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于野──《今天》杂忆
发布: 2018-3-07 08:41 | 作者: 宋琳
网络时代办刊的难度大大减少了，网络普及之前像《今天》这种少见的流动刊物，每期要按时出刊并非易事。每个人都是业余的，所谓编辑部只是个影子，并不存在一间办公室。不同时期的《今天》同人大都成了朋友，但有的我只见过一、两面，有的至今都无缘相遇。起初，稿件和书信往返都得通过邮局，极为不便，遇到搬家或出行，邮件被耽误甚至丢失是常有的事。有时，某个作者把同一份稿件同时寄给了张枣和我，因未能及时沟通，发生过一两次重发的事故，很令人痛心，对于一个严肃的杂志来说是极不应该的。刊物主要通过海运寄送，一般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加上稿件邮寄、统稿、排版的周期，等发现错误，很可能下一期已经下厂印刷了。那时我们都很穷，为了节约，我尽量不寄特快专递，而是寄普通的航空信， 这样就比较慢。北岛的时间观念强，总是经常叮嘱，发出种种指令：“为了打开北美地区的发行网，使刊物及时抵达，出版时间应提前半个月”；“最后截稿期（以纽约时间为准）将随之提前”；“百分之六十的稿件应在截稿期前一个月发出”， 于是每当那个日子临近，我都会感到神经紧张。据林道群（他是最后发稿人）回忆，为了减少邮件的重量，张枣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将稿件剪成细长条装进信封里，反正诗歌是可以瘦身的。不记得从何时开始，编辑部给每个编辑都配备了传真机，这样一来，联络沟通方便多了。
92年度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是“中国年”，应邀的中国诗人比较多，多多、芒 克、顾城、翟永明、王家新、洛夫等都参加了。为了在《今天》上反映诗歌节动态， 北岛特意请来张枣。6月19 日，《今天》编辑部召开座谈会，与南非诗人布莱登巴赫（Breytenbach）、美国诗人詹姆斯·麦里勒（James Merril）、英国诗人西蒙·阿米达恰（Simon Armitage）进行了一次对话，中国诗人方面有北岛、多多、张枣、童蔚和我，由多多主持。也许目标是更多了解当前国际诗歌写作的现状，北岛事先请我们准备了几个问题。例如口语化、日常性、读者反映、来自商业化和意识形态及经典之压力下的写作、神性的影响、翻译、暗喻在诗歌中的地位等等。阿米达恰介绍了英格兰诗歌追回读者的新运动，以口语化对治学术化。诗歌节期间他就身体力行，坐在宣传车里沿街朗诵、散发诗歌传单。经历过八九，我们对此类诗歌行动多少有几分羡慕。谈到暗喻，他举了“坦克停在它的声音上”那个例子，我觉得颇为贴切，但在某种特殊语境中，例如我自己在1990年写的一首诗里，就不得不用“黑黢的车轮”替代“履带”。这肯定不仅关涉语言问题，时至今日，我以为依旧值得这样去追问：是否“暗喻只暗喻了暗喻的不存在？”布莱登巴赫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和小说家，因触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坐过七年牢。鹿特丹一个建筑物的墙上 有他画的巨幅壁画——囚于监狱中的天使望向铁窗外。画面上按顺序书写着历届诗歌节获奖诗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在上面（诗歌奖授予我纯粹是我的幸运）。揭幕仪式上，我看见他爬上高高的梯子，把当年得奖诗人的名字添上去。他有一个受难者的形象，自身的痛苦经历使他对域外中国诗人的处境表现出特殊的关切：
在回答你们提问的同时，我不禁也想问一些问题，如：你们在国外写作有何种感受？流亡作家中有无组织？想象的读者是否中国人?作为流亡作家是难过的还是一种刺激？我想在国外不仅是让人难过的，也是尖锐的，使语言更加锐利。我希望中国有变化，符合人们的理想。现实最终追上暗喻。
这次诗歌对话的纪要就是以布莱登巴赫“现实追上暗喻”这句话为题发表于《今天》1992 年第四期。之后在巴黎，我与旅法女学者张宁在蓬皮杜中心广场边的一家咖啡馆对布莱登巴赫做过一次专访，也曾在《今天》刊出。诗歌节期间，多多和北岛采访过美国诗人阿什贝利；张枣则采访了俄国诗人艾基——他的几首在翻译工作坊译成中文的诗，集成一个小册子（有王家新、洛夫、我与贺麦晓合译的几个版本）， 深受大家的喜爱。其中一行“喂——胡桃树”像一句口令在我们中间流传。张枣8月初给我的信中谈到那次采访：“病了好几天，拖得现在才交稿，很不好意思。……Aigi 的采访录我个人还算满意，也做了一些调整和处理。他是大师，有幸聆听他讲诗，尽生都会受益。”1994年12月，艾基应法国蓬皮杜中心《说》杂志（les Revues Parlées）邀请来巴黎，我又一次见到他，并参加了该杂志为他准备的诗歌晚会。正值他编的《楚瓦什诗选》在法国西尔塞（édition Circé）出版社出版，楚瓦什共和国电视台还派来了记者。我们去圣日耳曼区的桅楼书店，到寓居巴黎郊区的一位崇拜艾基的俄国画家家里做客，我曾向那位记者表示今后将继续翻译艾基的诗。直到2006年2月，我从北岛那里得知艾基突然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对自己未能兑现诺言深感愧疚，我写了一篇论艾基诗歌的文章，赶译了一篇他的诗论，与北岛的回忆文章和一首献诗一道在《今天》做了个纪念专辑（2007年第3期）。这是后话。一开始《今天》就得到海外作家的积极呼应，尤其老《今天》诗人依旧热情地投来新作，这保证了当代诗歌精神的延续性。多多的《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 里》、《在这样一种天气里来自天气的任何意义都没有》，杨炼的《恨的履历》、《无人称的雪》，顾城的《城》，或处理当下的经验，或追忆故国，语调中都充满悲怆，死亡的意象纷至沓来，现在读依旧令人动容。鉴于众多作家的出离，他们在异乡的生活和写作必然使当代文学的观念和气质出现新的变化。解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能否产生期待中的自由诗篇？写作能否在心灵的内在空间中更深地拓展，抵达真实的自我？更重要的一点，写作场域的变化造成的东西方文化的心理落差，能否在感受和思想层面激发出自 1949年以来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相当陌生的流亡的现代性？北岛早在1991年就敏感到国际文学的背景带来的新挑战，他在改变开本的3、4期合刊的《致读者》中写道：由于舞台的转换，许多中国作家已经处于国际文学的涡流之中。而多种文化的撞击与交错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学的兴起正在改变国际文学的格局。我们应从某种封闭的流亡心态中解脱出来，对国际上文学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并关注港台等地区华语文学的发展。……我们仍强调诗歌在文学中的先导作用，刻意于语言和文学的实验性， 把更多的篇幅留给那些无名而诚实的探索者。他还不无风趣地提醒说：“文学用不着和权力比寿命。”意即文学应该做自己的事。然而就一个严酷的时代而言，权力的寿命往往长于文学，并且能够轻而易举地“涂掉文学的印记”。我想“流亡心态”是值得探究的，呼吁从中解脱出来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流亡时限的茫然无期必然导致某种封闭性，它既是一种宿命，同时可能转换为退藏于密的自觉。这其实已经被包括北岛在内的一整代人漫长的流亡写作生涯所印证，我再次想起布罗茨基的比喻——“密封舱”，它既指流亡诗人同母语的先天关联，又指朝向不确定性的离心运动。当然，北岛的初衷是流亡写作应该保持主体的开放姿态，应该具有世界文学的视野，这无疑是积极的。实际上，作为一种办刊方针的调整，改成32开本后的《今天》至少有几层变化。首先，改变了原刊给人留下的多少有点临时性的印象，其次，容量扩大使刊物厚实多了，增设的新栏目和专辑提高了学术性，例如，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讨论,“重写文学史”，以及围绕所谓“世界诗歌”展开的争论等等。透过奚密等学者的研究，港台与华语文学在《今天》上有所介绍，李欧梵的《狐狸洞诗话》不定时连载，既谈读内地诗人的印象，也涉猎华语诗人和外国诗人，如也斯和安格尔等，我就是从 他的文章中第一次听说从印尼逃亡美国的华裔诗人李立杨这个名字的。早在1994年，《今天》就策划在1995年春季号上做一个香港文学专辑。9月28日林道群给我写信提到“明年NO.1 拟弄的香港专辑，确与也斯谈过几次，正在组稿，希望有些不太一样的东西出来。” 关于《今天》如何办，北岛无疑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批评的声音不时传到他的耳里，我记得顾城给编辑部写过一封措辞相当激烈的信，批评《今天》“有一个总的倾向，就是‘太专业’”，还将《回答》中的著名格言句做了颠倒性改写，那封信以读者来函方式照登了出来。我想顾城希望新《今天》不要失去老《今天》的精神并没有错，私下里他还是希望他的诗能得到同行的认可。1992年7月初，我收到他的来信：“到柏林，看看诗还是想寄你一些，好像是缘了北岛说过一句：《城》 有前言才更明白一些。《城》是梦中之象。……前言是一个入口。”组诗发表时是附上这里所说的“前言”的，但当时我作为它的读者，哪里能够明白他扑朔迷离的词语中隐含的谶？他说《城》只作了一半，还有一些城门没修好，是否之后的《鬼进城》即这组诗的另一半？我记得他也寄给了我，但直到1993年他在新西兰的激流岛去世，这另一半才在纪念他的专辑上发出来。北岛写了编后语，语词凄切地称死者为“船长”。我新近读到杨炼的《本地中的国际》，他在文中写到顾城：“他的悲剧，集历史的遭遇和写作的困惑于一身。他写于同一时期的作品《鬼进城》， 与其说是新的美学探索，不如说是现实‘连贯性’的崩溃。我能清清楚楚感到那崩溃背后的一种寻找。诗人得找到一种能够归纳现实的形式，以使自己的语言——和自 己——活下去。”顾城的悲剧对我们这些在国外的同行刺激非常大，张真最早从美国打来电话，接着北岛、张枣、胡冬……我在脑子里搜索他的形象：文弱、病态、戴着一截裤管改制的高帽、眼睛充满对世界的惊恐。在赵毅衡家的晚会上，他悠游于每一个房间，不主动跟任何人说话。在伦敦大学演讲时他先在门外的雨中站一会儿， 然后进来侃侃而谈，说起雨中土地里的美，那种乡野的诗意。顾彬在听众席上情不自禁地对他的汉语发出赞叹，他梦幻般的说话方式确实很有感染力。在鹿特丹发生了一件事，他和谢烨的房间被人撬了，丢了不少钱，诗歌节主办方感到抱歉并出面做了赔偿。他们俩像一对鸳鸯，总是形影不离。多年来我未能破解一个公案：如何是“杀人是一朵花”？翻译家刘长缨从新西兰来巴黎时，我问过他事件现场的一些细节，他是去帮助料理后事的人之一。某一天我恍然大悟，写那句诗的人早已精神分裂——他不过是另一个阿尔都塞。流亡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乡愁就有多重。“连贯性崩溃”在生活和写作两个方面是同步发生的，在那种情况要想活下来而不发疯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