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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风吹散成淡写轻描

发布: 2018-3-05 10:56 | 作者: 食指/翟寒乐



食指/口述   翟寒乐/整理

摘要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聊布往怀,不胜感慨。诗歌在我心中是神圣的,我写诗时心是虔诚的。在诗歌创作道路上,我尝试过多种诗体,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到了晚年,尤其注重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韵味。我活着,就不改初衷,不停止思索,不停止追求,不到万不得已,不停下笔来。
小时母亲诵读古诗 至今清楚记得两首
我祖籍山东省鱼台县王庙乡程庄寨村。1948年11月21日出生在行军路上。
五六岁时母亲给我诵读古诗,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其中两首。一首是:
  
欲寄君衣君不还,
不寄君衣君又寒。
寄与不寄间,
妾身千万难。

就那么几个寄与不寄的字,把心中纠结缠绵的感觉说了个清清楚楚。我当时产生了一种新奇的感觉。还有一首是:

打起黄莺儿(ni),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可能是这两首诗特别耐读,读来语音缭绕,意味隽永,所以直到现在都记得。
上小学开始喜欢诗歌,买了好多儿童诗集看。对我影响大的是柯岩的儿童诗,如《两个将军》、《帽子的秘密》等,让我印象很深。受其影响,大概在四年级时写了:鸟儿飞过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
初中又读到了贺敬之、郭小川的诗(他们写的诗是新诗),都找到了小时听母亲诵读古诗的感觉。印象深的有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乡村大道》等。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就那么几个句子稍加改动,读着绕来绕去余音绵绵不尽,和小时妈妈读的“欲寄君衣君不还”如出一脉。还有冰心的《繁星集》,里面的每一首诗都很短,就像元曲的小令一样,都有那种味道。
这样的诗作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朦胧中我感悟到诗歌的魅力——诗应该是这样的。这些可能是引导我走向诗歌道路的起点,我开始对诗歌着迷。

得罪老师继而挨整 想自杀被马铃声唤醒
初中时,对知识的渴求让我放学后就在家关着门看书,经常是饭好了叫我才出来。为此母亲很担心:“这孩子别是病了吧?”父亲说:“没事,他是读书读进去了。”语文课开始接触诗词,到书店买了本王力的《诗词格律》看,知道了诗词的常识,但没下工夫。
初二下学期的清明节前后,由于家庭的教育,写了首纪念二大爷郭耕夫、三大爷郭宗斌烈士的诗,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牺牲得很英勇,很惨烈,让我深受震撼。记得几句:无数的花圈和挽联,萦绕在烈士墓边,花圈上那迎风抖动的鲜花,像是一簇簇跳跃的火焰。
初三因成绩优秀被评为北京市优良生。中考发挥失常,同年进北京函授学校西城分校补习,准备1965年再考高中。
在一年的函授学习中(主要在家自己温习),由于功课底子较好,就有了许多自己支配的时间,便比较系统地按照外国文学史认真读了些外国文学经典,并进行了分析。还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诗词、散文),以及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的白话文优秀作品。此时和牟敦白有来往,他接触外国现代文学艺术较早、较多。我和他交往后,开始接触西方的现代作品和现代派艺术。
函授学校搞“反修防修”的反“自来红”教育,老师让我做典型发言,批我爱看外国小说,我对此事反感,不干,由此得罪了老师。老师联合团委书记整我。挨整很厉害,激烈的冲突使我有了退团的行动(上高一时父母找西城区团委讲明情况,才恢复了团籍)。
1964年底或1965年初,曾在一天夜里走到复兴桥上,想投护城河自杀。前思后想,在桥上徘徊将至黎明时,农村进城拉粪的马车经过,马铃声将我从黑暗中唤回。之后的一天早上迎着阳光骑车出行,心情和阳光一样灿烂,想了四句:喜逢朝阳送,清风款款从。飘然辞嚣市,田园育乡童。

“把材料塞进他的档案, 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记得“文革”初期,当时整我的同班对立派的人当着我的面恶狠狠地说:“把材料塞进他的档案,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些塞进我的档案的“黑材料”,在“文革”初和“文革”后期的下乡、交友、参军的经历中都产生了极大、极坏的影响。开始下乡都没有资格,等着运动后期处理。
在函授学校挨整的“黑材料”被装进档案,成为“问题学生”的佐证,更成为入北京五十六中高中后以及“文革”中挨整的基础材料。“文革”中五十六中的左派组织继续整我的“黑材料”,并将一些不实的“黑材料”塞进我的档案。如我在和同学议论读过的书时说“法国的社会制度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整成“黑材料”进了我的档案则成了我说“法国社会制度好”。当时有本很红、很风靡的小说,我看后说:这像中学生作文,里面有的抒情是模仿雨果的《悲惨世界》。这也成了“黑材料”放进我的档案。
从1964年在函授学校开始挨整,到1968年我写出《相信未来》后,下乡前参加学校组织的秋收劳动时还在继续受到批判。我这个“问题学生”的问题是:看外国文艺作品,写诗。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在杏花村时,大队选我参加县里的知青积极分子大会,后资格被取消,我问是怎么回事,大队长只说了一句:“公社说档案到了”。
档案如影相随,从北京五十六中到山西汾阳杏花村公社,又经山东鱼台王庙公社至济宁市人武部辗转跟到部队。
我清楚地记得,在部队我已当了文书后,连里一位党支部委员当着很多人和我开玩笑说:文书还是个粉红色诗人。临离开部队前,我们营和驻地海军基地通讯营举行篮球比赛,一直观看比赛的营政委(我所在的独立营是政委编制)动情地和我说:“回去吧。把你的档案写好点。”这是肯定了我在部队的锻炼成长。

串联留在上花庄
1966年8月外出串联,9月下旬回京。在这期间,不知哪个学校的几个学生跑到我们家,说我们家有封资修的书,让处理。父母很害怕,处理了家里除马、恩、列、斯、毛以外的所有书,只有一套放在床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得以幸存。我回家得知此事,气得打碎了家里所有的灯泡。
一片黑暗。
1966年11月,中央决定停止乘车串联,提倡步行串联。我和班上几个男同学商定去延安。行至山西代县阳明堡公社,经当地挽留,我与同学王建平决定留下帮助社队搞“文化革命”(延安我曾去过)。之后我应该公社上花庄(大队)之请去上花庄帮助搞运动,其实也就是“四清”的扫尾工作。1967年初因宣布“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深感震撼。我佩戴的红卫兵袖章虽然是“十六纵队”的普通袖章,但怕引起群众猜疑,因此返回北京。
在上花庄,大队安排一个中年单身饲养员(时间久记不清名字了)和我同住。我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整理汇集群众上报的材料。和我同住的饲养员话不多,我每天晚上回来他和我打个招呼,给我搁几支烟就自己休息去了。烟是大队买的,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吸烟。吃饭是大队派,在老乡家吃一天饭自己交四毛或三毛钱(时间太久记不太清了),一斤粮票,钱和粮票都是从家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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