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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期先锋文艺的公共性

发布: 2015-11-12 17:31 | 作者: 李建立



        
        他们的乐观来自于在现场的感受。和我们现在从这份收支明细中“看”到的“星星”美展展出盛况相比,当时在现场的艺术家和协助他们的工作人员看到的和听到的肯定要多得多。类似下面的观众“对话”或许会让他们会心一笑:
        
        “中国美术馆因你们存在而生辉。至少现在或许出于猎奇的,在作品前面,以肘相触发出喧笑的人们,将来会相信你们是认真的、诚实的——我这么希望。你们较第一次造诣渐深,也更趋成熟。你们是猛士。”[ “钊”留言,1980年9月2日,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72页。]
        “我是一边疆青年,来到首都看了‘星星美展’,我想了很多。我不懂什么叫艺术,可见……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呢?除了恐怖、悲凄、失望……也许有的同志会骂我,‘你他妈的,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艺术。’这样的艺术品,你说对了,我愿意不懂。下楼我连劲都没了,可是早上我是吃了一斤水饺子的呀!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一边疆青年”留言,1980年9月2日,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72页。]
        
        看到展览盛况的不只是他们,还有一年前拒绝对这些无名艺术家开放的中国美术馆。在看到美展受到观众如此欢迎时,美术馆主动提出要求再延续三天。对美术馆来说,这既可以稍稍改变一下他们原本显得保守的形象,还可以因此带来可观的门票收入。而对“星星”美展的艺术家来说,由于美术馆不可能拿门票收入与他们分成,延期并不会获得经济补偿,但对于一年前还只能在美术馆外街头布展最终又被“取缔”的他们来说,延期无疑意味着一种极高的荣誉——源自热情的观众。

        
        展览最终于9月7日结束,前后持续17天(包括两个例行闭馆的星期一)。当事人对结束当天的人数有些记忆:“九月七日亦是星期天。展览结束时,美术馆的人告诉我们,全天卖票九千多张。”[ 王克平:《“星星”往事》,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34页。]
        回到收支明细核对一下总账:

        
        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出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早在1980年的先锋美术展览[ 美展最后一天收入为54元,折合卖出说明书1080份。若以9000多观众买说明书1080份估算,买票人数大致为买说明书人数的9倍。以全部售出的13922份说明书算下来的话全部参观者为125298人次。无论如何,十多万人次是可信的。],但总共使用8令新闻纸印制的12800份说明书所对应的12800位购买说明书的观众数字却是比较准确而实在的。[ 12800份说明书应售得640元,与收入696.10元的差额应该是观众放弃的找零。]至于在这个数字背后究竟有多少倍的“星星”美展的真实观众数目,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去进一步考索了。同样无法计量也无需计量的是“星星”美展在“文革”后对话语空间的开拓,以及它对中国当代先锋艺术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陈丹青这样评价“星星”美展和之后的艺术新潮的关系:“历史地看,星星画会更关键,是他们率先撞开了1949年到1979年文艺专制的缺口,从此再也无法愈合。没有这一缺口,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不可想象的。……真的,是星星成员给日后所有不安分的艺术青年壮了胆。”张英:《“星星这帮老土匪,八五这伙白眼狼”——陈丹青访谈》,载《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1日。]
        这份收支明细在提供了丰富历史讯息的同时,也是一个从观众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先锋艺术史的契机。类似这样的问题需要被提出来:从“星星”美展到现在,先锋艺术与“观众”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现在先锋艺术“观众”是谁?从“星星”美展到1980年代以后的历次艺术新潮,特别是到1990年代以来的消费语境,“观众”所处的社会阶层、经济状况和期待视野都有哪些不同?现在的先锋艺术展示中,是哪些个人或群体在与艺术家联合?如果“观众”不再是普通公众,而是艺术品的“消费者”和持有资本的潜在收购人,先锋艺术的公共性如何体现?若从观众与艺术的关系反过来看,何谓当代的“先锋艺术”?轻易地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或许没那么重要,但盼望这份收支明细能引发艺术界和学界的思考。
        余墨 一顿“莫餐”之后:先锋文艺的其他参与者
        到这里,美展说明书的收支明细还没有完结。《今天》的同仁们还有325.90元的盈余要处理。这是一堆各种币值的整钱和零钱,比如一角纸币有50张、两角纸币有80张等等。他们挑出其中部分10元、5元、2元和5角“大钞”去“莫餐”(当时北京著名的饭店“莫斯科餐厅”的简称,又称“老莫”)开了顿洋荤以示庆祝,余下的充作《今天》的经费。聚餐去了七八十人之多,应该是参与美展的艺术家、《今天》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参加了。[ 收支明细显示,他们在“莫餐”共花费120元,还剩下220.90元。但就在美展闭展后的第5天,《今天》被口头通知停刊;1980年12月,在印行了三期“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后,《今天》最终停刊。后来他们又使用剩余经费陆续印制了几本诗集,持续到1988年。]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星星”美展给参展的艺术家们带来过风险[ 1981年“‘清除精神污染’时候就规定我们三个人(指“星星”美展的三位发起人黄锐、马德升和王克平——引者注)不可以上媒体,不可以参加任何展览,不可以再加入政府的任何组织”。见田志凌:《“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黄锐访谈》,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8日。]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可能当时并未期许的光荣[ 用黄锐的话说是:“策划星星,怎想到它会参与历史,或是一代风流!”见黄锐《星星旧话》,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10页。],以及参展、获奖、出国和改换职业之类当时的人们十分艳羡的机会,包括他们在当代先锋艺术史上的位置;但对于美展的其它参与者来说,除了这顿盛大的“莫餐”,以及展后最初几年伴随着形势变化带来的麻烦外,他们当日的热情和连续的劳作并未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报偿,甚至实际上是由他们完成了展览实质性运作的事实——这也是先锋文艺公共性的重要体现——在艺术史上也几无记录。以提供这份收支明细的鄂复明先生为例,不提他在《今天》的经历和后来保存《今天》重要资料(包括部分“星星”美展的资料)所付出的种种代价和艰辛,当时他为了印制美展说明书来回的奔波或许也是值得在当代先锋艺术史上留痕的“苦劳”。他当时的身份是北京长途汽车公司修理车间的工人——直至退休都是如此。在美展的十几天里,这位31岁的修车师傅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与美展说明书有关的事务上:在8月的北京酷暑中采买材料,在东四14条76号《今天》编辑部印刷总量为128000页的说明书,然后用自行车驮到美术馆参与售卖,忙乱一天后面对一堆零钱“量入为出”。下面是这位既不画画也不写作的先锋文艺运动参与者在美展期间的路线图:
        
        我每天上午干完班上的活,从西坝河工厂骑车到76号,印完后驮到美术馆。然后要在下午5点之前赶回工厂“下班”。[ 鄂复明:“《今天》资料附言•星星美展”,见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暨中国当代诗歌资料特藏”。]
        
        致谢:本文使用的第二届“星星”美展说明书收支明细、新近发现的北岛售卖说明书的照片以及部分相关资料均由鄂复明先生提供;除此之外,鄂复明先生不厌其烦地就有关细节帮笔者解疑释惑,还将他为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暨中国当代诗歌资料特藏”撰写的“资料附言”发给笔者以先睹为快,并慨允笔者引用。特此对鄂复明先生表达深深的谢意与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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