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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七十年代:青春无奈

发布: 2017-5-18 18:33 | 作者: 翟永明



        显而易见,阎莉的活思想是经得起检验的,有革命日记为证。但阎莉的潜意识是否也经得起检验,因为当时还没有心理医生,所以,无人知晓。
        但是,我隐隐地觉得,阎莉的潜意识很活跃,而且,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阎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想了都是女流氓,都需要办学习班),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掉。
        幸亏,很快阎莉就毕业了。按照政策,她必须下乡。阎莉母亲再怎么疼爱女儿,也只能让她去。阎莉下到广汉的连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个富庶之地。若干年后,赵紫阳在四川搞改革,选择的就是广汉。
        
        广阔天地的自由
        阎莉下乡后,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满了多愁善感的语言。除此之外,看来阎莉对她插队的地方还很满意,她在信中描述连山梨花沟是个花果之乡,盛产苹果和梨。的确,三十多年之后,从成都到广汉修了高速公路,连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成都人大量地涌到那儿去看梨花。
        阎莉除了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笔描写梨花沟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请我暑假时,去她那儿玩。到后来,这些信中,渐渐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时的兴趣,已从篮球转到了诗歌,准确地说,是诗歌写作。在刚进初中时,我就开始爱上了诗歌,最初的启蒙就是《唐诗三百首》。到了阎莉下乡那段时间,我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原创”诗歌了。题材当然脱不了“文革”末期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我已经开始在里面注入一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歌颂大自然之美,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古代山水诗的意境。
        阎莉关于花果之乡的华丽辞藻,终于也打动了我。于是,放假时,我以去花果之乡买水果的理由,打动了我妈。那时,城里的水果很少,且贵得惊人,而乡下,由于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卖不出价来。我就像一个跑差价的小贩似的,拎着一个编织口袋,去了广汉。
        从广汉到连山,有四十里路。第一次去,是阎莉到车站来接的我,我们换乘了一辆破公共汽车,又搭了一段拖拉机,然后改为步行。这一段路,后来成了我经常走的地方。我坐过汽车、三轮车,也拦路搭乘过陌生人的大卡车(那时也不知害怕,也没听说有什么坏人要暗算你),还跳上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行过一程。总之,就差农民赶场时推的鸡公车(一种四川独有的独轮车,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没有搭乘过了。
        梨花沟是一个丘陵地区。阎莉的生产队就在半山坡上,从山脚一路缓坡地上去,很有层次。路两边都是果树,有梨树、李树、苹果树,有杏林、橘林、汽柑林,我简直觉得到了孙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帘洞了。进到村里,农民们正在吃晌午饭,他们许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饭,房子都是矮墙隔断的。所以,他们边吃饭边与邻居隔着矮墙聊天,看见阎莉和我走来,他们都与她打招呼:“家里来人了?”阎莉说:“我妹妹来了。”阎莉和我,早已不再作双胞胎打扮,但应阎莉的要求,我们姐妹相称。按照阎莉的主意,她是要我和她拜金兰换帖子,正式结拜。我没同意,觉得做作,为此与她呕了两天气。
        阎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个房子都被橘子树给遮住了。与那时的知青一样,她和另一个女孩住在老乡家,在侧厢房。与阎莉同住的女孩姓陈,我们叫她小陈。
        天晚了,阎莉和小陈就在屋里的老灶做饭。两个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够用的大锅,一丁点可怜的白米和玉米,在锅底跳着,看起来连巴锅都不够。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绳,吊着一个炊壶在灶口,烧火时吐出的火苗,一会儿就将它烧开了,真够环保。麻绳和炊壶,都被烟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觉得不干净。炊壶里烧出来的水,还有一股烟香味。
        晚上,我们吃完饭,靠在床头聊天。阎莉突然起身推开窗,隔壁院子里的一枝橘树,摇摇曳曳地伸进来,上面挂满了红橘。阎莉摘了几个下来,扔给我,我吃了一惊,说:“隔壁的老乡发现了不会骂你吗?”阎莉撇撇嘴:“谁稀罕呵,你以为多值钱呵。”小陈告诉我,这儿的水果太多了,也运不出去。小年还好,大年简直泛滥成灾,只能卖给附近的场镇,卖不了多少钱。
        第二天,一场懒觉,快中午了才起来吃饭。现在是果树结果的时候,生产队根本没事干。本来四川农村就是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的农活呀。知青下乡来,就是抢农民的饭碗。只是,看在每个知青都有五百块钱安置费的份上,老乡们也就算了,因为,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呵。大多数知青都被安置在老乡家里,安置费就可以剩下来给生产队添置一些机器了。
        下午,阎莉陪着我到处去转,这儿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十里之外的人,都互相认识。
        阎莉说晚上有人要来,给我们“唱黄歌”。“黄歌”在那时是有特指的——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加了一个“黄”字。爱情与下流的一步之遥,就是这个“爱”字是否出口。所以,那时的“黄歌”,其实就是现在的爱情歌曲。“文革”后期,不像前期那样气氛紧张,虽不能公开,但在知青当中,已然开始流行唱黄歌。这几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又是一个让如今的小年轻们笑掉大牙的事。
        晚饭前,有人来了。此人的到来让我吃了一惊:远远的,只见来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这倒没啥稀奇的,那时,人人都作此打扮;关键是他外面披了一件簇新的、括挺的毛呢军大衣。他并不把他穿在身上,而是披着,像电影里的首长一样。来人个子不高,但胸脯挺得比阎莉还高,这让他走起路来很有气度,还真有些像首长的样子。走近了一看,只见他高额,阔眼,特别是他的头发,不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乱七八糟地竖着,而是精心地拢在后面,像一个大背头,锃亮锃亮的。他手上还拎了一把二胡。二胡照说与这毛呢军大衣配着,有些不搭调,但此人拎着,倒有点理直气壮的和谐。总之,一眼看去,他与众不同。
        阎莉给我介绍,这是张跃进,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及至张跃进开口,又吓了我一跳: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张跃进自我介绍,他是徐州下来的知青,下来一年了。
        为什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落户呢?我问他。
        他说,因为早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怕他下乡吃苦,所以托亲戚把他弄到这儿来了。
        一阵寒暄之后,我们开始做饭。张跃进自告奋勇炒菜,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张跃进的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考究。在那样粗陋的就餐环境中,他还不忘把大葱切成一朵花,装饰在土碗边沿上。
        洗碗时,阎莉告诉我,张跃进与她,现在都被选为公社宣传队员,正在准备汇演的节目。今晚,她特意请张跃进过来唱歌,是为了用黄歌“招待我”。那时,全国人民的伙食都一样简朴,自然不能用于“招待”。“黄歌”,那可不是人人都会唱的。
        晚饭后,我们坐到了院子里,坐在了橘树下。所谓的“黄歌”,就是以俄罗斯民歌为主,解放前的靡靡之音为辅;也就是那些或情深意长,或低迷颓丧,唱起来让你浑身酥软、丧失革命斗志的歌。这些歌,在知青当中很流行。当时的知青普遍对未来迷茫、无望,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些软绵绵的歌曲,一下就击中了他们。
        张跃进开嗓就让我吃了一惊,他的嗓音浑厚、低沉,他也故意把声线压得很低,模仿着那种很少听到的男低音。而且他唱得与别人不一样,多年后,我知道了他是用的美声唱法。
        张跃进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后来,我又多次听他唱过,知道了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三套车》、《黑眼睛的姑娘》和一些我忘了名字的俄罗斯民歌。阎莉中途也插了进去,与他一起合唱。显然,他们早就在一起练过。阎莉以前也爱唱歌,但唱得并不太好,只是嗓音还很亮色、高亢。
        歌声在橘子树下飘浮着,月亮这时已经升起,它在橘子树上穿来穿去。好像橘子树上挂的白灯笼,从枝叶间穿出来的清辉,把院子照得雪亮。我觉得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什么学校啊、老师啊、同学之间的不愉快甚至愉快啊,都退得好远好远。
        我想起那些古诗中描述的意境,大抵也就如此了。
        夜更深更静了,老乡们都已入睡了。他们肯定不知道这是些黄歌,在他们听来,与催眠曲差不多,绝不会吵着他们。
        这时,张跃进拿出随身带来的二胡,说:这个时候,才能听《空山鸟语》。我自然不知道《空山鸟语》是什么,此前,我除了革命歌曲,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音乐。后来,我才从张跃进那里知道了二胡大师刘天华,知道了《江河水》和其他的二胡独奏曲。也是从那时起,我才了解了中国民乐。
        张跃进试好弦,开弓一拉,周围就静了下来。我们到了一座空山(意识中是青城山),罕有人迹,唯闻鸟语,清风拂面,泉水洗心。然后,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鸟的世界。原来鸟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语言和表达。它们也要争论、也要愤怒,也有柔声细语和雷霆之声。
        张跃进的琴艺如何,我不知道。但皎洁的月亮、枝繁叶密的橘子树、高高矮矮的泥巴墙,这些舞美效果,让他的琴艺增色不少。我不认为中国民乐团的那些首席二胡,一定能奏出这个夜里梨花沟的《空山鸟语》。
        一曲终了,张跃进意犹未尽地说,我再拉一曲吧。这次,是一首欢快激昂的曲子,张跃进拉得恣意疯狂。头和发,随着琴弓上下摆动着,整个身子都好似要随时从板凳上飞起来似的。他的眼睛却不时地瞟向阎莉,而后者,此时眼波闪闪,里面不知是泪光还是月光。
        那天之后,我也问过阎莉她和张跃进的关系,阎莉总是回避,说他们之间是“革命友谊”。没办法,公社规定:知青绝对不许谈恋爱。违反规定者,要被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
        我跟着阎莉每天去参加公社宣传队的排演,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宣传队的人混得烂熟。宣传队的成员全部脱产,吃住都集中在公社。我和他们一起编排舞蹈,也帮他们写一些对口词、宣传语什么的。两个月后,他们将要参加各个知青点的汇演。最后,镇上会筛选出最好的节目,送到县上去,参加调演。到县上去表演,这是张跃进他们的目标。
        公社宣传队,是由大部分知青和极少数本地农村青年组成的,用于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思想。具体的,就是普及八个革命样板戏和普及那些千挑万选、千锤百炼的革命歌曲和舞蹈。当时,学校有“校宣”,公社有“社宣”,部队有“军宣”,工厂有“厂宣”。总之,都是一样的宣传队,都表演一样的革命节目,都假定全国人民对这些革命节目百看不厌。的确,人们真的百看不厌,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这些固定的革命节目,就像体操动作中的规定动作,人们主要是在这些动作中,看谁表演得更完美。
        比如《白毛女》中大春和喜儿的双人舞,阎莉跳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她和一个她不喜欢的男知青共跳。她有点分男女界限,不肯把手掌全部搭在对方肩上,而是伸出两根手指来,蜻蜓点水似的搁在男方的肩头。由于重心不稳,她踮起脚尖时,晃了两晃,这被张跃进看见了。
        公社书记知道张跃进能歌善乐,所以,让他担任了宣传队的队长职务。张跃进把自己定位为艺术总监,他的确也胜任此职。所以,他是宣传队的顶梁柱,除了任队长之外,他是总监、编导、舞美,还是大合唱的指挥。同时,他还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舞台监督。
        看见阎莉在舞台上连晃两下,张跃进冒火了,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指责阎莉有资产阶级小姐情调,没有喜儿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感情。阎莉走到哪儿,都是那里的宠儿,哪受过这样的气,当场就大哭起来,并立即罢演。我坐在一边,心想:坏了,按阎莉的公主脾气,肯定不会原谅张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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