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 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 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 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 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 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 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 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 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 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 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 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 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 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 不用打开门， 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 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 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 「报告班长， 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马克思了， 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 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 」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 我就知道了： 这是遇罗克， 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 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甚么。一句话： 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 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甚么时候， 都那么主动， 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 官方安排调号， 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 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 人们都知道他， 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此前， 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红色恐怖， 当时， 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 横空出世—— 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文革报》， 一时洛阳纸贵， 风行全国。每天， 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 得用麻袋来装。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简直形成了一个类似狂热会道门似的旋风。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 有关方面注意到了....... 最后， 决定抓捕遇罗克。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 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 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
袖， 先行者， 也是个殉教者。
而当时， 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 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 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 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 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 没甚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 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 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 大家在笑谈中， 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 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 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 而我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啓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 这伙老红卫兵， 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 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 一本本中外名着听下去， 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 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 轮流给我倒茶， 给我点菸， 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 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 我们才横七竪八地胡乱睡去。醒来， 再接着侃。
在这之后， 这帮老红卫兵看书， 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 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 慷慨激昂的郭大勛， 老谋深算的老范，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 浪漫骑士哥儿俩老狗和小涛， 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别那么狂了」的苏色， 等等， 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 坐中多是豪英」。居然， 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 闻声赶来的彭小蒙， 还扑了一个空.....
那些日子， 我除了讲故事， 还爱讲笑话， 当局正贼着谁在散布旗手的笑话呢。你想想， 再不通缉我那就怪了！ 贴着我两寸照片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 让我无处遁形。第二
天， 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 把我们俩—— 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 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 竟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 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 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 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 互相看不上， 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 推心置腹， 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即使如此， 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 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 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 还自愿充当宋士杰， 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 写状子， 出主意， 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 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 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 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 进来之前， 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勛， 等他出去以后， 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 我那罪行， 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 我心情沉重， 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 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 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 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使如此， 有这句话， 也就够了。
后来， 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 那时候， 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 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 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 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 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 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 「这小子， 又臭又硬。死不认罪， 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 我不信那个邪， 咱们就耗吧！ 总有一天， 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 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 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 到了这儿， 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甚么时候了， 谁还能像他那样—— 自信而主动， 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 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晚谁还能入睡？ 我躺在炕箱上， 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 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 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 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 那时候你害怕吗？
用「害怕」这个词都难以形容当时我的心情。我就像一个看见蛇的老鼠， 被震慑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 死刑， 二者怎么相连？ 整个不明白。我的「罪行」无非就是「胡说八道」， 就至于非枪毙不可吗？ 可是毋庸置疑， 这儿可不是在群众专政的时候， 这不是吓唬人的那种虚张声势。锅是铁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号， 这就是事实。遇罗克仅仅是为一篇文章进来的， 他也没想到会进死刑号。何况你呢， 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脑子以极快的速度， 把自己这辈子的经历， 像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我在审视自己， 到底我做错了甚么？ 多年来， 理想主义的教育， 让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 就有标准， 必然有对错之分。我严格地用当今法律来检测自己， 最后得出了结论， 我没错， 是他们错了。这样， 我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我想起来， 在牢房里玩写诗游戏的时候， 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
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
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
绝不后悔也永不改变！
我知道， 写这些句子的时候， 就是认定自己没有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在一个历史大潮中， 在一个转折点上， 一定得有人被当成筹码， 当成牺牲品。而自己的最大过错， 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 自由的创作， 自由的思想， 自由的话语。
我明明知道， 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类所谓的独立思考， 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 人家和你玩真的了， 真要为此杀你了。你的认定就出了问题。那， 你还会认同这样的诗句吗？ 我知道： 按照专政程序， 无论现在你再说甚么， 结果都一样。即然如此， 这几句诗依然还可以荡漾在我心中， 让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个立足之地。
这世界上， 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 要写诗、要画画， 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 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 我就和法国作家左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 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 没有圆房， 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 同年六月十四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我被送入死刑号， 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 我和她分手的时候， 告诉过她： 「别等我了， 走好自己的路， 你有幸福的未来， 我就知足了。」所以， 这会儿， 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 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 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 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 我们都是在倏忽间， 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 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 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崑曲繁盛， 强化了这种色彩)， 人如戏子， 人生如戏， 游戏人生， 戏剧人生。最后这一齣， 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 叫《乔迁喜麪》。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 其他牢房的犯人说， 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麪， 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 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 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晚， 我们也如法炮制， 人人都躺在炕箱上， 开了这个晚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甚么响动， 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 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 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 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 据说， 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 「忍受不自由莫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8943 . 」唱到这儿， 我觉得这支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 一时不能自己。
突然， 我不再小声哼哼， 而是开始放声歌唱， 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 我的太阳，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在死刑号里， 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 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 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惊天， 一时间， 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 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 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 「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时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 」然后， 脚步渐杳， 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 天哪， 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 我们继续唱歌， 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 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 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 别人都静了下来， 听我的歌。那时候， 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 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 我就知道， 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 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 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 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 我也在炕箱上， 抬起双腿， 然后绷直两条腿， 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 再转动一百八十度， 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 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 落在地上， 然后躬身起立， 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 我才听见， 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 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 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 索家麟说， 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 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 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 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 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 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 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 他们聊得好着呢， 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 在运动中逃命， 越过了黑龙江。据说， 让「苏修」装到麻袋里， 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 为了未来的幸福， 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使如此， 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 她铤而走险， 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 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 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 也许是她看花了眼， 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 那次投信后， 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至于我和老七， 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 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 事实上， 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 《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 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 嘿， 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思想， 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 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他很平静地回答我： 「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 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 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 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呀。」
「你主动提供， 说明你更反动。」
我们之中， 除了遇罗克之外， 还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 还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就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后来， 困难时期后政策缓和。他居然被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刘导生和院领导黎澍破格录用。然而， 到了文革， 他们俩为此挨斗无数次。沈元处境之悲惨则可想而知。他最后也化妆成黑人， 逃向苏联大使馆(一说马里使馆)， 自然成了长期蓄谋， 叛国投敌。
还有， 还有， 还有。我们一起聊天， 有的生， 有的熟。现在， 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条生死地平在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