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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一九七七年高考

发布: 2012-11-01 17:10 | 作者: 黑光



        一,引子
        十六岁不到,我中学毕业,面临的选择是,“你别无选择”——你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动员,我们这届知青12个班600余人,除过部分留城待业,大多于次年春或夏奔赴了插队地点。追溯知青下乡运动可至上世纪60年代初,形成气候则在1968年后。到高七四我这一届已是迟到者了。
        下乡当天,虽有锣鼓鞭炮送行,但由于相关方扯皮、疏忽,所在农场只为百十号人配备了3块床板。送孩子落户的父母纷纷涌入枪床板行列,哭声夹带骂声,现场一片混乱。家父家母却稳如泰山,拉我到一棵树下说,我们不抢。母亲甚至把浅浅的笑容递来,安慰说:“儿子,沉住气,天无绝人之路!”
        那晚,公社开足了马力,用大锯锯开湿木,硬是赶在天亮前凑齐了床板。只是,木板太潮湿,以后的日子里,知青们必须天天日升晾晒床板,日落收回床板,才不至于委屈了被褥。想起母亲临别时的坚强笑容,我备受鼓舞,常常安慰自己“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电影台词)”。多年后,我落户西安并做了父亲,母亲才实情告我:那天,她心很痛,回家后蒙头哭了半晚,哭肿了双眼,第二天都不敢见同事。
        在农村,我看到了真实的中国:贫穷,闭塞,愚昧,落后。一个女人值800元钱,如果你讨她做老婆;或只须付十斤粮票,倘若跟她睡一觉。
        那时候说谎不打草稿,个个敢喊“扎根农村一辈子”。?我相信比我们要早的部分知青,喊“扎根农村”是真心的。但大多数人是被迫、无奈。
         多的不说了。男知青要回城,多送猪头肉给公社书记和生产队长;女知青要回城,陪侍公社书记就有希望。我也想回城,但什么都不考虑,只是抽空读书,主要是历史书——想知道中国5000年的历史歪歪斜斜,到底是怎么走下来的……
        还渴望爱,自由自在的爱, 爱你的亲人、朋友和天下所有值得爱的人。
        后来最高领袖逝世了。我总算松了口气,预感命运会因此发生些变化。再后来,十月剧变,四人帮倒台,一个月前的“松了口气”变成了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我跑到渭河河堤大喊,“天亮了,天终于亮了”。
        二,参加高考
        天终于亮了。但荒唐还在继续。全国上下,那个时候还在继续“学大寨”,尤其所在农场,还学得特别有滋有味——公社领导每天逼迫知青必须早晨5点前起床,集体唱五首以上革命歌曲,唱完了空腹下地干活,干到9点再回农场吃早饭。倘若早晨晚起几分钟,会被扣工分、罚站——站立一旁听别人唱革命歌曲,并接受训斥(当时仍叫革命大批判)。
        但天毕竟亮了。折腾一年后的1977年10月,突然听到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是从《人民日报》发出的,原来国家决定“恢复停顿十年的高考”,于是紧急打点行装,回城。感谢一个时代的转向,感谢国家当时做出的非常规决定,原本确定1978年夏季恢复的高考,因人才空虚、形势紧迫,被提前到了1977年冬季。
        经过两个月的突击复习,当年的12月10日早晨,我骑自行车赶20里路进入了赵村中学考场。一场刚刚下过的雪为考生们送行,冬日黢黑的赶考路上,不时有自行车摔倒,乃至轮胎爆裂……
        我心忐忑,只因“准考证”的年号被打错,明明是1977年,却错打成了1976年。当时只担心这个,怕因此进不了考场。幸好监考老师只是大致看看就准了。心里就往好处想:“呵呵,我原本去年就该入学的”。
        当时高考,只考两天四门:数学、语文、政治、文综(理综)。
        我选择文科。语文也考得最顺。考题是老师用粉笔一笔一划抄到黑板上的(不像后来是铅印卷),考题比较简单,老师抄写完毕,我也同时答完,完全同步。作文题目抄上去,《记一件难忘的事》。哇,更简单,几乎不暇思索,提起笔飞也似的涂鸦了两张。停下一看,周围人还在做问答题呢,考试才进行了40分钟,我已经无事可干,懒洋洋打了个哈欠。身旁、一侧,还有后面的考生都不由自主的瞧我的卷子,监考老师耸了我一眼。想想还是少惹事吧,于是交卷。
        雪后初霁的蓝天异常高阔,我走出考场深深吸了一口气,甚觉甜爽,润口。走到茶摊老妪身边朝她憨笑了下,老妪疑惑:“这么快就出来了,考的怎样?”。我说“还好,挺简单的”。顺势要了杯热茶,记得是5分钱一杯。坐下来,解开小布包,取出母亲临行前给备好的鸡蛋、咸菜和馍馍,便狼吞虎咽起来,完全不像是考生,倒像是如今饿极了的农民工。
        老妪说“看你没事似的,蛮坦荡,一定会考上的”。
        呵呵,蓝天高阔,谢老妪吉言,会考上的——我信。
        三、尾声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冬首次高考,有近600万应届和往届生参加,最终录取了27万多人。“万人挤独木桥”便滥觞于那时候。所在学校考生,大都铩羽而归,被录取的屈指可数;高七四届成绩较好,也只录取了2位。作为侥幸者之一,每每忆及当时,都要捎带自责: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当年勇”如不剪辑一二留给孩子,也是一种失责吧。于是,就这么想着,这么写下来。过程中,那些难忘的符号和场景就这样抢上了滩:
        唯一被打错年号的准考证(其他人的准考证都明确无误打着1977,我是1976)
        第一个走出语文和文综考场的考生(数学和政治考试则是随大流,铃响交卷)
        憨笑着啃馍馍的农民工……,
        ——这些记忆片段至今清晰如昨。以及在填报志愿之前,当决定报考文科,父亲拉下了铁青的脸,像法官面对罪犯。直至高考完和体检通知书下来前,父亲没再搭理我。当体检通知下来,尤其当农历大年三十那天,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到手,父亲是最为高兴的,他老人家走到街上腰杆笔直,笑不拢嘴——“你爸爸最得意了”——后来邻居、朋友都如是说。
        2012-7-7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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