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跃动——我看到的七十年代
发布: 2009-3-27 08:33 | 作者: 鲍昆
从一九七一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之间，北京青年人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文革旗手江青对于艺术的爱好，实际上倡导和推动了文艺的群众性普及，其中最具规模的，是举国上下，样板戏演唱蔚然成风。北京几乎每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都有像模像样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些宣传队都是由各个单位里选拔出来的俊男靓女组成，排练的时间投入和密度都非常高，基本属于半脱产，大型的国营单位则是完全脱产。宣传队一般都有乐队配置，乐器多少，则根据各单位的财力情况而定，但无论如何，一般都有一架手风琴、几把小提琴，至于竹笛和二胡这样便宜的乐器，肯定都有。大型企业，西洋管弦乐则一应俱全。像东郊七九八厂和七七四厂(现在已经成为北京着名的「七九八艺术区」)，就都有这样的规模配和阵势。这些宣传队，角色除了京剧需要的生旦净末丑，还有歌手舞蹈若干，以备独唱独舞之需。每年，各地区、各系统还要举行文艺汇演、调演，兴师动众。这些宣传队还有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向专业化看齐，像「样板团」一样地演样板戏，那是任何人都不能质疑的。这都使得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了文革中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我所在单位西单商场的宣传队，规模就有四十多人，他们几乎有一半的工作时间用来排练节目。对于这些队员，除了能歌善舞之外，还要求政治上根红苗正；个别出身成份有瑕疵的，也是政治上狂热追求进步的人，所以你有宣传队的身份，还意味着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们单位对面是北京电话局宣传队，人数更多。由于电话局下属单位多，演出任务就较多，他们出来进去大客车接送，非常气派。我当时在学习吹黑管，和他们非常熟，因为他们乐队里有两个人会吹黑管，经常在一起交流。那时的北京电话局是半军事管制单位，有些机要部门的意思，管理很严。不过这些宣传队员们，则像是笼子里的鸟儿，自得其乐。说心里话，他们的手艺都非常粗糙，乐队齐奏时，杂音跑调不断，因为都是自学，无师自通。但那个宣传队真是一个欢乐窝，俊男靓女正值青春，宣传队也就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大熔炉，绯闻自然也不断。
一九七○年至七六年之间的文革时期，一方面是上层对阶级斗争的不断推动，一方面是底层工人群众的自娱自乐，而且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样板戏的普及，推动了民间的音乐、戏曲和曲艺等艺术的活跃，许多年轻人都学习乐器演奏，从时髦的手风琴、小提琴，到管乐的黑管、双簧管、小号，甚至被斥之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吉他，都成为青年人业余生活的时髦爱好。一九七一年，我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十七元零八分，跑到王府井宏声乐器行，买了一把十六元五角的吉他。那时候，音乐爱好者们相互交换各种练习曲曲谱，小提琴练习曲，从马扎斯到帕格尼尼，应有尽有。北京故宫163的筒子河畔，每天晚上都聚集一些音乐爱好者，他们那铜管长号和双簧管的吹奏，为文革北京沉闷的夜晚添加了不少浪漫。一些公园的幽静之处，也是许多乐器演奏爱好者常去之处。北京城里如此之多学习乐器的人，很多都是希望可以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能被各种部队和地方演出团体接受，穿上最为风流的军装。当然也还有我这样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绝对无望的人，纯粹是希望在这些活动中寻找青春的慰藉。
在那一段时间里，音乐活动的活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带动了民间中的音乐欣赏。一些文革破四旧时未被砸烂的旧唱片，也开始四处流传。这些唱片既有文革前发行的苏联和国产的美声独唱、交响乐，也有伪满和民国时期的流行歌曲，甚至李香兰的《何日君再来》。年轻人之外的中年人，由于命运已经确定，面对前途渺茫的生活，就更加在音乐的世界里寻求安慰。我曾接触过几位中年朋友，喜欢和我大谈巴赫和梁祝，那神情，像是在他们面前的黑暗中点亮了一支蜡烛，他们的眼中映射的光芒，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还有一次，朋友带我到西单的一个胡同里，拜访一位弹钢琴的中年工人。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只是记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同一般的气质，他带着眼镜，很斯文，可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工人。看他弹琴，就像见到萧邦。在优美的琴声中，他还对我大谈人生哲学，记得他有一句话影响我很久。他说，「你需要不断地接触『高级的人』，才能让你的生活充实」。他说的「高级的人」，决非现在世人眼中有权势的人，而是指站在精神高处的人。这句简单的话，在那个压抑的时代，听起来显得很悲壮，让我立时激情澎湃，感动了很久。有一年的春节，一个从北大荒兵团回来的大朋友，身穿兵团发的颜色不正的「假军大衣」，肩上背着一把吉他，在一群朋友的拱卫下，自弹自唱起苏联歌曲「第聂伯尔」。在北京安静的黑夜中，吉他浪漫的琴声和他略带忧伤的歌唱，几乎让大家都滚下热泪。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同单位的师傅。我当时工作的西单商场，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位，按所卖的商品分成许多商品部，他是文化部卖乐器的售货员。他因为长年接触乐器，弹得一手漂亮的月琴，也能吹一些管乐器。我经常到他的柜枱「起腻」，其实就是想看那些乐器。我们后来渐渐熟悉起来，他经常在下班后到我家来找我瞎聊，但没有乐器的聊天实在是没甚么感觉，我有些不太耐烦，觉得有些浪费时间。他看出来了，显得有些忐忑，但还是默默丢丢地来。终于，在一次他到访后我送他出门时，他忽然紧紧地拥抱我，而且神情慌乱。我对他的举止莫名其妙，一把推开了他。对于我的「愤怒」，他惊呆了，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眼中忽然湿润，然后扭头离去，从此再没有找过我。对此我一直云里雾里。直到很多年后，见到老同事，才知他早已离开人世。他们还告诉我，他好像是一个现在所说的「同志」。我听后一震，忽然想起他还养花。他有一个袖珍的花房，在他卧房的窗台上伸向室外，养着若干仙人科的植物。在北京灰冷的冬日，那个小玻璃房子里的红色仙人球，像火一样可以灼伤路过人的眼睛。
那时候，在样板戏的普及之外，绘画和摄影活动也很炙热。隔一段时间，各个单位都要举办文革成果汇报展览，展览内容，往往都是群众创作的绘画以及书法、摄影作品。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文革开始时暂时瘫痪之后，很快就转换身份，成为全国美术展览办公室和全国摄影展览办公室，并基本按年度举办各种活动和展览。这个文革中形成的临时体制，给民间绘画等艺术活动留下了不小的空间。一些艺术爱好者可以利用它提供的方便，比较安全地从事绘画等艺术活动。另外，绘画普遍被认为是个技术性极强的艺术，尤其是油画。是技术，就得练习，所以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在业余时间学习画画，特别是画油画。北京的公园，是这些人写生的好地方，那些背着油画箱的身影，在很多公园里都经常可以看到。文革前，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理论体系，基本都是照搬前苏联的东西，所以当时北京的绘画爱好者们，学习和谈论的都是俄国和前苏联的现实主义绘画。苏里科夫、列宾、列维坦、希施金，这些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最着名的画家，是年轻绘画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些文革前《美术》杂志介绍的中国画家，也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像靳尚谊、罗工柳、詹建俊、闻立鹏等。还有北京画院的张文新、军博的何孔德、美院附中的王文彬、青海的朱乃正，都是年轻人追捧的人物。每次绘画展览之后，我们都会对自己心仪的画家津津乐道，对其新画作品头论足，谈他们的色彩，他们的素描。
一九七四年，我所在的西单商场新楼建成，需要墙上装饰绘画，于是领导决定由商场美工组完成。但那么大尺寸的油画，美工组无力独自完成，正好我们美工组里有两位由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老师，于是由他们出面请美院附中的卫祖荫老师来帮忙。这期间，我还借机参观了另一位美院附中老师王文彬作画的现场，他正在给北京饭店画一幅以长城为题材的巨画。王文彬在文革前以画作《夯歌》闻名，他画中那灿烂的阳光感觉，让许多一代年轻画家非常仰慕。记得见到他时，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就像见到一位圣人。那段时间还去了总政歌舞团，见到了以画作《四个姑娘》着名的温葆，以及现在还活跃的王怀庆。
为了更多地了解绘画历史，当时一个重要活动，是朋友之间交换借阅画册，也经常到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阅览和借阅，并用油画棒临摹。当时中国画家对俄罗斯绘画以外的西方绘画情况知道有限，所知道最多的也就是法国的印象派绘画。再后的，就是德国女版画家凯绥?5柯勒惠支了，因为鲁迅先生曾极力推崇她，她的左派色彩也符合文革时的环境，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至于其他，如康定斯基、蒙克等，是有所耳闻，但不熟悉。不过对于印象派，很多人非常热衷，但决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而是只从绘画的技术技巧方面注意和欣赏。像雷诺阿、毕沙罗、莫奈，都是从技巧上理解，认为他们能够那样科学地观察和再现对象，是现代绘画在技术上了不起的革新。至于马奈和高更，就有些费解了，对梵高，则是他发疯的传奇故事让大家钦佩，却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去学习他或者模仿他。直到文革后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展的时候，我才见到来看画展一位年轻人，手里提着一幅他模仿梵高笔触的习作。我吃了一惊，觉得新的时代真地来临了。
摄影在那时候是一个相当普及的爱好。由于当时中国封闭的环境，中国的照相机工业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国内市场机遇，照相机工业在文革中获得了高速发展。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生产量迅速扩大，以至于在文革末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收入较好的干部、知识分子都拥有照相机，已不鲜见。一些有条件的单位，都养着专职的宣传干部，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为单位的各种活动摄影。在部队，许多团一级的单位都有专职的摄影宣传干事。在城市里，摄影的业余爱好者就更多，去公园照相，是当时一项高尚的时髦。春节下乡回来的知识青年，一项重要度假内容，就是去各个公园或天安门照相。当时还在起步发展的保定胶片厂，以及河南南阳的第二感光胶片厂，因为生产质量很不稳定，大量的残次品以「处理品」的名义抛向市场以挽回损失。这些「处理品」的胶卷四毛钱一卷，在前门大栅栏和西单、王府井几个照相器材店售卖，大量等待购买的人经常拥堵在那里，「处理品」一来，马上一抢而空。后来随着产量的加大，情况才开始好转。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拍摄的难以计数的大量摄影作品，差不多都是用这种「处理品」拍摄的。
在家庭中自己洗印照片，当时也是件时髦的爱好，洗印放大器材都是自己制作。自制的曝光箱和放大机千奇百怪，但却倾注了制作者全部的热情。我曾在同学和同事的帮助下，做了一架人见人爱的放大机，为此几乎动用了车、钳、铣、刨等全套金属加工技术。除了自己绘制图纸之外，我还通过放大样的方式，自己独立完成了这个放大机灯室的下料、阪金和焊接。那架放大机当时几乎可以和工厂出品的媲美，颇得朋友们的欣赏，也成为他们频繁借用的工具。
说起那时候的摄影，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文革「旗手」江青酷爱摄影，这使得当时的摄影活动附加了某种隐喻式的革命色彩。当时发行量极大的《人民画报》与《解放军画报》，时常刊登她以「大海」和「峻岭」署名的照片。她那种样板戏式的戏剧风格的照明，成为一些爱好者羡慕的风格，而且也强烈地影响了我。我当时的工作是西单商场照相馆的照相员，时常忍不住拿眼前的顾客实践模仿「旗手」的用光方法，结果不断造成顾客的「退照」抗议。领导为此没少批评我，而我则倔强地认为顾客觉悟不高，不懂得这是江青同志提倡的突出革命形象的方法。为此，我也写过不少「检查」。所以，江青对摄影在中国的普及，不能不说还是非常有影响的。
比绘画不利的是，摄影没有可资参考的「历史」来学习，除了文革前一些关于摄影技术的出版物，基本就没甚么。个别老摄影家中还存着几本老的民国摄影杂志，但是印刷非常不好，数量也极少。国外的摄影杂志在北图有一些，但因照片要比绘画真实，所以管理者认为比较敏感，借阅也就很难。虽然有这样的困难，摄影的技术性毕竟要比绘画简单一些，不需要太复杂的技艺训练，上手还是要容易许多。那时候北京摄影爱好者的小圈子很多，成员多是自己周边的志趣相投者。我自己就经历了好几个圈子。开始的圈子是中学时代的几个同学，同时还和几个大学生来往。后来随着生活工作的改变，又与文化部廊坊五七干校的一些年轻人，构成小圈子。他们每周末返回北京时都会聚会，当然也会谈论交流其他各种话题，成为一种简单的「沙龙」。这样的摄影圈子，后来比较成气候和出名的，是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北影宿舍的池小宁家。由于都是电影专业人士的后代，这伙人对摄影理解自然要比其他圈子要深入一些，他们不但定期学习交流，而且自办展览，组织集体郊游，采风拍摄。那个院子后来诞生几位着名人物，例如陈凯歌、田壮壮和池小宁。不过陈和田并未参与摄影活动，圈子里的主要人物是池小宁和年龄大一点的陈凡。池小宁周边聚拢了一大批热爱摄影的年轻人，他们甚至请来了老资深摄影工作者狄源沧先生定期讲课。狄源沧是建国以后少有的既掌握外语，又热衷于摄影理论的人，而且他长期从事摄影刊物的编辑，理论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狄源沧为这伙年轻人带来各种历史和国际的摄影信息，这在当时就属于非常有系统的知识传授了。不过，狄源沧也受那个时代的禁锢，所掌握的国际信息基本局限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不可能十分全面和系统。即使这样，对于这些饥渴的年轻人们来说，这些知识也是有如久旱的甘霖。在后来的一九七九年的四月影会活动中，这一群人成为重要的力量。
从现在快节奏的喧闹生活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最近几年，知识界经常梳理我们这三十多年来的思想历史，尤其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给予了巨大的关注。无疑，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因为变革的快感几乎覆盖了那十年的每一天。但八十年代毕竟是从七十年代走来的，对于那个前十年，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其归纳进文革的历史，色彩自然是黑暗的，好像那只是一个政治权力争斗的年代。但是，在我的回忆里，那个年代要复杂得多。还在一九六七年破四旧的暴力运动未完结之时，文革前出版的那些抒情流行歌曲，已经开始在「老兵」(老红卫兵)们的室内悠扬地飘荡了；文革前的印刷读物，虽然受到「焚书」的命运，但一直在民间被大量地保存和大规模地流传——无数的碎片重新汇集起来变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心灵暗河，在千万的青年人心中演绎着文学光辉中的爱情和命运，同时也映照着黑暗却并非虚无的生活。「罗亭」、「安娜?5卡列尼娜」、「奥勃洛摩夫」、「于连」这些人物形象，仍像鲜血一样在那一代年轻人身体里涓涓地流淌和活跃，积蓄着他们迟早一定会爆发的青春力量。也正是这些能量的积蓄，才让一九七六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悲壮地演出，才导致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啓蒙运动井喷式的爆发，让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有历史的依托。所以，我们回望令人动情的八十年代，不能不回溯七十年代黎明前暗流涌动的阵痛。因为，一切历史都有其成因。历史也从未间断。
二○○八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