我们拖不起。我是父亲，不能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万一你们被退回农村，别的不说，糖从哪儿来？煤从哪儿来？这些都要凭计划供应。你们不会总是两个人吧，有了孩子，你们怎么办？」
我尽量克制住怒气：「不至于吧？不管出现甚么情况，凭我的能力，大概都不至于混到需要为糖啊，煤啊，这些东西操劳的地步吧？真要到了这个地步，哼哼，」我冷笑一声，「那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那这个国家就整个儿都完了！假如整个儿都完了，是不是被清退回农村又有甚么重要呢?!」
「你....」他笑容僵住，两颊抽搐了一下，随后一声叹息：「你还是太年轻啊。今天就这样吧，太晚了。」他完全恢复了镇定，「甚么时候你觉得有必要，我们还可以再谈。回吧。」
我没有打探那天深夜突访后老S的进一步反应，小S也没提起，这使我有理由认为那次我们是打了个平手，由此双方，更准确地说，三方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一如清退之事很久没人提起，似乎我们和厂方之间也达成了某种默契。
四月七日晚，结束了每周三天的「七二一工大」课程，我们正一起骑车回家，全城的高音大喇叭中突然传出中央台播音员那较之平日格外慷慨激越的声音，报道说前两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哪有那么多反革命！」我一边猛击自行车龙头，一边大吼了一声，把她吓得一哆嗦。分手时她一反常态提前下车，低声说了一句令我至今难忘的话：「以后说话注意点....万一出了事，叫我怎么办！」
那年初夏，我们家搬到了我父亲新调的单位。刚刚住定，唐山就震了个稀里哗啦，而据来自官方的消息说，我们这里短期内也将发生七点五级左右的大震，于是防震抗震成了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大事。可期待中的地震却恶意沉默着，躲在一个莫须有的地方躬身伏腰，就是不见动作。
临时防震棚要改建成半永久的。父母考虑到我们家五条虎，人手多，而她家清一色女孩，连声催我去帮忙。无奈，只好向父母说明真相。二老对视了一眼，一致以为桥归桥，路归路，既然还存在这层关系，那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使被拒，也可求得个心安。「再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你挺身援手，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火烧眉毛，老S大概也是求之不得吧。」说给小S应了，隔天一早，我自带工具上门，那边的老两口果然满脸欣慰，一个充任下手，一个忙着端茶倒水，不时递上拧好的毛巾，四个「娘子军」也跟着团团转。黄昏时大功告成，我婉言谢绝了老S留饭的邀请，凯旋而归。
是不是七六年最后一场大雪？记不清了，总之是白天白地白睫毛，一离开大路，就陷入半膝深的雪窝里。我抄近道跌跌撞撞直扑我家「穹庐」。
十米龙门刨上马已有一段时间了。这在我们厂是项大工程，为此机修组升格为大组，直属生产科；我则被任命为大组组长，主持这一项目。按条例主持这样的项目得具有五级钳工的资历，而我不过是一个尚处在「清退」阴影下的合同工，自是特别体面光鲜。开工时举行了小小的仪式，总也黑着脸的厂长老段露出难得的笑容，讲完话还特地走到我跟前，狠狠拍了拍我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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