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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路沿线

发布: 2018-3-06 17:00 | 作者: 田晓青



        那条胡同叫三不老胡同,由于这个名称毫无道理可言,所以很好记。后来我知道“三不老”是“三宝老爷”的讹误,而“三宝老爷”就是明朝有名的大太监郑和。这位太监在六百年前带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进行了七次毫无道理的远航——既不互通利市,也不攻城掠地(就像我去三不老胡同,找振开或宝宝(赵振先)聊聊天,喝喝茶,然后抬屁股走人),天子笑纳的贡品抵不上给蛮子们的赏赐,所谓威名远播成了真正的“赔本儿赚吆喝”。而西方派出领导远洋船队的不是强盗就是商人,而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两者是分不清楚的。一个去了势的老公可以“船坚”,却无法“炮利”。总之,交往必须得有目的,不论是“零和”还是“双赢”。
        我从来没有单独去找过振开,只是同老于去过一次。那天晚上,我们坐上十三路,然后在厂桥下车,穿过马路,钻进一条胡同,三不老胡同就位于这条胡同的深处。赵振开就住在这条胡同深处的一幢五十年代风格的红砖楼上。
        对于在兵营里长大的我来说,头一次进入这样的家庭真有点儿不知所措。那气氛让你想到某种中断了的生活方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主席说),深褐色的写字台抽屉里珍藏的旧文凭,戴学士帽的发黄毕业照,同学录,书橱里的文艺和专业书籍,箱子底儿说不定压着散发着樟脑味的“开司米”、旧西装,这些都是振开这个人和他的小说传达给我的。这样的家庭气氛会让你绞尽脑汁地回忆早已忘掉的礼貌用语,并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当晚我一句话都没说,听着振开和老于聊天,我看见我在陈旧昏暗的光线里,沉默得像个影子。老于,毛头说你的诗……我听见振开说。
        或者是某个白天,我和宝宝坐在他家狭窄的小厨房里。趁我们晤谈甚欢,一队小小的红蚂蚁排成不见首尾的单列,从洋灰池子的边缘以急行军的速度悄悄穿越。当时,这种红蚂蚁在我看来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在它们出没的地点附近,一定有出洋归来的人。我曾在外交部宿舍见过这种蚂蚁,它们是从国门的门缝里溜进来的首批入侵者。我想象它们从大洋彼岸的某城市乘波音737抵达首都机场,然后偷渡关卡,最后乘十三路汽车到三不老胡同,在这所楼房里安营扎寨,如今,它们已经悄悄地占领了北京所有的楼房。我们在聊宝宝刚写完的一首诗——《致美国》,背景音乐是舒缓惆怅的《索尔维格之歌》。
        一年多以后,我曾读到振开的一篇随笔,他写到他从三不老胡同搬家时,他一只猫失踪了。他不无快意地想象它沿着波浪般的屋脊逃窜,消失在这个世界的边缘。这似乎是关于某种命运的隐喻—一些猫从十三路沿线的老城区消失了,但是猫走后又怎样呢?
        后来,我多次从朋友那里听到振开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消息。你笑什么?朋友莫名其妙地问。没什么。我说。其实我是想起了振开的两句诗。是哪两句,熟悉振开早期作品的朋友们可以猜一猜。
        
        西四十条
        所谓边缘化,就是从某个中心退出。中心只有一个,而且是固定的,要不怎么叫中心呢?但毛头例外,对他而言,中心是便携式,当他抽身离去时,你会觉得他连中心一块儿带走了。
        在那一年,我曾经从BBC的广播里听到毛头说他像一棵被拦腰砍断的大树,上半截到了英国,下半截留在了中国。我听了很不以为然——上半截一定把下半截一块儿带走了,或者反过来说,下半截把上半截带走了。
        去年,平安大道动工。当我乘十三路去上班,沿途看见路边伐树留下的树桩子,突然想起这个比喻。
        
        毛头是在故事接近尾声时出场的。在此以前,已经有很多传闻做了铺垫,就像在京戏里的头牌,台上锣鼓家伙什儿紧敲,他在后台慢条斯理地喝茶,像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出场。他正好赶上谢幕,但场子里的看客已经散了一半。作为补偿,在《今天》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振开授予他“今天文学奖”,奖品是一套《今天》。在授奖时,当聚光灯和镜头都对准他,场子里的灯突然全灭了。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哥们评论道:看,多多把保险给憋啦。
        即使他出场后,对我而言他仍旧是缺席者。那时,我总觉得《今天》的各种类似的倾向之间存在着一个空白,一个缺憾,就像在《哈姆莱特》中少了丹麦王子,但谁也没有发现。但我却有着一种预感,并知道这个角色绝非我能够扮演的。其真相是,所谓历史,所谓人性,所谓异化等等,一切被明白指陈的东西,实际上是无以名状的,这就是我们可疑的经历和那些五花八门的“禁书”(知识谱系?),精神现象学或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横截面。与其说我在经历历史,毋宁说历史在经历我。并无所谓的史无前例,有的只是永恒的青春发育期的一个特例而已。亵渎与负罪感,小小的失足,邪念,升华为带有本体论色彩的原罪以及狞厉夸张的堕落之美,并以此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判决。
        “我与某某不同的是,我有自我意识。”那天晚上毛头说。在一次多多作品讨论会上,一个朋友评价毛头是“世界观的诗人”。他肯定比别人更接近事实,但我看,他把方向弄反了:他接近的不过是一个镜子里的形象。而此时“自我意识”穿着世界观的“涤卡”中山装,一脸严肃,正给大家表演“世界观的诗人”。但话又得说回来,正是这件中山装,较之所有的语言,更能确切地标识出我们共同的背景和出处。而当时令我耿耿于怀的是,他那本诗集的封面是我印的,他居然连一个谢字也没有。
        
        那本蓝色封皮的小册子终于从北京的街头消失了,那个年轻人又回到他刻板的生活,他透过车窗发现,沿途的街巷一下子变得十分萧条。但他毕竟有了一番经历,知道节庆不能永驻,人总要过日子——卑微而又平庸的日子,被古老的习惯和权力规定的日子。若干年后,他回忆起那段时光,怀着一种莫名的惆怅写道:
        
        窗外,于城市萧条的地段
        清洁工打扫着昨日的痕迹
        宿酒者从街头的长椅上突然惊醒
        ——今天是人口普查日
        官吏们正带着户籍前来
        于狂欢之夜失踪的人们陆续回家
        ……
        
        出道时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回家的却是一个犬儒主义者。眼下,犬儒在这个儒家的国度里像一头过街的野狗,引得街边门洞里一阵阵吠影吠声(不过是一条狗,也配称儒!)。前不久我曾看到过一本理论刊物,名曰《第欧根尼》,颇感欣慰,起码在某些人看来,这个古老的词仍旧是独立思考的象征。为保持内心的自由,我想辞去公职,并想通过在饭馆打工养活自己。你是我的朋友,周郿英说,他们也是我的朋友,人家是把你当伙计还是当合伙人呢?我说当然是伙计啦。郿英摇了摇头。
        我在工厂钳工案子的抽屉里为自己保留了一小块自由的空间,重新开始在鎯头和摇臂钻刺耳的伴奏下用纸和笔清算自己的过去。我为自己油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名曰《失去的地平线》,总共印了三十册,却不知如何打发,平时总在“军挎”里装上一本,以防和知音不期而遇。
        那一阵,位于十三路沿线的延吉冷面馆因整修内部迁到了府右街丁字路口的把角,我作为它的老主顾也跟踪而至。一天下班后,我就在那里遇见了芒克。还在写吗?芒克问道。还在写,还在写。我赶紧从“军挎”里掏出那本小册子送给他,以表示在同组织失去联系的这段时间仍在为革命工作。当晚我接到了振开的电话,约我第二天晚上去见毛头。
        那天晚上我们是骑自行车的,但我想若是坐十三路,应该在报子胡同下车,然后过马路——写到这儿我忽然又有了一个发现——如果你乘坐从西南往东北开的十三路,那么到张自忠路截止,所有的《今天》同仁们都分布在你沿途的左侧,那可不像所谓塞纳河左岸那样出自传统和选择,也许哪位朋友能给我更令人满意的解释,除了巧合之类。
        我隐约记得毛头的家是在西四某条胡同深处的一幢两层小楼里,当我跟在振开和芒克身后进门时,看见两位老人正在看电视,然后,毛头终于从那些手抄的和被引用的诗行以及种种传闻的后面,在我的故事的结尾出现了,这也许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但与我无关了。
        一看这儿,毛头拍拍脑门说,就是有思想的主儿……他的声音亮而脆,用行家的话讲,“本钱”不错。我听别人讲,他曾经和赵振开和岳重一起考过中央乐团,结果乐团有眼无珠,他和赵振开都落选了,只好回家接着写诗。我这人脑容量小,当周围的环境比较简单,我会记住一两样东西,并会以它们为坐标,渐渐回想起某些其他的东西,并大致形成一种方位感。但在毛头这儿不行。正如在他诗中,他的屋里充满了复杂的细节(伟大的细节!毛头说),以致我现在已经不能想起我当时坐在什么位置,只记得被这种“巴洛克”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脑子里昏昏然闪过的一个念头:艺术的巢穴。我已经不玩儿“抽”了……毛头说。我没由来地想起《茶馆》里的台词:我已经不抽……接下来我聆听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咏叹调,我斜眼看见赵振开强忍着哈欠,而芒克身子骨结实一些,仍旧显得精神饱满。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茫然的状态中唤醒——在凌晨两点多钟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出现了……
        
        德内大街
        ……十三路汽车继续往前开。他想,他不会在半道下车了。他已经不大往车窗外看,只是低头看书。或者研究车厢内的乘客,比如那个瘸腿女人。她在月坛上车,然后在地安门下车,汇入上班的人流,走进马路对过北京无线电仪表研究所的大门(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他刚进厂时就在车上见到她,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面色光润而白皙,曾引起过他的想象。她日复一日上车下车,他有时会给她让座。他看见她在一段时间里肚子大了又瘪了,然后脸上失去了光泽,起了皱,头发枯干,臃肿的身体更倾斜地撑在拐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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