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回忆
发布: 2009-3-20 09:23 | 作者: 陈建华
售与帝王家
找出一本日记簿，彩色锦缎的封面，小桥流水，庙宇亭台，杨柳依依。翻开便是伟大领袖的宝像，一身戎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旁边没了林副主席。里面有我的日记，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二月九日为止。
不怕记日记了。一切都好像在回春向暖，而我心头的解冻仍显得迟缓。记日记缘自一阵难抑的激动，那天晚上在音乐厅听了德国钢琴家康塔尔斯基兄弟的演奏，我这么写道：柔美的音质、默契的配合、纯熟的技巧、闲雅的风度.我屏息倾听，注视着兄弟俩每一个动作，折磨了我一整天的牙痛消失了，白天所感觉的异常的疲乏彷彿也没有发生过。
于我，这二百多天像急转的漩涡，充满焦虑与机遇、冲突与挫折，千头万绪，欲理还乱。报纸上在继续批判四人帮、在平反冤假错案。文学经典在重印，书店前排起了长龙；图书馆座无虚席；电影、音乐会、展览会接踵而至，伴随开放的许诺。环顾四周，各路好汉摩拳擦掌，熬过十年寒窗，面临龙门一跃。各种机会在向我们招手，好像黑洞尽头，豁然开朗，大小洞门一齐敞开，顿显奇景，阿米尔上！有的取到了幸运的钥匙，更多的名落孙山。
日记里有无数的名字，关于书籍、电影、展览会等，有的书买来没看过，有的电影看了全然记不得。但那些人和事历历在目，那些给我帮助，给我鼓励的人们，都尽力把我往上提、往前推，出自私人的同情和友情，却紧跟歌唱民族新生的主旋律，一九四九年后还没有过如此无需官方组织的热烈的群众运动。这些人有许多大约已不在世，生者也不知在哪里，重睹自己的文字，久久无语。
在厂里我成了个「笔杆子」，为车间主任起草总结报告，给小组职工上课；外文知识也曝了光，局里有文件要翻译，也找到我。干活也不马虎，加班加点不在话下。九月十六日记载了晚上加班的情景：「近三个钟头在舱里，肩挨着肩，敲铲声震耳欲聋，灰尘迷漫。我赤着膊，两耳用棉纱塞住，汗一直没有停过，流到裤裆，大家的裤子都湿了。」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落实政策，找局党委谈，递交「复查申请书」，局武保组也派人来调查，却推三阻四，不见下文。
不曾体验过那种读报的兴奋，从小看惯「红色经典」电影，也激动流泪，而现在党中央的号召另有一种着肉贴心的感觉。十一月里《人民日报》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释放西藏叛乱在押犯人，为《海瑞罢官》平反，并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我在日记中写道：「一场新的革命正在扎扎实实地开203始。」又觉得「当前先进与落后思想斗争尖锐，要加速建设步伐，非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
于是社会上激起民主的呼声，在人民广场和淮海路上出现「民主论坛」，要求加快开放步伐，我兴奋莫名：「这是新中国真正的曙光，有识之士正在我辈之中?.振兴中华，匹夫有责。会当奋起请长缨，誓将民主遍中华！」然而「民主论坛」很快就退潮了，与中央的表态有关。我写道：「目前的形势，我始终认为不能再乱，不能再鼓励无秩序的活动，但必须实行自上而下的稳步的改革，逐步确定法治。的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想也奇怪，「漫长的过程」好像是在昨天说的，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对我们来说，各种机会中最具诱惑的莫过于允许社会上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研究生了。七八年第一次这么招生，一连三年，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学外文圈子里，一起学法语的钱国新和王佶民两位捷足先登。钱被复旦物理系录取为研究生，王报考北京中国科学院，赴京复试后也高中了。郁福民、赵志石也考过，失利。最沮丧的是安安了，考上海外语学院的研究生，信心十足，却未取。他决心再接再厉，干脆向里弄生产组辞职，在家以教英语为生。见了我劈头就问：「你不打算考研究生？」在他鼓动下，我参加了他新组的复习班，和赵志石、小刘，每周三晚在他家聚会，复习英语语法和法语。
既是背水一战，大家精诚团结，全力以赴，几个月下来足见成效。于是安安口出狂言，说那些「老头子」(如葛瑞规等英语权威)没甚么了不起。谈到下一回考试，他说英语打到九十分、法语七十分、日语六十分，就有把握了。我说应该是中文九十分、英语八十分、法语和日语各打七十。那时自己还不知考甚么专业，却把中文放在第一位。
研究生没录取，还有其他机会。安安在街道办事处通过了英语考试，明年可能去做代课老师。赵志石与金山某单位签订了两年的合同，去教两年英语口语。赵带来不少消息，告我们说，市里的笔译考试即将开始。的确，知识受尊重，外文最吃香，从市里到基层单位，甚至在街道这一级，都在搞外语测试，彷彿在打一场罗致人才的「人民战争」。我的单位也如此，局里举行外语考试，同学王基立去了，我临时没去。王和我、还有何灼兴是厂里的外语小圈子。多年来与王一起学日语，常常偷闲躲到角落里切磋一番。灼兴跟我学英语，每周末来我家，这年他考了大学，没成。
不参加局里的考试，我另有打算。正当盛暑季节，安老师在为我奔忙，借他的人脉给我在上海科学院找个位置。先后同生化所、昆虫所联系，让我搞资料翻译或教口语。昆虫所的负责人老刘极其热心，见了几次面，也给录了音，给我单位发调函，足足忙了两个月，最后见我说「酸了」(sorry)，事竟不成。此时安老师也忙得不亦乐乎，市三医院、仁济医院都把他请去教英语，把我带去做助教，让我上课实践。
在我周围像安老师那样的不止一个，萧金芳先生是有大气魄者，和他短暂的交往，却印象深刻。当长夜之后曙光来临，他已经七七岁了。知识渊博，精通法文，北京外语学院、政法学院都请他去，结果没去，准备进即将成立的上海法学研究所。每次见他，谈锋凌厉，刺痛时弊，有「辣子」(他是四川人)味。有一晚我们闲谈，他不叫萧老太开灯，如日记所言：「我们在阴影中谈话，只有窗外透入一些淡淡的光，我们能体会到互相的声气、能感到互相的情绪。」当时就有这么一种暧昧的氛围，大家敞开胸怀，好像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问老幼，不计尊卑，相互激励帮助，拥抱同一个明天。萧老给我解决翻译上的疑难，对我的处境提出忠告，最记得的一句是「凡事勿苟且」！
我在热恋中。女友汪卫星是学画的，因此也认识一些美术界人士。我们跟萧家奎老师学水彩画，常在礼拜天同他的学生们骑单车去郊外写生。他带我们去拜访了颜文梁、承名世、谢稚柳夫妇等前辈。我大有唐人「温卷」之遗风，或赠诗、或出示书法求教，虽然被承名世先生批评说根基不深，使我脸红。也是通过萧老师认识了刘明毅，一到他家，发现其妻陈云霞原来是我航校的体育老师，连呼世界之小。明毅在文革中已经翻译了八十万字的美术资料，其父刘汝醴是南京美术学院教授，专治美术理论。明毅也热心帮我，说他父亲明年要招美术史研究生，问我是否有兴趣。其时陈老师是三航局干部，也说如我想调进局设计科的话，她可以帮忙。
我的机会随着圈子在滚，如夏天里滚雪球，不是越滚越大，其中各种私人纽带犬牙交错，但在艺术上各有其话语和趣味，圈子之间不搭边。在颜文梁先生家里，方始领略了印象主义的画风，一幅幅风景小品画得极其精细，色彩鲜丽，兼有莫奈的朦胧、毕沙罗的点彩和雷诺阿的浓艶。而且颜老久已眇一目，我在《为颜文梁先生作》一诗中赞颂道：「天上的明珠失落在海底，/给人间带来奇丽。/参悟了三万个晨昏的奥秘，/两颗并一颗，如今更神奇。」
五十年代之后的油画界崇尚苏联式现实主义，像颜先生的法兰西风虽属于另册而遭受压抑，仍尊重写实，不越过前期印象派的底线。萧家奎和刘明毅稍稍越界，对后期印象派大加赞赏，刘翻译了梵高的传记，但碰到抽象主义两人就大摇其头。
忘了在哪里见到汪之杰先生的。汪毕业于中央美校，是徐悲鸿的高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初见到他的一幅肖像画，正宗苏联画风，但并非照相般真实，那种凝重的笔触似乎触及物体的内质，令我想起塞尚，越看越震悚。八月底一个秋阳骄人的下午，我和女友去看他，敬畏如朝圣一般。在双阳路一个八平方米的矮屋里，一张床占了大半。他的面色比上两次见他时好些，而病态仍在，目光灼灼，孤傲如昔。他说中央美校正在解决他的问题，对五七年之事的清查结果是：纯属虚构。我们听了为他欣慰，但二十年里他吃了多少苦头，令人扼腕。汪一边看画，一边笑，怕讲得太重，怕使人难为情。从他那里可听到「现实主义」的精髓：你必须研究自然，深入对象的本质。对象不会给你任何东西，你若要把对象画像，必须研究对象。
另一位陈创洛先生，在展览会看画时认识。他毕业于上海美校，走的是新派路子。住在吴江路天乐坊，和我的住处一箭之遥，于是熟悉起来。他醉心于抽象主义，对毕卡索情有独锺，且竭力使之与中国传统美学相融合。他对于新知的热情令人敬佩，单单法国画展就去看了十二次。对我倾向抒情感性的来说，觉得他太着重观念。但事实上他代表了「开放时代」的风格，「新概念」使他摆脱历史而另辟蹊径。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瓷器》一画在日本受赏获奖，成为新潮的领军，至今蜚声画坛。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了新一轮外来文化的狂轰乱炸，一时间中国又成了新旧世纪的老君炉。我们是那么贪婪，凡是到了嘴边的，不照单也吃。日记里那些看过的电影和美术展览都有一长串，也不放过广播里的音乐，萧邦、德沃夏克、科萨科夫、贝辽兹、勃拉姆斯、德彪西?8943.却赶不上日本电影《追捕》的打击乐，在电视里播放，从家家的窗口传出，夜晚的街头加快了脉搏。
那时我是盲无头绪，觉得自己潜力无穷，三脚猫甚么都想出手，市里举办书法篆刻展览，公开征稿，我送作品去，结果落选。又寄诗歌给《诗刊》，退稿。对甚么都觉得新鲜，在上海图书馆里阅读《考古学概论》、沈从文《龙凤艺术》、沈尹默《书法论丛》等，即给迷住，笔记作了一大萝。在六月的日记中，曾在船桅上眺望吴淞江，心旷神怡而诗兴大发。或沉醉于求知的海洋里，荣辱两忘，还表示不想急于离开修理厂。但形势不饶人，不光周围的同道们已在雷厉风动，后来愈觉得厂里不能久留，外单位来借调我去搞翻译，不同意；有一阵差点要把我调遣到连云港去工作，突然觉得不安全，还给我穿小鞋。
其时找出路外语翻译是条捷径，这方面黄天民先生对我的帮助至为及时。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部主任，住在我们同一条弄堂里。他女儿黄英是我小学同学，其兄黄仁是我的棋友，时而结伴出游野外。文革后期常去他家，加入了黄老师的英语班。虽说抄过家，搬走不少东西，但如不僵之虫，仍有些宝货，从他家借到五四新诗选本及《淳化阁帖》等。反正之后，黄老重操旧业，翻译西洋电影资料，让我译美国百科全书中的电影资料，并发表在电影厂的内部刊物上。他后来计划庞大，准备创办《外国电影》刊物，然而发觉我心猿意马、不能专注投入的样子，颇不高兴。
我像个没头苍蝇，胡串乱闯，但梦里老是梦到文学。大约是情感久遭禁锢之后，对于纷至沓来的新奇，特别容易兴奋。读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祈连山下》，便想立刻给他写信，寄作品给他看。看到夏衍在全国文联的讲话，整段的抄录下来。且表示要照他所说的，去挖掘、研究新时期「英雄人物」，「给社会树立其典型，是文艺家的光荣任务」。虽然诗作屡投屡不中，仍在刻苦地写，在时代与自我之间分不清真假。
那时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爱伦坡的诗和小说。十多年前认识朱育琳时，惊叹其美仑美奂的译笔，便怀着接触外文原作的梦想。爱伦坡的《安纳帕尔?5李》被老朱称为千古绝唱，现在终于自己能着手于斯，即使其中的「哀」音难以传神，也欢喜无量。那些文学原典购自于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在二楼的旧书部有买主要是抄家没收的书。难以形容初获《恶之花》的那份惊喜，一九五二年的经典旧版，五脏俱全，有名家注释。把老朱的几首翻译一一对照，人亡物在，「恶魔」的记忆被唤醒，徒增一份时代的沉重。
从那里还买到拉马丁(AlphonsedeLamartine)、瓦雷里的诗集。觉得前者闷、后者玄，都不亲近。似乎和恶魔特别投缘，又买到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小说，后来又买到《爱伦坡全集》，厚厚的一本，红色的漆布封皮已经磨损，却要价四元，频呼「辣手」之余，还是囊为己物。那时我的月薪是三十七元一毛，据我们航校学生的自嘲，属于「三七一○部队」。
累呀累，人呀人。「感觉异常乏力」、「只想睡」、「昨夜一时半睡下，拨好闹钟」、「鼻炎严重、头胀、神疲、咳嗽」之类的字句充斥在日记里，但又处于极度的亢奋中。所有的信息，无论来自公私渠道，无不意味着希望、未来的允诺和新旧的冲突，从而激起阵阵诗的狂喜与愤慨，倾倒激情澎湃的宣言，和报纸社论的语调何其相似乃尔。这段时间也在不断的自省，凡是师友的箴言、失败的教训都促使自己更加踏实和谨慎，甚至涉及平时待人接物方面，对「心中之贼」穷追猛打，痛加批斗，可说是真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却完全出乎自觉。
数月之后报考复旦中文系唐宋文学专业，因名额限制，转为元明清专业，后来章培恒老师说，在考虑录取时，我的外语是个因素。努力没有白费，虽是歪打正着。在递交的材料里，也附带着那些翻译稿，包括在黄天民老师编的《外国电影》上发表的数章《卓别林自传》，这些大约都起了作用吧。
日记没写下去，太累了，后面也越写越短，所剩下的就是行动了。
二○○八年九至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