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知青一代
发布: 2016-4-20 07:14 | 作者: 艾拉肖楞
1971年，张铁生在插队三年后被选为生产队长；1973年张在被农民推荐为考生后参加了文革中唯一一次并因他而最终流产的大学入学考试。张的数学考 了61分，语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学考了6分。显然张铁生在农村劳动中表现很好，然而他的成绩却铁一般地说明：下放使知青一代连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无法 保住。不过，并非每个知青都最终失去了完整的教育机会。
1970-76年中国的大专院校总共招收了94万基於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其中知青学员的人数在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有很大增长。 1974-76年知青入学的平均比例是大学、中专和中技招生总数的25.1%。如果把这一比例视为1970-76年知青入大学的比例，那么工农兵学员中当 有23.6万左右是来自农村的知青。但实际上知青在1973-76年间上大学的比例要高一些，再加上一些知青在回城或当兵后又被推荐，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 可能有约30万人入了大学门。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7-79年有43.9万知青从农村考入大学。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的知青，中国大学里1977-79级中可能约有55万是知青一代人。
1979-82年中国电视大学招收了36.22万全科生；1980年中国政府允许函授大学和夜大学颁发大专文凭后，函大和夜大在1980-82年间共 有16.81万学生。如果以电大的学生年龄分布为基准，那么1979-82年的电、函、夜大共计53.03万的学生中约有62%或32.88万在 20/23至32/35岁，即在知青一代的年龄范围里。鉴於知青只曾是其同龄城市学生人口的61%，那么可以认为知青一代约有20万人是这几年电、函、夜 大的学生。
工农兵学员制在1976年之后终止，1980起大学也只从应届高中招考学生，而1982年之后20岁上下的小青年成了电、函、夜的主要学生。从 1982年到90年代中，知青一代仍有些人读了电、函、夜大和正规大学办的大专班，但可能不会超过10万人。从1970年起的工农兵学员到1977-79 级的大学生，再从1979年起的电、函、夜大和大专班拖拖拉拉进入1990年代，知青一代人按宽松的估计大约有115万最终受过高等教育，而另外的 1，532万除了约50万人在文革中上过中专、中技外，只能永远拥有不完整的教育。
问题是，随著改革的开始，教育水准变得日益重要，大专的文凭成了晋升的依据。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基层以上提拔官员、企事业领导的一 项指标，而1983年乾脆把大专文凭作为提拔的一项基本依据。这种提拔政策无疑对中国各阶层领导的现代化富有意义，但它却无视历史，把知青一代人下乡的苦 难化为了他们后天的缺憾。尽管这一代的1，500多万人依然年青、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良好的工作表现，但如果没有大专文凭，他们永远登不上晋升的 阶梯。 随著改革的深入，至1980年代中期，高水准的教育成了每一种正当职业的基本要求，就连服务性行业也不例外。1990年代中期，北京一家茶叶店 要求应聘者不但要年轻，粗通茶文化，还得懂英语。 邓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换了毛泽东的革命社会的目标，而在这改换里，知青一代下放的"积累"变成了无 用的资历。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改革社会中"没本事"的人。 最惨的是这代人约有一半是 66-72届的初中生。在14-17岁之间，他们以大致小学的教育程度去了农村；而在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不完整 并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抛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被耽误的社会生活
不完整的教育并非知青一代在改革中仅有的困窘，被下放耽误了的社会生活也让他们在改革年代格外艰难。当他们在1966年造反中把中国社会搞得天翻地覆，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所预期的生活将要等到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而这一等就是十多年，以致於他们成了"耽误的一代"。
不少人从乡下回城时已年近三十，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了。即使1977年开始的高考让一部分人搭上了通往大学的末班车，可他们的教育也 已经被耽误过了。当30岁的老知青和17岁的应届高中生同坐进77级的教室里，没有甚么比这更能提示知青一代的正常化生活从一起步就已不相称地晚，要赶上 改革的时代更倍加吃力。 下放至少使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耽误了五年以上。在1,647万知青里，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便因优秀的劳动表现或父母的"后门"而被 招工招生征兵，但更多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或更长。
在1978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时，农村仍有860万知青。他们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别是200多万待在已由建设兵团改为国营农场的知青和大量的"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团是国营企业，从下去第一天起兵团知青就已是国家职工，因此他们很少能以"招工"这一知青上调的最主要途径回城。而作为文革前地富 反坏右黑五类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孩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无望的一种。
毛泽东说他们"可以教育"也许是给他们革命的机会，但也不啻於把他们划成歧视的对象。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约不超过中国人口的5%，而在上山下乡的初 期，"阶级敌人"的子女在许多地区占了知青总数的15%，在晚期则为30-45%不等，通常是后插队的知青已回城他们仍在农村。但不管下放时间是长是 短，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结束后，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 出的却是知青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无论对下放感到痛苦还是无悔，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 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著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
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征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著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 婚，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1977年，黑龙江省有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提倡的男 28女25岁的晚婚年龄，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90%人也已在晚婚年龄之上。他们都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而法定的婚龄只是男20女18岁。当 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时，连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与贺萧（Gail Hershatter）也发现：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 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1983年上海有12.7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 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瞩目，以致连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在乡下没谈恋爱的知青生活不美满，结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至1977年，知青中已有86.1万人、或尚未回城中的10%已在乡下结了婚。有些人结婚是因为找到了爱情，但许多人则是对回城的遥遥无期感到绝望而结婚，或难以忍受艰难而找个相依的伴，有些结婚则乾脆是因为再不结婚就年龄太大了。但知青的 结婚不是对人生的赞美，而是对生活的惩罚。
无论知青与知青还是与农民结婚，结了婚就等于物质和精神上受了审判：忍受农村的艰苦并且永远没有回城的希望，除非离婚再变成单身。因此当1970年代 末知青撤退的大潮把结了婚的也连带往城里涌时，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大潮撕成碎片，在西双版纳农场还产生过史无前例的五天内3，000对知青夫妇的集体 离婚。但回了城并不意味婚姻可以保得住。
当1980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把"爱情"第一次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而使离婚变得简单后，回城知 青的离婚案迅速增加，促成了改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离婚潮。韩起澜与贺萧对改革以来中国妇女离婚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离婚，不仅知青与 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甚至是知青夫妇也离婚。 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不幸，以致於中国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讨论和对现代"陈世美"的批判。对於没有与农村配 偶离婚的知青，乡下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当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因已婚而留在吉林乡下的上百名"留乡知青"时，只有这些知青的口音才提醒 代表团他们曾是"上海人"
然而对1970年代末大撤退的知青来说，回城不是他们既有耽误的结束，而是新一轮耽误的开始。19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达10亿，使国家与社会承担著 不堪负荷的压力。1979年，当一大批高中毕业小青年无处可去时，800万乡下老青年已赶了回来，使城市的待业青年达到了1，538万
与1977年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如此大量的新劳工， 可"待业"绝不是大撤退知青的期望。他们已经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并且回城的道路充满辛酸。为回城，许多人冒著被拘留的危险请愿、绝食、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