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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一代

发布: 2017-6-08 15:10 | 作者: 张隆溪



        在哈佛学习为我进入美国学界和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1989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后,受聘到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在美国工作近十年,又在1998年得到香港城市大学聘请,任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至今。回顾二十多年来在大学工作的经历和自己的研究,深感在学术的道路上要有点滴成功,都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既需要坚实的基础,又需要敏捷的思想和创见,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敷衍。与此同时,我也深感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既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抱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态度,总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自家的好,盲目地仇外排外,也不能完全缺乏自己文化的根基和信念,甚至以为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的圆,盲目地崇洋媚外。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相当了解,又需要有开阔的眼光和胸怀,对世界上其他文化传统也有兴趣去了解。我在美国深感一般西方人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一些学者也总是把中国视为西方的对立面,强调东西方根本和绝对的差异。所以从一开始,我的研究就以打破中西文化的简单对立为主要内容,为促进跨文化理解而努力。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道与逻各斯》1992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针对影响极大的德里达把中国与西方截然对立的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德里达认为西方有一个区别内在思想和外在语言的传统,认为思想是真理所在,而一旦外化为语言,就已经和内在思想有距离。口头语言还接近于内在思想,书写文字则完全失去了内在思想之真。西方拼音文字本身就反映出重语音而轻书写的倾向。希腊文逻各斯(logos)既是口头说的话,又是口说的话所包含的内容,于是德里达用“逻各斯中心主义”即“语音中心主义”代表这种抬高语音而贬低书写文字的传统,同时他又断定“逻各斯中心主义”完全是西方传统,而非拼音的汉字就代表了完全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另一种文明。德里达和他的解构理论激烈批判整个西方传统,代表一种激进的思想倾向,在美国文学研究中影响极大,他把中国与西方传统对立起来的观点也很有影响。可是把中国文字视为西方拼音文字的对立面,在西方早已有之,黑格尔在《逻辑学》序言里早就说过,中国非拼音文字不宜思辨,不如德文里有Aufheben一字,同一名而含相反二义,最能体现辩证思想。钱鍾书先生《管锥编》一开始就以“论易之三名”加以批驳,也就为中西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德里达批判黑格尔,评判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那是应该解构掉的西方传统,把与西方对立的中国视为打破西方传统的借鉴,并因此赞扬美国诗人庞德,说他受汉字启发创立的意象派诗论,连同法国诗人马拉美的诗学主张,“是冲破极为牢固的西方传统的第一个缺口。”  可是庞德对汉字完全是误解误读,以为汉字完全脱离语音也根本不符合事实。所以德里达因为非拼音的汉字而赞扬中国传统,黑格尔因为非拼音的汉字而贬低中国传统,两者态度固然不同,但就其对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的理解而言,却都同样错误。
        作为学者,重要的不在其态度,而是其理解和论证是否正确。就德里达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以为内在思想不能用书写文字充分传达,就绝非西方独有的观念。中文的道字恰好和希腊文的逻各斯一样,都包含了思想和语言的双层关系,既是道白即说话的意思,又是道理即说话的内容,而且中国古代从来就有语言不能充分达意的观念。老子出关时,关令尹请他著书,不得已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可是他一开始就告诫读他书的人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哲理理念的道是不可以言说的,能够说出的道就已不是真正的道,换言之,内在思维是超越语言文字的。所以无论中国或西方,认为最深邃的思想感情不能充分通过语言传达,都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传统观念。不顾中西文化传统的实际情形,想当然地把中国视为西方的反面,无论在态度上是赞扬或是批评,都是在学理上站不住脚的观点。《道与逻各斯》出版两年后,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书奖的荣誉奖。199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部论文集,题为《强力的对峙》(Mighty Opposites),其中收集了六篇发表在美国几种刊物上的单篇论文,其共同的主题仍然是探讨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都有重要的经典,有历代对经典的解释评注,而这些经典及其解释往往在文化传统中具有核心价值,而基本的文化价值也往往在经典的评注传统中得以传承。所以我认为,要达到中西文化相互理解,研究经典和评注传统非常重要。2005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另一部英文专著,题为《讽寓解释》(Allegoresis),尤以《圣经•雅歌》的传统解释和中国《诗经》的传统评注为例,探讨何以经典解释往往超越文字本义而追求字面之外精神、伦理、宗教或政治的讽寓意义,并讨论这种解释方式的历史渊源和影响。也在 2005年,我得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邀请,做了四次“亚历山大讲座”的演讲,讲稿后来略加整理,题为《同工异曲》(Unexpected Affinities),2007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自1928年以来,多伦多大学每年邀请一位人文研究的学者做亚历山大讲座,讲稿后来大多结集出版为一本专书,在欧美颇有声望。我是迄今第一个中国人做此讲座的演讲。我的英文著作和在美国和欧洲一些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有不同角度,讨论不同的问题,但总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针对把中西文化简单对立起来的看法,论证不同文化传统达于相互理解的可能和必要,促进跨文化理解和交流。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在研究中坚持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看法,绝不人云亦云,也因此不尽同于西方最流行的一些理论和观念。可以庆幸的是,我的研究著作在欧美学界逐渐发生一些影响,也逐渐在国际学界得到认可。2009年春,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通知我,他们通过院士投票,选举我为外籍院士。在我之前,曾任社科院外国文学所所长的冯至先生和曾任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的夏鼐先生,都是瑞典皇家学院的外籍院士,所以我荣幸地成为被选举为外籍院士的第三个中国人。2010年十月,美国《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杂志聘请我担任顾问编辑,这是在美国人文类学术刊物中很有影响的期刊,其顾问编辑都是欧美很有声望的一些资深学者,包括巴黎大学的伊莲•希苏(Hélène Cixous)、芝加哥大学的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杜克大学的詹明信(Fredrik Jameson)、斯坦福大学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回想三十年前我离开北大到美国去时,钱鍾书先生送我一套两册的《全唐诗外编》,在题赠给我的话里有“离情固切,期望亦殷”几个字。我到哈佛之后,北大张芝联先生鼓励我多用英文写作,争取在国际学界有中国学者的声音。我后来在研究和写作当中,一直都以前辈学者对我的期望和鼓励为鞭策,努力在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方面做出一点成绩。经过文革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政治上也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尤其在西方学界,都对过去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有深刻反省和批判,提出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局势的时代,西方对非西方文化,尤其对中国,都越来越表现出普遍的关注,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沟通中西文化、达于跨文化理解极为有利的时刻。能够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为增进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做一点贡献,这是我深感幸运的事,也是我自己学术生命的目标和归宿。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所处的境况和可能做的事情,大概在三十多年前,是我们自己也无法想象的。我们应该珍惜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珍惜我们文化的资源和活力,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做事,不辜负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也不辜负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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