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7月27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二十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八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来去世，3月8日吉林陨石雨，4月5日天安门事件，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什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4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户亮了。我骑得很慢，并不急于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热，有一股烧树叶的味道。并行骑车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纱，表情麻木，很难猜透他们在想什么。
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和街道居委会搭建灵堂，组织追悼会，出门必戴黑纱。我正为珊珊服丧，这倒不难。再说我长期泡病号，很少出门，在家重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9月18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官方追悼会，电视台、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全楼仅我家有一台九吋黑白电视，成了文化中心。午饭后，楼下贺妈妈（曹一凡的母亲）和李大夫等老邻居陆续落座，一边安慰痛不欲生的母亲，一边等着看电视直播。我避开她们，独自退到窗口，在离电视机最远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鸟般精确的方位感：我背后正南约五公里是电报大楼，再沿长安街向东约三公里即天安门广场。
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心思。下午3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九
1978年12月20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西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12月20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折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
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10月17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12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12月20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面。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12月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10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面，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民主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2008年10月
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于1978年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自1987年起，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及荣誉。近年出版的中文书包括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开锁》和散文随笔集《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和《青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