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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地平线

发布: 2009-4-03 10:18 | 作者: 张郎郎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 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一九七○年二月九日), 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 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 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 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 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 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 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 「有戏! 今儿肯定有戏! 」哪齣戏并不重要, 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 在房上开始发话: 「田寿鹏, 出来! 打开库房, 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 再到库房把自93 己东西都拿出来, 在当院打好铺盖卷, 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 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 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索家麟, 王涛, 宋惠民, 朱章涛, 田树云, 张郎郎... 」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 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 表示祝贺, 说: 好啊, 你小子发了, 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说: 「发甚么发? 纯粹是骑驴啃烧鷄—— 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 」人们纷纷说: 挪就好, 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 没过几分钟, 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 都蹲在院子里。然后, 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 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 到了外院儿一看, 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 被砸上了死铐、死镣, 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 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 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 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 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 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然后, 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 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 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 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 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 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己提着行李, 走到车边交给警察, 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 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铛铛的人, 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 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甚么文件, 那文件并没说为甚么要挪动, 去哪儿, 干甚么, 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 必须老老实实, 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 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 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 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 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 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 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 可以说, 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 微微一笑, 看来, 她在冀县也关烦了, 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 可她那个人, 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 第一次集合的时候, 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 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 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婵」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 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 一点儿不打眼, 低眉顺眼, 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 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 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着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 所以皮肤白里透红, 浓眉大眼, 人也爽朗、大方, 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 孙秀珍风度与众不同, 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 听错了, 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 他悄悄告诉我: 「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 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 那么迷茫, 那么优雅。」原来, 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 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 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 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 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 可她视而不见, 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 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后来, 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 似乎忘了这是甚么地方。半夜我俩推心置腹, 发现我们俩心仪的对象并不重合, 都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 他喜欢的是「馅儿饼」周, 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库里」。我们俩反复商量如何向她们表白—— 在铁窗中照样有热烈真诚的爱慕。
      
       有一天开大会。周姑娘带领女犯队伍入场, 她是小组长。看得出来, 她这种长相的人, 单纯大方, 心地善良。老天有眼, 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面。好啊,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连忙写了个纸条: 「周同学, 你好: 请问, 坐在你后面第三位那个女同学叫甚么名字, 能告诉我吗? 张郎郎」我把纸条叠成了团, 回头看看没人注意, 低声说了一个字「信」, 手一垂, 就扔到她鞋边儿。她似乎没听见也没看见, 直视前方认真听讲, 还一边儿记着笔记呢。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 糟了, 要是她不接这茬儿, 我不就现了吗? 我心如大鼓一样咚咚响。再仔细一看, 那纸条已不见踪影。我松了一口气。老天爷, 行, 这姑娘真够麻利的。我又回头假装四处张望, 人们都在认真听讲呢。她自言自语咕哝说: 「小心有狗。」嘿, 她真是胆大心细, 还不忘给我提个醒。
      
       散会时, 她站起来整队, 带队退场。路过我跟前, 她望着前方喃喃说: 「原来意在沛公啊! 」哎呦喂, 原来已经看了字条, 还不大高兴。但愿这误会别让她就此跟我翻脸吧? 心里继续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咏活动, 路过我身边, 她也扔给我一个小纸团。是这样写的: 「张同学, 你好: 她叫孙秀珍。这样通信太危险了。以后, 你把信用图钉钉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这封信, 喜出望外。嘿呀, 这孩子真聪明, 简直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于是, 我们俩赶紧分别给她俩各写了封信。傍晚倒土, 我们俩自报奋勇, 抬着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钉在箱底儿。把土箱就留在那儿, 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来秘密的通信渠道, 我和老七天天帮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边呢, 是由周姑娘和学生李世佺倒土。后来, 李世佺告诉我, 小周很聪明, 知道孙秀珍案情严重, 而她和小李从进监狱就关在一起, 信得过, 决定让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刚开始, 小周没想到老七会给她写信, 有点儿意外, 犹犹豫豫, 但老七勇往直前, 坦诚热情。很快他们就进入白热化。我和孙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温。当然, 这一切都在虚拟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个年代, 谁都没想到在会监狱里发生这样的童话故事, 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珍惜。在监狱学习班, 几乎所有犯人都发现就我们四个精神抖擞, 跟打了鷄血似的, 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时不时旁敲侧击。而我们俩只能装傻充楞。
      
       在学习班认罪阶段, 孙秀珍做了发言, 我才知道, 她和我一样都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而且她案子里还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 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 生死相依呀。即使如此, 也不影响我给她写情书的热情, 她和我的通信中对那个主犯一个字也没提。
      
       那时候在监狱, 早已告别了社会上的生活与身份, 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 我们都很愉悦, 读得脸红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里最艶丽的一道晨光, 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可惜, 在一号通令下, 我们并没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
      
       我们是邻县, 她和英若诚、吴世良两口子、学生李世佺等人都被发配到了冀县。她从冀县上车来, 即使她变成了「哗啦棒槌」, 可举手头足还那么风韵万般, 她见到我的时候还有些害羞, 脸微微一红, 低头笑了。依然那么天真, 那么动人心魄。
      
       然后这车就撒开了往北开, 路边的城镇飞速后退。深州、安平、献县、河间?8943 . 我知道了, 这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我兴奋了起来, 本以为在这备战时期, 一时半会儿绝回不了北京呢, 这一大挪动还真不赖, 心里就涌现出小学课本里的诗句: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祖国, 我回来啦! 祖国, 我的亲娘。」在我心里改成了: 「北京, 我回来啦! 北京, 我的亲娘。」可惜, 那时候的汽车可没现在的那么快, 还没飞起来。
      
       一直到凌晨两点, 我们的车才开到北京。轻车熟路, 又开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半步桥四十四号。
      
       几辆大轿车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场上, 操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警察, 而在警察外面, 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的警察也都穿着军服, 不过他们没枪。在这地方, 我们管警察都叫队长, 管军人都叫班长。从这些大轿车里涌出了几十个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哗啦棒槌」, 在队长们的指挥下, 我们稀里哗啦地走向操场的西北角的小门。
      
       我顿时明白了: 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这个大院里, 关押犯人的建筑一共分为二十四个筒。所谓筒, 就是建筑物里的筒道。分属于三个部分。K 字楼, 三层, 每层四个筒, 从一筒到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五角楼, 两层, 每层五个筒, 从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第二十三筒, 官称死刑号。就在西北角的这个小院儿里。二十四筒, 是后来新盖的也在这个小院儿里。这两个筒是死刑号, 也被犯人称为「枪号」。
      
       我关押在看守所里学习班的时候, 有机会出去劳动, 也来过这个小院里干活。一次是打扫新盖的二十四筒牢房, 二十四筒里有几间牢房「设备先进」, 那就是所谓的橡皮监狱, 四面的墙都钉满了泡沫塑料, 和沙发差不多, 关押一些特殊犯人, 让他们没法自杀。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间, 就是拉一个小车把刚刚腾空的枪号里所有东西都堆到小车上, 推到库房那个院子里。据说, 事后会有犯属来这里领取遗物。当我看到那双皮鞋, 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 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 而现在, 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 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 帮警察装箱, 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 我万万没想, 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 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 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 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 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 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 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 还关押过着名的川岛芳子—— 金璧辉, 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 叫到谁, 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 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 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 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 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 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竪眼, 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 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 如果交待出「谣源」, 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 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 如果我是个传谣者, 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 就可能判个无期, 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 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 交待出来别人, 我关了三、五年出去, 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 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 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 何况, 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 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 我还是那样, 我心里有底。每次, 我都会自问: 最坏又能怎么样? 自己触触底, 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 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 最坏又怎么样? 突然发现, 心里没底了。最坏? 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 没戏啦! 」正这么想着, 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册, 然后让我打开行李。只让我拿了一条被子, 一个脸盆, 一条毛巾, 牙缸、牙刷、牙膏, 一个饭碗, 还有一本毛选。其他衣物, 连褥子都不许带, 就挥手让你进号。前面一个警察领路, 自己稀里哗啦跟在后面。我心里想, 进去以后赶紧问问同屋老犯人。进屋以后才知道, 每屋只有一个犯人。心里没底, 照样没商量。
      
       我像一个麻包一样, 「咕噔」一声坐在炕箱上。也好, 终于可以自己安静一会儿, 放松下来。让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 稍微缓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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