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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冲破牢笼——我的七十年代三段论

发布: 2009-3-27 08:34 | 作者: 朱正琳



一九四七年生。在贵阳上中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六年在校被打成「反动学生」,七一年因反革命案被捕入狱,至七五年获释,七九年获平反。八○年考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硕士研究生,八三年毕业。曾任《东方》杂志副总编,着有监狱回忆录《里面的故事》。

       仅从我个人命运的角度看,是可以清晰地断出一个「七十年代」来的。一九七一年七月我锒铛入狱,一九八○年九月我考上北大,对于我的人生来说,两者无疑都是「划时代」的事件。当时我在贵阳。

        正题:生活在别处

        一 被抓

       七十年代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一九七○年春节,大年初一上午,几十辆军用卡车载着一排排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士兵,押着刚刚在「公判大会」上被宣判死刑的几十名囚徒,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缓缓驶过,然后直接驰向城郊的刑场。街道两旁熙熙攘攘站着一些沉默的看客,我也在其中。

       「军事管制」,我们那个小山城里的气氛确实有几分肃杀。从广东方面调过来的军队接管了从「西南的春雷」中诞生的「红色政权」,制止住了「派性斗争」。全副武装的军车和士兵在大街上游弋早已是城市的日常景观。有一则当时流传的笑话说,一对恋人在公园里一时斗气,也招来了「武装干涉」——背着枪的巡逻兵走过来问道:「你们为甚么屁股对屁股坐着?」那对没好气的恋人反问,这么坐着有何不妥,士兵的回答是:「这里是公园,没有事不准进来!」讲这个笑话要学着模仿粤语腔的普通话,其效果不亚于如今的某些小品。

       有朋友私下里曾自嘲说:「其实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吓,因为我们就是吓大的。」据我观察,受惊吓多了,彷彿便会从一身冷汗中生出一种冷幽默。就说这示威性质很明显的「游街示众押赴刑场」的景象吧,那几年人们也好似见惯不惊。每年春节前照例会有一批,民间竟冷言称之为「杀年猪」。不过,「杀年猪」理应是在年前,历年皆是如此。唯独这一年却选在了大年初一。再不怕吓的「看客」想必也会有些震骇。至少我是。当时我想,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幕写下来。

       我当时其实也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在网之鱼。几个月后,一个几乎天天与我在一起厮混的哥们被抓了,我和另外两位哥们的时光似乎就只能用来等待被抓。因为我们认定,那位哥们被抓的原因是伙同我们仨偷书,在各大中学校图书馆偷书。当然,也风闻,我们几个人被卷进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但我们自己心里却清楚,除了偷书我们没干过别的。几十年后我的说法是:「我几曾有过『反』的壮举?」

       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又有一个哥们「进去」了。在「外面」的两个人便约定,如果再有一人被抓,第四个人就去自首,以便案子早日了结。那时候我们俩都已随各自家里的老人「疏散下放」到农村去了。俩人又约好「倒流」回城市,东家借一宿西家住一晚地「打游击」,一边担心夜里遭突袭「查户口」而被遣返,一边却又在等待甚或是期待(!)被抓归案。虽然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但我们还是相信,我们干的那点事算不了甚么,不至于会被判刑,所以还是早了早好。当然,入狱之后就明白了,我们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尽管在拖了四年多之后我们确实都获释了,但我在狱中的所见所闻使我相信,要判我们个十年二十年的,也绝不是甚么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事。关键只在于我们赶上了甚么样的「形势135需要」。

       在别人家借宿一般只能晚上悄悄「潜入」。那些年,我们的朋友大都住在父母家里,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户主呢。因此,我们曾有过许多漫长的白天。两个人时常在街头并排行走,很少停步也很少交谈。从大十字到大西门到紫林庵到喷水池再回到大十字,这一圈下来,过去了半小时。再走一圈,又过去了半小时。有时候我一个人走,速度就会慢一些。走走看看,那行径也就更像一个城市流浪汉。我不逛商店,那年头物资匮乏,商店也没甚么好看的。与所有无家可归百无聊赖的人一样,我会对墙上的文字感兴趣。一字一句地读了许多有朱笔划勾的法院「布告」,从那种千篇一律的抽象词句,我也曾推想出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们的人生故事。还读了许多当年时兴的「安民告示」,内容庞杂琐碎,从居委会通知开会到失物招领或寻人啓事,不一而足。其中常会有一些遣词造句令人意外的,当时会引发一笑,但事后却大都忘却。只有一则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贴在医院门口的。抬头照例是:「最高指示:安民告示」。正文的内容则是:「请自杀者家属自带急救药品。」

       几个月「流浪」下来,消磨了我对「流浪」一词抱有的全部浪漫情怀。以至于后来我「住进」看守所,倒好像松了口气,于是顾影自怜地幽了一默:「这回好了,不会再有查户口的了。」不过,我那几个月的光景也并不像如今煞有介事地说起来时那么惨淡。人毕竟年轻,经得起折腾,再加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眼前那点颠沛倒也不怎么当回事。用古话说,我当时是「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用今天的话说,无需借助电脑,我当时就拥有了一个虚拟世界。记得入狱前的最后一段时日,我一直背着一本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写的《西方的没落》「转战南北」,正读得踌躇满志,自以为有希望解透中国的「文化宿命」(斯宾格勒语)哩!

       当然,偶尔有些日子,也会有「临时的固定住所」,我便也能享受独自在家的感觉。例如我被抓的那天,就是住在我哥从朋友那里暂借的一间小屋里。一大早,我刚打开《西方的没落》,就听见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赶紧把书塞在被子底下。开门一看,是我哥当时所在单位——杂技团的军代表带着七八条大汉来了,其中赫赫然有表演拉大弓的大力士在。那位军代表告诉我说,我哥出了车祸,要我赶紧跟他们去看看。消息太突然,我一时竟也相信了,一边跟着他们往外走,一边问:「人在哪家医院?」回答是:「在市公安局。」我当然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等着的不就是这一天吗?那位军代表看我已识破了他们的意图,竟没敢把我往市公安局带,而是就近带我到了一个区分局,然后打电话叫市局来提人。事后想起来觉着有几分好笑:我真有那么危险吗?还有,我至今没想通的是,为甚么市公安局就不直接来抓我?

       我有幸成为我们四人当中的第三个被抓者,免除了能否痛下决心去「自首」的考验。出狱后我方得知,最后剩下的那位哥们还真是如约去自首了,倒让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立即对他进行搜身检查,随后就把他轰出了公安局。听办案人员的那口气,大约是抓与不抓的主动权在他们手上,哪里容得你自己来决定?果然,过了几个月才又趁其不备把他抓将进去。

       此前的风闻立即得到了证实,我们的确是卷入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拘留证上写得明明白白。在公安局先呆了三天,接受昼夜兼程的突击审讯,之后才被送到看守所拘押。这三天审讯,翻来覆去就是一个意思,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交代不出来,又不敢抗议,所以也只能翻来覆去地说「我没有罪」。没想到预审员一不耐烦竟问了我一句:「你说你没有罪?那为甚么大十字(市中心)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抓,单单抓了你?」这一问可把我给咽住了,当时竟无言以对。让我郁闷许久的是:这话本来该我问他,怎么他却抢在前头问了我?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法律学教科书上接触到「无罪推定」的概念,这才明白我的郁闷也不无道理。那个概念有一条简明的定义是: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也就是说,控方才有义务证明被告有罪,所以是该由我问他:「大十字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抓,为甚么单单抓了我?」但这种「资产阶级」的理自然没法对当时的「公检法」说。当时实行「三堂会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被并成一家联合办案,谁向谁证明去?在公安局里有一位年轻的预审员甚至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是甚么地方吗?我们这是专门给地狱发放通行证的地方!」我当然记得这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军官鸠三的台词。但他说这话时一脸的严肃,且表情生动夸张,让我惊奇不已。更让我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笑。想来当时的我,只怕也是一脸的严肃!
      
        二 案由

       有一个梦在我出狱后一直在追逐着我,时至今日也仍反复出现——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新问题了?8943.总而言之,我是又进去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梦,在梦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就发生在我已出狱多年的当下此刻,我的有些反应因而会与时俱进,譬如这几年我在这样的梦中就会焦急地寻找手机。但有一种焦虑却是始终如一的,我总是立即苦苦思索:我们的案子到底是一个甚么样的案子?这事怎么就没有个完?

       说实话,我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一直都不甚了了。据说我们卷入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有好几十人。但我只认识我这三个哥们。显然是有人代劳,把几十个人「组织」成了一个「集团」。逼供诱供透露出这个集团的形状是:有一个工人组,还有一个学生组,按理自然还应有一个总部。我们四个人大概就属学生组。后来了解到的背景情况大致是这样:根据当时的「中央精神」,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国各地因此「破获」了不少「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有些地方这种集团被命名为「读书会」或「马列小组」。我们那个山城虽小,却也没人敢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那里就没有出现「新动向」。至于我们几个人的「入选」,虽说纯粹是由于运气不好,让我们碰巧进入了办案人员目力所及而手又够得着的范围,但我们的「地下书库」却不容抵赖地成了天赐的「铁证」。替办案人员想,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符合中央精神」的事?

       我们所偷的书,在当时当然全是禁书。不禁又何必去偷?况且,当时又有几本书没有被禁?这已然足以构成一条「罪行」,何况我们所偷的量还不小。据公安局收缴后的统计是三千余册,其中文学书籍不在少数,尤其是翻译文学。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几个毛桃小伙恐怕也就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在一起吹牛,说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屠格湼夫、托尔斯泰......我们那一代人都偏爱的俄罗斯文学。其实这种偏爱本来也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长期灌输的结果,但到了文革时期再坚持却就成了叛逆的姿态。当然,那年头你只要自己摆个pose,就都在叛逆之列。不过,叛逆在我们也确实是自觉的,从偷读禁书到「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偷禁书就是一种证明。一旦开了偷戒,自然就远远超出俄罗斯文学这种过去曾被允许阅读的范围,文革前被禁读的各种「内部读物」更是我们的首选。一个个充满油墨香味的书库,让我们对「书香」一词有了一种自定义的「质感」。那些已然粘结在书架上的「内部读物」种类之繁多,更是让我们眼花缭乱!于是有了「关门读禁书,其乐也融融」的一段时日。此外我们还偷听西方音乐,偷看西方绘画......总之,被革了命的「文化」一时倒成了我们的最爱。只可惜好景不长。如今想起来,这种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饥荒反应。当几乎所有「食物」都被禁止食用时,你的服从与不服从,并不都是理性的选择,常常成了一种生理反映。

       我们所偷的「内部读物」中有一些比文学书籍更为「敏感」的理论书籍。举例说,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言论资料汇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着作、外国资产阶级谈中国近代史的论文集,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等等。这可就够我们几个哥们喝一壶的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时,裁定书上139还留着一条「思想反动」的「尾巴」,其根据就是那些书,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其他文字落在办案人手里——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们就已养成不写日记、不记笔记的「良好」习惯!有趣的是,举例用来论证我们「思想反动」的书倒不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理论书籍中的一种,而是一本写纳粹德国历史的内部读物——《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不知道办案人员选此书为例的理由是甚么,不过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信手拣了一本。顺便说一句,到一九九○年代以后我才了解到,该书当年也是奉命翻译,主要译者多为正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其中之一是我所敬重的李慎之先生。

       偷理论书籍当然不是为了收藏,我们当时确实也有一种「理论兴趣」。那种「理论兴趣」的来源,除了年青人一般总是产生的尝试运用理性的冲动以外,还有一种那个时代特产的「政治关怀」。按当时的说法,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我们都相信当时盛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只有首先「从理论上」认清历史的总体进程,才能在实践上辨明「我们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理论指导实践」嘛!而且,这种「从理论上」的认识还须达到「哲学的高度」。我自己对哲学的特殊兴趣有一半就是从这种看法而来,另一半也许才可归因于个人气质。我们的理论阅读大多是从马列主义的经典着作开始的,读着读着就产生了读《资本论》的雄心。但列宁说「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于是开始啃黑格尔。这样一种阅读先是让我坐了牢,到后来却又让我考上学——一九八○年我报考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就是「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不知道是前者还是后者算是「历史的误会」。

       现在想起来,有一个事实颇耐人寻味:我们的「政治关怀」个个像政治家或毋宁说是一个革命家的关怀,没有「公民」的概念,当然不可能有「公民」的关怀,尽管我们的个人权利已被剥夺殆尽。我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一种关怀,人生就毫无意义。这固然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那个「血色浪漫」的时代氛围使然,但也许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一点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出路」也都取决于「中国向何处去」。有人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有时候可以讽刺地解读为「无出路,毋宁死」。以此观之,当年搞运动整人时总是有所谓「给出路」政策,只怕也是深知此理。但对于年青人来说,对「出路」的理解往往会「大而空」,所以「广阔天地」能给予极大的心理满足。不相信这是条出路的人于是只能「生活在别处」。我们的大关怀怕是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意思。当然,「超现实主义」在这里纯属字面上的借用。

       伟大领袖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是,直面现实而产生了怀疑。怀疑意味着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从来就被归因于「敌对势力」的影响。按那种逻辑,凡开始独立思考的人,大体上就不再是「自己人」了。前述「中央精神」里断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指的就是在一代青年中出现了独立思考的「动向」。从这一点上说,可以认为那个「断言」非常准确也非常敏锐。当时独立思考的倾向确实已呈蔓延之势,「思想者」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读书讨论也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现象。几十年后有人把那种现象概括为「民间思想村落」。借用这个概念,可以说我们那几个哥们就组成了一个「村落」,与我们「同案」的那些人也许另有其他几个「村落」。

       如果一定要为那种独立思考倾向的蔓延划定一个起始时间,大概可以定在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的一九六八年底。曾经的红卫兵小将们被连哄带吓地赶至远离运动中心的边远地带,忽然从「毛主席身边的客人」(沿用当初的说法)变成了一种「边缘人」(借用现今的说法),落差是大了点。运动初期被煽风点火引发的那份狂热自然会渐渐冷却,何况大部分人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狂热过。我清楚地记得,当年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着名「最高指示」一发表,立即给我所认识的许多中学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毛主席都说话了,他们不敢不去。当时我已从一所中专退学在家,去火车站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目睹了难忘的一幕:知青专列啓动的那一剎那,车上车下突然哭声大作,竟形成轰然巨响。那景象,倒让我想起了杜甫的《兵车行》。如今话说当年,知青们爱说起的是那些虚掷了的「激情」,其实自始至终与「激情」作伴的还有或显或隐但却更为实在的恐惧。为逃避上山下乡,天知道那些「思想落后」的学生们曾想出多少怪主意。我就曾见过不止一人用医用导尿管把葡萄糖水从尿道输进膀胱,以期造成体检时出现糖尿病的结果。还见过更极端的事例,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们几个人对现实的怀疑其实还要早于文革时期。说起我们的「村落」,至迟在一九六四年即已形成。在这个村落里来来去去的当然也不止我们四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村落在那时候也远不会是一个孤例。文革的来临并没有点燃我们的激情,我们几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是「逍遥派」。而且,四个人中有三人退了学,两人从中专,一人从普通高中,另一人也想方设法逃离了做知识青年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入狱之前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了单位,成了在社会上「鬼混」的社会青年。当年的「社会上」,差不多就等同于「社会之外」,离牢门是只有咫尺之遥!

       就我所知,被定为我们这一案总头目的人所在的「村落」好像比我们的「村落」要大一些。他是中心人物,受人崇敬,有些人竟称他为「中国的马克思」。今天看来,这个称谓可能会显得很可笑,表现出「村里人」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的闭塞和狭隘。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过这种称谓的「村落」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这个称谓表明:第一,「村落」里的人都是胸怀天下的,想要解决的是(如前所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村里人」都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必须达到马克思的那种理论高度,才有可能解答这一问题。第三,「村里人」因此自觉和不自觉地期盼中国能出一个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第四,说到思想家,「村里人」首先想起的总是马克思。

       我们当年那种「独立思考」的局限性由此也可见一斑。我们确实拒斥了当时官方对现实生活做出的一切理论解释,然而从思想方法上说,其实还是逃离不了官方理论之窠臼。长期吃精心配给的「偏食」,似乎能养成一种单一排他的口味。比如说,我总是容易倾心于「德国式」的玄奥,而不太能接受「英国式」的浅白。这种倾向曾严重妨碍了我的阅读。我记得,我曾接触过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庞巴维克(EugenBohm-Bawerk)的作品——《资本实证论》,结果却因嫌其「浅白」而没有读下去。尽管庞巴维克是奥地利人,我还是读出他缺少德国味。呵呵!考虑到这些年我读哈耶克所感觉到的兴奋,当年我之错过庞巴维克,还真当引为憾事。

       我当初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在入狱前的那一两年,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胡乱读书,意思是打破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为中心线索的所谓系统阅读。并且还常常彻夜不眠地用笔清理自己已然乱成一团的思想,企图做理论突围。那时候,为了安全起见,笔写的东西往往被付之一炬。纸片灰飞湮灭,头脑里也难留下痕迹。对斯宾格勒一见锺情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头脑彷彿已被看不见的遥控器锁定了接收频道,有些信息就硬是进不去了。思想的牢笼是所谓「灵魂工程」之杰作,囚禁人的,哪里会只是某种理论?

       后来我还了解到,我们那位「总头目」确实读过不少书,且多才多艺。据说他曾上过几年大学,后却因学业之外的原因(我猜想多半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迫退了学,在一家工厂做了工人。文革初期他在街头贴过两张大字报,文采出众,见解不凡,一时颇有影响。此外,还听说他精通美工,拿着他自己伪造的火车票在全国旅行,列车乘务员从未辨出其真假。这一点我在监狱医院住院时得到过间接的证实。他当时也生病,比我先住进了那家医院。据医护人员告诉我,他用透视胶片作材料为医护人员手工绘制那年头买不着的扑克牌,其精美程度绝对超过厂家印制的。他的此类传奇故事,让我想起的当然不是马克思,而是梁山好汉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本是一介书生,却已沦落江湖,又竟然满脑子想着「中国向何处去」。多么奇特的人格,多么奇特的年代啊!他的案情很重,病情也很重,肺结核大咯血,但却显然还是赢得了医护人员的尊敬,不能不说他确有过人之处。只可惜他终于病死在那家医院里,没能等到一九七五年结案。据我所知,这一案被关押的人员在结案时全部获释——有人代劳把那个「集团」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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