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甚么奇怪， 几千年来就是这样：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我们平静地聊着彼此的案情， 发现个个都顶着那么大的帽子， 如今我们都是最合适不过的对号入座者。我们聊着， 聊着， 估计过不了几天， 就要一起共赴黄泉了。还互相开玩笑， 最后， 咱谁都不许当场就尿了， 都硬气点儿。谁先到上帝跟前儿， 别跟恶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儿， 就没定量了。全悠着点儿， 等大伙到齐了再一块儿唱歌。我们在那个磁场中， 似乎找到了最后自尊的支点。这时候还照样潇洒依然， 我们对自己就有点儿小小的自得。
聊着， 聊着， 有人说： 「真的， 家里人这会儿不知道会怎么想呢？ 」「就是， 就是， 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后， 还开了晚会， 还都乐呵呵的， 那就好了。」「我说， 咱们这里头， 谁还有可能活着出去？ 」
我们公认， 只有那个小不点儿—— 他是个小佛爷， 那不至于上刑场。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 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豆儿。我不禁笑了起来， 说： 「谁会想到， 咱们这会儿还开晚会， 还唱歌， 还聊天。」
「是啊， 这就叫： 望乡桥上唱小曲—— 一群不知死的鬼儿啊！ 」「你们心里都和明镜儿似的， 还有甚么放不下的？ 」那小佛爷问道： 「万一我出去了， 一定把话给你们带到。」
「我们就想让家里知道， 最后的时刻， 我们没疯、没傻， 没哆嗦， 我们平静、轻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你丫出去了， 一定带话给我们家， 告诉他们， 我们最后都乐和着呢。」
「好吧， 放心吧， 各位大哥， 到时候我一定把话带到。」
别看人家金豆儿一个小佛爷， 照样仗义。
第二天开始， 本来以为这就拉去卢沟桥了。没承想， 哪儿那么便宜啊。政府给我们这帮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罪行资料， 并且都已经分发给全北京市的各个单位， 直至街道， 要求传达到每个人。一不留神， 我们也爆得大名了。
实际上， 我们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 给人民当反面教员。很简单， 这不过就是传统的杀鷄儆猴把戏而已。
第一场批斗， 我就大概清楚了当局的目的。
我们除了原有的手铐脚镣之外， 还在脖子上勒了根儿麻绳。俩警察一左一右， 中间的警察用膝盖顶着我的后腰。同时， 手里攥着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绳。人家就还算客气， 事先警告了我， 要是敢乍刺儿， 就立马给我来个锁咽喉。会场前面多少排， 全坐着民兵， 手里还拿着半自动。
人们批判我们的台词， 都是当局事先印发下来的。而高喊的口号， 那就是实话实说。甚么「万里江山万里营， 八亿人民八亿兵」， 甚么「备战备荒， 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 」甚么「保卫铁打江山， 开除先行反革命分子球籍！ 」甚么甚么的。敢情拿我们开刀， 还不就是为了打仗么。
战前用另类来祭刀， 那是历来必要程序。古已有之， 中外皆然。记得《战争与和平》那本书里， 描写过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最后时刻， 也和北京一样把监牢里某些「莫须有罪」的叛国者， 拉到大街上游斗， 最后被活活打死。
虽然在小说看见过这种连兽类都脸红的暴行， 对受难者无比同情。谁想到： 有一天竟轮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场回来， 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面。原来他就关在我的隔壁。进号之后， 趁着队长们正为死囚入仓而忙乱的当儿， 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对老七说： 「看毛选。」然后， 我就开始轻轻敲墙。我试图用毛选当密码本， 用分节的敲击声分别代表第几页、第几行， 第几个字， 以此传送信件。
敲了半天， 他好不容易开始明白了我密码的意思， 准备有所回应时， 我却忽略了再轻的敲墙声， 照样可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去。正当我全神贯注敲墙的时候， 突然， 牢门洞开。两个队长抓我一个正着。没话可讲， 我被立刻调了房间， 同时， 把我的手铐改成了背铐。
其实， 我们也没有甚么机密可言， 无非来日无多， 只是想最后的交流和诉说。
人， 是有预感的。在饶阳县的时候， 有一天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以后， 梦中的画面还在眼前， 挥之不去。我梦见和许多朋友， 坐着大卡车在黑雾行进。感觉还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见不到警察。那卡车就走到一条奇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小巷， 我们的卡车路过每个小巷前都停一下。为了看清看小巷口悬挂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 有许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 如魑如魅， 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里明白， 这些都是即将执行死刑的人们。怎么会这样呢？ 突然， 我明白了， 我们这辆卡车里的人， 现在还都五彩缤纷， 我们也将进入某个同样的小巷， 我们也将化为鬼魅似的照片。这时候， 我一身冷汗醒来了。当时还庆幸， 还好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如今， 这个噩梦几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现了出来， 我想： 那一个个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执行的人。而我们就是急匆匆的后来者， 而当局印发讨论判处我们死刑的资料， 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进了死刑号以后， 每天即使入睡也绝不香甜。每时每刻一种尖锐的肉体痛苦无法停止， 如刀割心头。那时的噩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复杂情节和过程。老是梦见自己漂浮在一个漆黑的地铁里， 地铁里似乎发生过地震， 到处都是横七竪八的钢铁框架、水泥碎块、石柱木梁， 我就被挤在一个狭小的夹缝中。冰冷的地下水一点点漫上来， 自己的鼻子紧贴在地铁的穹顶上， 清楚地知道很快就会窒息， 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后淹没。
每天在醒来前一秒钟， 似乎心里快乐了一下： 哦， 原来是梦。可是， 立刻又在尖锐的痛苦中醒来。原来， 我还没死， 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 多数时间都是非常单调和无趣， 只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而已。没有甚么值得你去回忆， 只有两种状态， 让你难忘： 要么你在苦海里急速下降， 随时会被溺毙。要么你从海底迅速上升， 将吸到新鲜空气， 会看到蓝天白云和阳光， 还有你苦海的地平线。
在死刑号的日日夜夜， 我都被压在铅一般沉重的水底， 像终极前的苟延残喘。
每天， 在两场批斗之间， 我们在分局吃午饭、喘喘气儿。田树云大夫小声告诉我： 「别灰心， 马队长告诉我了： 对咱们是批判从严， 以后处理从宽。」他那双眼睛里居然还充满着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见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 他问我： 你说会怎么判？ 我说： 死刑。他微微一笑， 说： 「没那么便宜吧？ 多半儿得去长年苦役。」我说： 「不可能， 遇罗克说了， 上一批都挺了。对咱们这批就特别宽大？ 别做梦了。」他默默看着我， 甚么都没说。回号以后， 他就开始发疯了， 有人说是装疯卖傻， 有人说是真疯。反正最后的日子， 你打算如何扮演这个角色， 也是一种选择。
有一次， 在重型机械厂礼堂的后台等候出场的时候。孙秀珍进来了， 和我打了个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学习班那样—— 仪态万千， 甚至还不如在冀县上车的时候， 她那会儿还那么精神， 那么从容。这时候， 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 看到我， 微微一楞。眼圈儿顿时就红了。
在队长的命令之下， 我们俩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开始抽搐， 哭了。一个女队长轻轻踢了踢她， 说： 「哭甚么哭？ 今儿怎么了？ 你不是挺豪横的吗？ 」她似乎无知无觉， 自己继续啜泣。
多年以后， 我遇见了她当年的同屋—— 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李世佺。她告诉我， 孙秀珍家里是个小康人家， 姐妹三个。一九四九年前父亲是个小业主， 很早就过世了， 三个姑娘都心灵手巧， 特别能干。
老二孙秀珍骨子里是个爱情至上的弱女子， 却也是个典型「红颜薄命」。她温柔多情， 从骨缝里透出来妩媚秀丽， 可她命苦， 先嫁给了一个每天下班后先到母亲和大姐那儿去报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着， 过着乏味的日子。她是从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 分配到北京挑花厂当厂医， 那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没想到在那儿遇见了复原回来的厂医田树云， 老田顿时就展开了疯狂地追逐， 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后来对小李说： 女人一辈子就是在等一个人全身心的爱。
为了老田， 在那个时代， 她毅然决然和丈夫提出离婚， 整个就轰动了， 从里到外骂声四起， 不言而喻。最后， 居然被她离成了。可是， 老田这时候却没接她这个茬儿， 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婚了。孙秀珍这时候才知道： 爱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现实的份量。
文革爆发了， 田树云在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也许家里的日子渐渐没意思了， 他又卷土重来， 告诉小孙自己发现真正爱的人还是她。在中国现实社会中， 他没钱没势， 也没有前途。他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他还说， 他已经和苏联联系好了， 只要孙秀珍帮他一把， 定期把他写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车里， 建功树业以后， 他们可以比翼齐飞， 一起到苏联去过神仙日子。
孙秀珍压根对政治一无所知， 也从来不关心。这时候， 她对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 看他一脸真诚， 就决定赌一把， 万一是真的呢？ 就这样， 变成了这个案件的协从犯。
进了监狱以后， 她一直和李世佺同学同屋， 也和吴世良女士同屋。经过多少次提讯， 她才知道田树云讲故事， 不过是天方夜谭， 还是在利用她对爱的向往。在监号里， 她心灰意冷， 万念俱灰。所以， 平时温柔可爱的她面对刁难她的女队长， 顿时横眉立目、异常勇猛。难怪吴世良女士说： 小孙， 天生一个美人坯子， 漆黑的头发， 水汪汪的大眼， 窈窕的身材。没想到， 面对强势从不低头。她外表是貂蝉， 骨子里却是猛张飞。
李世佺告诉我， 其实听老吴这样说， 她也不以为然。那时她只是被逼到那份儿上了。她原本一心想就当一个小女人， 等待有人来疼爱。可是命运作弄了她， 让她面对铁窗， 她只能刚烈。
在学习班里， 我们之间交换的书信， 我写的那些类似波德莱尔的忧伤情书， 给了她瞬间的喜悦和安慰。或许， 那只是她暗夜中的一缕微光。我写的那些信， 她只给小李一个人看过。
一次她们嬉笑着看完以后， 小李说： 「他这么动心动肺地喜欢你， 将来， 出去以后， 没准你们俩还真有戏。」她苦笑着说： 「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 而他不过是个学生， 是个孩子。他哪儿知道我呀， 等他了解我了， 还有甚么戏？ 我们只有此时此刻， 哪儿有甚么将来。」
她说的也对， 在那个时刻， 外面的世界和我们无关， 我们已经属于了另类的人群。以前喜欢我或者我喜欢的女孩子， 我那时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将来绝对不会有甚么旧梦重温。孙秀珍—— 库里娃， 就是我黑狱中娇柔的花朵。
那天， 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边， 几天的批斗之后， 我们都已经是蓬头垢面， 手腕脚踝全都血丝乎拉。她嘤嘤地哭着， 似乎是在回答队长们， 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 「我这辈子， 过得太不值了。来都不知道为甚么来， 走也不知道为甚么走。刚想好好活下去， 才发现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几个女队长厉声呵斥她： 「别胡说八道， 宣判你了吗？ 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 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呜咽， 说： 「甚么希望不希望， 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们过去不去， 只是为自己的一生伤心。」
这场会我们俩是主角。起立准备上场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对视了一下， 我努力对她微笑了一下， 微微点了点头。她透过泪眼望着我， 依然那么楚楚动人。我想， 她也是在为我伤心， 她读懂了我。
那时候， 我们每天至少出去批斗两场。几十场里有两场， 我永生难忘。
一次是， 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 中央美术学院， 把我拉回那个熟悉的舞台。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古希腊的寓言家—— 伊索。在全剧结束的时候， 我曾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样高呼过： 「人们啊， 听听伊索最后的一个寓言： 狼问狗： 是谁把你喂得这么肥胖？ 狗说： 我的主人！ 狼高喊到： 我与其饿死， 也不戴上那条锁链。人们啊， 让我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去吧！ 」没想到， 今天， 我居然会回到这里， 重复这千年前同样的故事。
那天， 激动发言要求政府枪毙我的老师、同学， 并没让我伤心。我知道， 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 他们只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们在生死这个关口，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 作为演员， 我比他们演得更为真切。
另一次， 把我拉到我父亲任教的学校——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时把我父亲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斗。那天， 我看到老父的头发全都白了， 他为我如此担忧， 更让我难过。很久以后才知道， 当他得知我被判处死刑后， 一夜白发。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样。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长高了， 他那么无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这晦气的阴影。我期望他们能理解我， 可是我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为了让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 在走入会场的时候， 放稳了自己的脚步， 铿锵有力地趟着我的重镣。这道具很质朴， 你趟好了， 那声响相当沉着。我老爸和弱弟， 也都不含糊， 他们和我一样平静地面对群众的疯狂。淡然处之就是把持一种心态。
当批斗者第一次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郎郎」的时候， 中间的警察扯住我的头发， 往后一拉。让我在群众面前亮相。从第一次批斗开始， 我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从第二次开始， 每当我将被动亮相的时候，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平和、友善的面孔。让人们知道， 我没有被粉碎， 也没有被打垮。我不是你们心中的假想敌。这次， 我给这场戏， 准备了一个微笑的亮相。参加过这个批斗会的人， 应该是记得的。
同一天， 我家的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我们家， 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 万一有人想不开， 会有更恶劣的后果， 所以我妈妈得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 说： 「你孩子犯了大事了， 又赶上点儿了， 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 你们家的人， 可别胡思乱想， 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 「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 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 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 我没甚么想不开的， 我为他感到骄傲。」主任连忙对警察说， 老太太疯了， 快走， 快走。
有时候， 批斗回来我想： 过去常听见「生不如死」的说法， 觉得那是矫情。现在， 我们每天几场示众， 这些演出远不如阿Q那么幸运， 压根没我们表现自己内心感受的机会。连唱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机会都没有， 更没有「带镣长街行， 告别众乡亲」的悲壮场面。
警察为了赶场， 往往就干脆把我们像生猪一样， 直接扔到卡车的车厢里。我们的脸就被车厢底的铁皮、雪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脚踝都被镣铐磨得鲜血淋漓， 只得撕开自己的衬衣， 嘬着牙花子， 慢慢绑裹自己的伤口。这哪儿是要处死顶天立地的野狼呢， 就想让你像一条癞皮狗一样被悄悄处死。这时候， 我才明白了甚么是「只求速死」的心态。
当然， 甚么事都有例外。有一天， 我们被拉出死牢， 没想到天气居然开始转暖。天也晴了。也许是天气的关系， 队长们的脾气也见好转， 也有点儿耐心烦儿了。这天， 他们没把我们挨个扔到车厢里， 居然搬了一把椅子， 放在卡车的旁边。两个警察把我一举， 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车上的警察， 又拉了我一把我提着镣轻轻一跃， 就上了车。卡车两边坐满了警察， 我就坐在中间的地下。这时候我看见， 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车来， 那就是我心中的库里娃—— 孙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状态好多了， 大概她也想开了。好像自己
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学习班的时候消瘦了不少， 似乎更清秀了。原来这辆大卡车， 只拉我们两个人。我想， 大概今儿就是我们的大限了。最后的日子， 还有一个心仪的伴侣， 还不错嘛。
队长叫她和我背对背坐下， 临坐下来， 她假装看落座地方的时候， 和我在百分只一秒中交换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电击了我。我心里一个微小的金色火苗， 被她的目光点燃。
我穿着一个蓝色的棉大衣， 她穿着一件碎花小棉袄。我们温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面的警察互相打招呼， 开着玩笑。他们和我们是两类人。这会儿， 他们眼里没有我们， 我们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此刻， 整个世界上我心里只有她， 优雅的库里娃。车开动起来了， 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紧紧地靠着她。她也在尽量在靠近我， 我们的生物电和热量通过后背在无形中浓度交换。在那段时间里， 我心里慨叹不已， 没想到在死刑号， 我还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两个死囚， 这样紧靠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 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原来， 我们是被拉到官园体育场去参加批判大会， 我们俩是唱头牌的。同场有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 和北医的学生李世佺是一样的案子， 她们都是「反动日记犯」。后来， 听说她们俩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们强点儿， 我们都已经是死囚了。大概那几批死囚中， 也就我们俩， 还在坚持着最后的浪漫。
晚上， 我们在回死牢的路上， 俩人还是背靠背坐在车厢里地面上。我们运气不错， 回来的车是个大轿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 灯火辉煌， 灯光穿过车窗闪烁在车厢里。投下斑斑光影， 给我们最后的浪漫， 抹上几道光彩。我们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紧密地靠在一起。心想， 要是这样天天出来批斗， 也就值了。我心里也明白， 没那么多时间了， 也就这几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