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记忆
发布: 2015-5-14 20:52 | 作者: 鄂复明
索米亚日渐苍老了，他似乎不再希冀。有一天他在山沟里砍柴，我远远见他总在一处摆弄什么，就骑马过去帮他。原来他砍的柴根部带着疙瘩，想借此搭结在头顶，那长枝披散在背后，就像神话中的山鬼。但他总也搭不拢，稍一活动便散落一地。他很沮丧，他说父亲每砍下一根柴，就随手搭在头上，还可以一直走回家。最后还是我帮他捆好，放在马背上驮走。
每到秋冬之交，草原上的狗们都要啸聚起来四处游荡，去做它们传宗接代的勾当。那年索米亚不知动了那根弦儿，硬要把他家那位“青年”拴在家中，那狗迷了心性，跳起就给了主人一口，偏偏就咬掉了他的下嘴唇。索米亚并不惊慌，指挥全家老小在羊圈里寻找那一小块肉，他说现代医学是可以缝合的。等找到那沾满羊粪的苍白的一小条，赶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医院时，医生们已经回天无力了。
我回京后没几年，索米亚也跟着虔诚的牧民去五台山朝拜，路过北京时我去宾馆看望。他坐在角落里神色黯然，那受过伤的嘴唇颤抖着，简单地告诉我，他的钱被扒手偷了。我见他目光呆滞，知道不是为了钱，而是伤心自己那折断的翅膀。
这个游牧的民族像一群候鸟，一只失群的大雁，意味着耻辱和死亡，更何况是性格倔强的索米亚。我意味到他来日无多。
翌年春天，索米亚无疾而终，还不到六十岁。
有一天夜间，我无意中打开电视，见一个专题节目中提到他，讲的比我要好得多。我和他相处很长时间，但不了解他的历史，我只知道这些小事。
◆私生女
们对蒙古族的性习俗多有传闻，我在那里生活了十来年，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却连“雾里看花”的资格都谈不上。每天放羊累得贼死，倒头睡去，连梦都没有，做梦准是丢羊，白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不让读别的书，只要求人们“弄通马列主义”，革命领袖理论高深，年轻人却好猎奇，有人从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有关蒙古族性习俗的论断，好像还上升到“共产主义雏形”的理论高度。
就我所知，牧民家的姑娘有了私生子女，人们并不以为耻，孩子也不受歧视。姑娘出嫁后，孩子就留在了娘家，人们称他（她）为姑娘的“弟弟”。如果你在哪家见到这种奇怪的辈分，那就一定是某位姑奶奶的孑遗了。
我住的那家女主人就有个私生女，十三四岁了，名字和男人一样，叫色楞。我们刚去时她跟着舅舅过，女主人的哥哥是生产队长，队长太太整日病恹恹的，那女孩子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小小年纪就要分担牧区妇女的繁重劳动，夜晚也不知蜷缩在蒙古包的哪个角落。浑身脏兮兮，听说是长了一头秃疮，一条脏头巾终年裹得紧紧的。家境如此，也算不得是受虐待，但她性格乖戾，我们都不喜欢她，在她身上也实在看不到童话中灰姑娘的影子。
小色楞时不时可以到生母家去住上几日。女主人很高兴，热情地向我介绍：这是她的“弟弟”。那孩子在母亲家仍是下死力地干活，但脸上有了笑容，母亲也抽空给她梳洗一下。她很认命，离开时并不悲戚。当一个人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便是个孩子, 又怎能要求她保持天性,这些人情世故,不是我们那个年龄能够领略的。
几年后，她出嫁了，那男人来自附近一个比较穷困的公社，全家移居此地。她还是那样脏，带了个同样脏的孩子，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却看不出她的劳动和给舅舅给母亲干时有什么不同，那家人老母幼弟，也缺少她这样一个劳力，但是不久，她却被传染病夺去了性命。
那次的疫病最初被定为是可怕的炭疽，死了十几只羊和马，人就死了她一个。我们整个牧场都被封锁了，禁止人畜出入，还禁止宰食牛羊，这对知青是最难受的，牧民还有奶食品，草原上没有蔬菜，一年到头都离不开肉食。
人们都管炭疽叫2号病，我还以为是个保密番号，后来看到卫生部有一份参加防疫的医务人员补助标准，才知那是传染病的等级序号，1号病是鼠疫。历来所有重大事件，包括战备那样的大事，到了这里都被淡化，被本地的领导和群众戏称为“内紧外松”，这次则是“外紧内松”，化外之民的牧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他们得其所哉的日子。
许多天之后，从遥远的省城来了许多专家，下车之前，先伸出一支喷雾器消毒，后面的人跟在这药雾中，耐心地调查询问。随后到了小色楞的葬埋处，将尸体解剖，做了内脏的切片，又把尸体撒上石灰，重新埋葬。几天以后传来消息，说专家们只是在学生时代见过实验室的炭疽标本，切片辨认不清，还要拿回去请教他们的老师。
最终也没有结论，疫情是怎样结束的，我已记不清了，但那不明不白地死去的小色楞，成为人们回忆起这一事件的亮点。
嘎森麦阿妈是个性格爽朗的女人，人们都说不清她究竟生养过多少儿女，那些儿女大多送给了孤寡人家。身边的两个女儿出嫁后，只剩下一个儿子。但她最大的孩子是个私生女，没有按照惯例留在娘家，一直跟着她。家里人对那姑娘很尊重，孩子们都叫她姑姑。
嘎森麦的丈夫当过干部，是个聪明正直的汉子，也是个不安分的人。“四清”时挨了整，家庭成份降到了底层，阿妈人缘儿好，倒没受什么冲击，但知青插队时没有分到她家去住，使她很丢面子，在她开怀地大笑时，一看到有知青在场，那眼神里便掠过一丝委屈。
我们刚到牧场时，那姑娘已经不小了。有一天，派出所的指导员对我讲：“有人告状，说你们队的民兵连长强奸了那个姑娘，我不相信。”我知道他这是在到处吹风，表示不管。我也知道这是那位不安分的“四清”下台干部，在给他的旧日同僚们出难题。牧民们是不会张扬此事的。转年之后，又一个私生女在他家降生了，这“弟弟”的“弟弟”，和阿妈已经是隔辈人了。这祖孙三人性格相似，只是那姑娘和孩子更憨厚些。
我是头一个住进他家的知青，那时形势开始宽松，他家接羔时缺人手，向大队要我去帮忙。我已经是老羊倌了，他家也不把我当客人，我的劳动尽心得力，他们很满意。那年春天的一场大雪，又将草原覆盖。暴风雪刮了一夜，有经验的牧民们都整夜在羊群里扰动，不让大雪埋住贪睡的羊群。天亮后，暴风雪几乎把蒙古包和羊圈墙埋没，但羊群却将大雪踩在了脚下，那与羊群纠缠了一整夜的女人们被累得瘫倒在雪地上。
出牧后，暴风雪仍在肆虐，我且战且退，人困马乏，四顾茫茫，也不知离家多远。这种天气，“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事迹随时可能产生，但牧人们认为那是责任事故。临近午时，风雪仍未止息，迷茫之中，一点红色飘忽而来，渐渐清晰，原来是那祖孙三人循声来找我，要替换我回去喝茶，我不放心羊群，谢绝了她们的好意，但让她们帮我把羊群向逆风方向赶一赶。四个人全力拼搏，羊群终于开始不情愿地逆风去采食。那小女孩儿奋力奔跑，个子还没有羊高，常常被挟裹在羊群中，她那鲜艳的红头巾被朔风吹动，像一簇火焰，在迷漫的风雪中燃烧。
后来，那位“民兵连长”迎娶了那个姑娘。
二十多年后的一次那达慕大会上，那姑娘已是祖母辈分了，来到我的面前，向我一一介绍她的儿女和孙辈。她依然那样憨厚地笑着，只是眼角多了些皱纹。她说那年赶车去拉水，牛挣断轭绳跑了，多亏我帮她赶回。我怎么也记不得了，但我相信她的记忆，也相信我会那样做的。
如果我提起那次在暴风雪中帮我赶羊，她们也一定不记得了，可是我不会忘记，那在风雪之中燃烧的红头巾。
群山深处的人家
草场问题历来是满都宝力格牧业发展的瓶颈，牧场畜群总在十万只上下徘徊。但是，却有占全境四分之一的山地草场终年闲置着。
大兴安岭西部的山麓，绵延至草原便不再起伏，终止于牧场的东南部。这将近一千平方公里的群山以伯仑浑地为中心，土壤肥沃，牧草丰盛，地下水源充足，但却是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地方。
四十年前，年轻有为的牧场书记哈木图，力排众议，率众挺进这群山的东北部，开辟出美丽的夏季草场乃林高勒，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人们享用至今（十几年前，被前去采风的记者摄入镜头，制成图片，流布全国）。转年冬季，又进入这群山的腹地伯仑浑地，却造成部分牲畜死亡，被批评为“好大喜功”，成为历次运动整肃的材料。
三十年前，建设兵团刚刚组建，由于战备吃紧，那些不懂牧业的军人们，指挥牧民进入伯仑泽地，又逢大雪灾年，在那里撂下了四万具牲畜的尸体，从此再也不敢对牧业生产置喙。
1985年开始承包畜群分配草场，把部分外来户牧民和场部改行牧业的职工新建了一个大队，草场就是这片群山和附近的平川。我早已离开那里，个中原委不便评说。
但是，这险恶的群山却从此一扫千百年的阴霾，露出了笑脸。连年的大旱，北部的优良草场生长稀疏，湖泊干涸，这里却成了风水宝地。那些毫无经验的初创者们，胆战心惊地带着少许牲畜进驻这里，苦干了十来年，竟发展成牧业大户。
这里是全场冬季贮存牧草的基地，2000年闻名全国的锡盟大雪灾，满都宝力格却向受灾地区输出了数千吨牧草。我在这群山的山坳里，见到建设齐备的定居点，越冬棚圈完善，牧草储备充足，这绝不是短期行为，他们利用这难得的时机，积累了坚实的物力、财力和经验，以应对吉凶未卜的来年。
我衷心祈祝他们的平安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