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插队回忆录
发布: 2018-3-06 10:14 | 作者: 杨桦
由于没地方住，村里主事的人就把我们带到了小学校。小学校由于武斗，学生都不上课了，门窗也都不翼而飞。老乡给我们找来些稻草和席子，就让我们在地上打起地铺。门框上挂个床单也就算门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改天换地”的生活。许多老乡的孩子、老人、甚至青年人成群的长时间地在院子里看着我们，就像看天外来的异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一个礼拜，围观的人才逐渐少了。
小学校地铺的日子最难忍受的不是没有床、没有桌子和门，而是炎热和蚊子的进攻。春天到的白洋淀，转眼夏天来了。老乡们家中都安上了纱窗和纱门，用土制的蚊香驱蚊，人可以在屋里安居。我们可就惨了。一到傍晚，灯光引来无数蚊子，由于没有门窗，蚊子长驱直入，白洋淀的大蚊子，隔着长袖衣裤照样咬人。我们只好在大热天穿着高腰雨鞋，长衣长裤，还得不断拍打身上的蚊子。最可怕的是睡觉。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自然困倦了，可是蚊子不停攻击，我们只好用床单或毯子蒙着脑袋，全身盖严。盛夏，就是光着身子睡，还是热得汗流浃背，捂得这样严实，气都透不过来，根本无法入睡。后来就到老乡房顶上去睡。白洋淀是水乡，没有场院，收的一点粮食，老乡们就拿到房顶上去晾晒，所以房顶都是平的，很结实，房顶起了场院的作用。其实房顶与室内的高度只两三米之差，一样热，蚊子一样多。我们只是被咬得没办法，想到房顶上能透口气而已。但由于睡房顶，又被咬得几乎彻夜未眠，所以感到非常接近大自然。比如天上的星星，从小只知道夏夜满天繁星，却没有注意到满天的星图是旋转的，一夜要转180°，而只有北斗星不转。蚊子咬人，也有时间的规律。早晨天快亮时，大约四点多钟，蚊子要骤然发狂叫着咬半个多小时。等到天色稍微发亮，它们便撤离战场。这时露水来了，毯子、被子，都被打湿。这时我们才可以睡一小会。与蚊子鏖战一夜后，刚刚进入沉睡，早晨下地干活的喊声又喊起了。不甘示弱的知青们，又得起来下地干活了。第二年从家带来了蚊帐才免受蚊子的刑罚。那蚊帐，在我离村回京之前，也被老乡偷走了。那时蚊帐是很贵重的，在当地算奢侈品。
白洋淀的冬天，北风怒吼，村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冰原，可谓冰地雪天，比北京要冷得多，但我们房里没有任何取暖条件。老乡们家里人口多，把每人分得的8斤煤面积攒起来，做成煤球，也有一大堆，到春节前最冷的日子烧。他们家家都有用砖头木架自制的小型取暖火炉子。入秋时节，老乡们也捞晒了大量的柴火，平时烧饭、暖炕，都有足够的柴。加之老乡大都住的是向阳的房子，冬天多数情况阳光明媚，在不烧煤球时，用柴火干烧做饭的大锅，屋里和坑就挺暖和。而我们后来借住的两间小南房，当然从来不见阳光。由于我们缺乏柴禾，做饭都难以维持，所以从来不生火，屋内阴冷难耐，室内和冷风呼啸的室外温度一样。白天冻得熬不住了，就到老乡家暖炕头儿坐会儿。只有做饭时与晚上睡觉前舍得烧点柴禾，屋里稍有点暖和气。平时冻得不敢出手，说话从口中喷出许多遇冷凝结的哈气。我们就在这样冬天根本不生火的屋子里住了三年。今天想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仍旧感到可怜自己。
由于学生们是朋友们凑合到一起，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一群散羊。生活起居、做饭，全无人安排。上工都走了，没人干后勤。下工后大家回来一块饿着肚子做饭。我们的锅灶和炕，是老乡马马虎虎给修建的。炕很快就塌陷了几个大坑，要知道这炕实际是做饭炉灶的烟囱。所以灶冒烟大，不上火。熏得眼睛通红才把饭做熟，通常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早“饿过劲了”。吃完那些粗糙的饭，洗一洗，就十点或十一点，如果是夏天，又要和蚊子战斗了。
午饭一般在地里吃，老乡们每人带一点贴饼子、一点咸菜。讲究的还用瓶子带着凉开水。我们就惨多了。由于黎明都出工了，回来吃早饭要现做，等上午八点多出工的喊声又响起，我们的早饭还没有熟。所以只好将半生不熟的贴饼子从大锅上铲下来，揣在怀里上工。在船上马马虎虎地吃两口，算是早饭，留点中午在地头再吃，算是午饭。那饼子两边是熟的，中间夹着层生面，吃完后经常令人呕吐。不出半年多，我村知青的胃全坏了。我得了严重的胃炎。时常胃痛，吐酸水，不敢吃饭，很多年以后才好。到今天，即便是盛夏，也仍不敢吃冷饮。看到老乡们早晚下工回来，不管食物质量多差。回家就有热腾腾的熟饭，真令我们羡慕不已。
由于生活没有安排和管理，人为造成知青的生活条件大大低于已经很苦的老乡的生活水平，知青们的身体都顶不住了。再加上村里卫生条件极差。由于是水乡，村子是一个小小的宽80多米，长100多米的小岛，房子密密的挤在上面，几乎没有地方安排街道，所以街道都是就一米多宽的小窄条，更没有地方安排猪圈，所以这里的猪都是散养着，到处乱跑，满地是猪屎猪尿。一逢下雨，满地泥泞，整个村子的走道就成了猪圈那样的泥坑，并且长时间不干，而所有的厕所又都是自家围成的露天小圈，所以满村到处招来大批蚊蝇，过一段时间，传染病就在知青中频发，我村知青得肝炎的一半以上。奇怪的是当地老乡却不知怎么几乎没有患肝炎和其它传染病的，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作为当地人，各家生活安排料理的好，所以卫生条件也相对好，比如，他们的门窗都有纱窗，这样室内蚊蝇就相对少得多。而纱窗对我们简直就是不可能达到的奢侈，所以吃饭时要不停地轰着苍蝇，苍蝇光顾饭碗时有发生；再有就是他们本地人对当地传染病也有免疫力。我这赤脚医生也在劫难逃，在治好很多老乡痼疾的同时，自己却染上肝炎，几乎命丧黄泉。回来后二十多年，不能恢复。
思想的火花与诗
受难地的生活虽然苦，但知青们的思想依然很活跃。逃难者们以为找到了世外桃源，那些思想活跃家里又有条件的知青便带来了大量书籍，准备在革命风暴之中找一块能读书的世外桃源。读西方古典小说，这在知青中流传比较普遍。当时的禁书成了可贵的精神美餐，由于我父亲在部队中是搞文艺创作和领导职位较高的干部，他本人又是一个善于学习和爱看书和藏书的人，所以家中颇有些书籍。几乎全套的书籍有《文史资料》、《鲁迅全集》、《沫若文集》、《茅盾文集》、《莫里哀喜剧集》、《契诃夫小说集》，还有成摞的期刊《译文》等。除大量的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最可贵的是还有大部分出版过的“文艺黄皮书”。文艺黄皮书是在文革前“内部发行”的现代西方和前苏联的著名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只提供给当时搞文艺工作的较高级别的干部参考。这些书籍也在白洋淀知青中广为流传。许多书借来借去自然下落不明。等到父亲去世时，三个大书架、一个大书柜与许多打捆的书已全部丧失，片纸未留，至今想起心痛不已。
我初到村里时，行李除了一个被褥卷，就是一大手提箱的书。其中除人文、自然、外语等书之外，仅医学书籍就一尺厚。一是因为自己喜欢钻研医学，二是想白洋淀缺医少药，学医还可防病治病。后来我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摸索了一些效果很好的手法，居然给许多老乡扎好多年痼疾。消息很快传开来，周围村的老乡们，也纷纷划船来看病。村里干脆让我当赤脚医生，在医务室工作，不用下地干活了。
我们村插队的，大孩子式的人多，读书的人少。所以我同外村爱看书的人往来多。一次到寨南村，认识了崔建强、宋海泉、刘满强等四位插队知青。崔建强喜欢哲学，父亲是科学院的高知。他们带来的书让我叹服。四个人把带的书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图书馆。用厚木板条，钉成一个大箱子，长一米多，宽也近一米，高也有80公分，满满的全是书。书箱从侧面打开，便于拿取，常看的放在外面。我信手拿出两本，有康德的《辩证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司汤达《红与黑》，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我高兴极了，忙问谁在看这些书，刘满强回答说：“我们都看，老强看得多些。”我忙问：“谁是老强。”他回答：“老强就是崔建强，那不，他回来了。”随着他手一指，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知青，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蓝上衣，旧蓝裤，裤腿挽到膝下，赤着沾满了泥土的双脚，带着眼镜，一副典型接受再教育知青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后来索性站着、靠着门框看。我对他做了自我介绍，便问他看的什么书，他手里书是黑格尔的《小逻辑》，是我当时相当崇拜的一本书。他说下地干活离家不远，中间歇息，就跟着船回来了，之所以赤着双脚，是因为一会还要马上下地干活，就不用洗脚穿鞋了。认识建强，我非常高兴。他的哲学功底相当雄厚，几乎饱览了西方主要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哲学名著，他除了对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和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有深入研究之外，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早期形成过程与其在哲学史上的根源有独到的研究与精辟的见解。我与建强立刻成了好朋友，冬闲回京之后也经常来往。当时我深感自己的哲学阅历，远在建强之下，而各村的诗人们与建强比起来，在哲学上则只能以门外汉的身份洗耳恭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