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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中多是豪英 ──《今天》100期忆旧

发布: 2018-3-07 08:48 | 作者: 林道群



        1999年10月11日谭嘉以社长名义,代表《今天》跟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署合约,出版“今天文学丛书”五种。牛津“今天文学丛书”计划中的五种选题分别为:刘禾编《持灯的使者》、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枣、宋琳编《空白练习曲:今天十年诗选》、万之编《废墟上:今天小选1978-80》、李陀编《另一种声音:今天小说选1990-99》。后两种出版时改换为李陀编《昨天的故事》和欧阳江河编《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复刊十年后的2000年,“今天文学丛书”面世。
        
        六
        2007年北岛全家移居香港,这象征着《今天》真正落户香港。为欢迎他们全家,我把家里保存的一套《今天》送到他家里,我的意思当然是把所有寄居我家的《今天》归还给它的主人。没想到北岛稍为安顿下来后,不但无意改变我编印的工作,还开始了策划新的计划。《今天》在香港正式注册为合法团体“今天文学社”,从此以后《今天》正式以“今天文学社”名义出版。以香港为基地,《今天》重新调整各编委的工作,欧阳江河加盟出任社长,他很多新的思路显然坚定了北岛的信念:“多种文化的撞击与交错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学的兴起正在改变国际文学的格局。我们应从某种封闭的流亡心态中解脱出来,对国际上文学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今天》在香港组织起文学沙龙,北岛、李陀、欧阳江河、刘禾、翟永明、西川等志同道合,一个文学流派似乎再次塑型起来。《今天》跟香港愈来愈密切,除了前述1995年委托也斯策划的“香港文化专辑”,北岛再次委托叶辉策划“香港十年”(总77期)和黄爱玲策划“回归十五年:香港电影专号”(总99期),当然其间还有北岛自己策划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专辑(总87期)。
        2008年《今天》三十年,承蒙香港利希慎基金、友好詹德隆先生的支持,《今天》在香港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今天》覆刻重印了总第1——9期的老《今天》杂志,并出版徐晓主编的《今天三十年》一书以志自1978-2008年的大事,全书二百页篇幅,复刊后的二十九年只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后来者如何艰难,岂能与开创者相比。然而相信只有亲自经历了整整100期的北岛体会到,像《今天》这样的文学,对手不是专制,与商业社会的庸俗作战,同样荷戟彷徨:
        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我们把这几句话印成海报,让与会的新老《今天》同仁[14] 签名见证,我们奢望说不定资本家也有附庸风雅的时候,会花巨资收藏这样的海报,以补助《今天》的印刷经费。愿望再一次落空,《今天》的道路毕竟是寂寞的。《今天》同仁相信也会寂寞地走到下一个一百期。
         
        七
        南宋词人陈简斋《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有句“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在此借以为题,聊记为《今天》服务二十年之感怀。
        
        [1]  我手头保留着一份1992年9月10日由孟宁和陈迈平向基金会作的财政报告。一开始是这样的:“《今天》于1990年第二期起改在香港排版印刷(包括邮费1000美元)。一开始采用承包办法……总计每期5000美元。自1991年第二期起由于杂志重量增加,邮费超支至1500美元,因而改为5500元。”这种承包关系,其实很快就不一样,根据我保留的1991年12月15日给万之的信:“那一期的开支是植字排版HK$12,000,印刷HK$19,000,邮费HK$13,000。”加上劳务费和封面设计费等,已超出了预算。到了1992年,据说因为财务不够清晰,引来了非议。详情我并不了解,据保留的书信记录,1992年7月21日我遂写长信向万之交待和解释,并请他转给北岛,正式提出合作至1992年第三期结束。不久,北岛于8月11日从巴黎来信对彼此的误会表示遗憾。9月9日万之又来信说找不到人接,希望我接着做下去。那时我自己正在转换工作,我后来想到的办法是让《今天》跟牛津合作,略为减轻《今天》的财政压力。这是后话了。
        [2] 本文中提到的《今天》,有时候是包含着《今天》杂志和《今天》文学丛书的。从复刊开始,北岛他们的想法是,既出版季刊《今天》文学杂志,同时不定期出版“今天文学丛书”,这当然是老《今天》的传统。只是在开始的那些年,丛书一直都未能排上工作日程。虽然万之在复刊第二期已在“编者语”中宣布:“第一批正在编印的丛书包括《黑盒》(北岛新作38首)、《多多诗歌散文集》、《今天小说选》。万之来信有时候也会跟我商量一下印丛书事宜,比如1992年4月万之来信:“另一个问题是早就名声在外的今天文学丛书。现在我手边有现成的多多、杨炼和赵毅衡三本书。如果每种印两千册,你认为要有怎样的预算,包括稿费。我真怀疑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万之很快又告诉我,当时整个账户里仅存四万美元左右,怕连维持《今天》杂志出版也成问题。结果丛书的事一直未能付之实行。直至到1999年──那已是和牛津合作的后话了。而这个合作,所有的制作费用全是由牛津承担的。
        [3]  现在,打字排版电脑化,非常简便。从出版发展史上来讲,由传统式手民铅字排版,到电脑打字排版之间,还有过“植字”这过渡期。九十年代初《今天》的排版在当时的香港,正处于这一过渡阶段,比内地略为先进。收到稿件后,我会送到专业的植字公司(有意思的是为了保证账目清白,我至今还保留着很多联兴植字排版公司的发票),百度百科说“植字是将铅字一个一个地从木架上选出置入排版用的铁盘,称为拣字或植字”。这指的植字是更早的时期。《今天》经历的已半电脑化,植出来的字,不需要从木架上选字,先用点阵机打印在折纸上校对,为了节省成本,植字公司使用疏松的点阵打印,分段不分行,而是从一桌面大的键盘上选字,植入电脑中。校改过后,冲晒相片般冲印成“咪纸”(说白了,其实就是文字的相片,等于我们现在高像素的激光打印)。为节省成本,分行分段但不分版。一篇文章一长卷。这种文字相片,按尺寸长度算价钱。好心的植字员,看到《今天》这种一行只有几个字的现代诗,会好意地代为充分利用空间,把几十页的诗行拼排在几页里以节省成本。一卷卷的文字相片冲晒出来后,手工切割,分页贴版。拿去冲晒成一页页胶片,再送到印刷厂。这些工序在一家出版社里,归制作部管,很少有人是从编辑校对到植字印刷跑腿,都由一个人在工余时间做的。
        [4]  每期1400本五花八门的邮寄,于我来说至今仍旧是一梦魇。我相信没有哪一本中文文学杂志像《今天》一样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而因这个“世界各个角落”邮资差别很大,收件者又由1本到100本的,数量不等,各式其式。有的寄印刷品,有些因数量达一百本,必须分成四五个包裹邮政局才肯受理。我们没有工场,2000本杂志先运到家里,在三五天内,拆包入袋重新打包、计算邮资、搬运到邮政局,没有车,出租车也不能停靠在邮政局门口的。连家人朋友都发动起来,仍疲于奔命。一开始没有经验,不懂得要事先向邮局申请,才能印制使用塑料邮袋,贴上邮票后因为粘贴不牢,被邮政局召到国际邮件中心训斥,蹲在地板上逐一邮件检查补贴胶纸。这样被监督着干了大半天,在灰溜溜的回家途中,我记得很清楚,决定从今以后不再跟《今天》有任何瓜葛。
        [5]  《今天》复刊后封面,由至今人仍在挪威的曾千之设计,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最近偶尔在微博遇上。曾千之的封面设计,特别是封底采用多多、北岛、杨炼、张枣诗作手书,现在看来,颇得读者喜爱,但当时他的设计颇受到北岛等编委的压力。希望曾兄不介意我在此引用万之的来信:“曾千之的封面,普遍地对他设计反应不好,但为了头一年四期统一风格,我和北岛仍请他设计第四期。以后想请你在香港物色一人,也可省去设计稿来回邮寄的麻烦。设计不用繁琐,简单些就行。”此后一直到1996年,封面设计由陆智昌和我自己来设计。再后来由美国的李晓军担当大旗。
        [6]  马兰《革命》:“革命的意义/产生在特别的领域/那时候,头痛/而且眼前模糊一片//对手把自己掩藏起来/但是/他身上的条纹,那件衣服/使我愤怒不已//他是很强健的/我是很坚强的//我的血还没有开始流/可已经有人在谴责我了”。
        [7] 住在爱荷华的谭嘉女士自此担任《今天》的财务,随后1993年起更接任万之担任《今天》社长近十年。
        [8]  李陀、黄子平以《今天》名义1993年5月1日在爱荷华组织了《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讨论会,与会者包括李陀、黄子平、孟悦、刘禾、邹羽、张旭东、唐小兵。黄子平曾把这次讨论导言部分,整理发表在《今天》,并作为附录收在唐小兵编《再解读》一书中,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李陀更希望牛津能出版整个讨论记录。1993年5月李陀来信说:“你同意为爱荷华会出本书我真高兴极了!将此消息告诉几位同仁也都十分兴奋。我以为此书将会有不一般的意义。”10月陀爷再来信:“爱荷华会议一书,诸人都同意写文章,且态度都非常积极,只是我还在同大家商量诸文如何形成一个共同的倾向(主题)。子平已给我来信,你应催他尽快把全文整理出来,这会是一本好书。”陀爷再在“好书”加上着重号。时至二十年后,另一与会张旭东在一本《我们时代的写作》中还旧事重提:“《再解读》里边有个谈话记录,记录了这场讨论,是《今天》杂志在爱荷华城聂华苓家办的。大家态度都是认真的,是在谈当代文学和当代批评之间的关系。”
        [9]  在此特别提到今年(2013)刚去世的也斯(梁秉钧),是因为也斯跟《今天》关系渊远流长,1991年芝加哥一聚,李陀更委托他为《今天》策划一期“香港文化专号”──也就是后来1995年出版的总28期。这期是所有《今天》期数里印数最大的,先后加印了四次。只是连北岛也不知道的是,这期专号刚出版后,我代《今天》把稿费付给也斯和各香港作者,《今天》的稿酬只是当时香港普通标准的一半。
        [10]  根据谭嘉当时印在《今天》信纸上的资料,顾问委员包括:Margaret Atwood, Allen Ginsberg, Maxine Hong Kingston, Liu Zaifu, Czeslaw Milosz, Pai Hsien-yung, Octavio Paz, Susan Sontag, Jonathan Spence, Tomas Transtromer, Tu Wei-ming, Kurt vonnegut。编委成员:聂华苓、北岛、陈迈平、多多、黄子平、李欧梵、李陀、谭嘉、戴静、查建英、钟阿城。这个名单跟复刊时已颇为不同,没有了高行健、郭顺、顾城、顾晓阳、黄锐、孔捷生、刘小枫、刘索拉、裘小龙、徐星、杨炼、张枣、赵南和赵毅衡等14人,新增的则有聂华苓、李欧梵、谭嘉、戴静等四位。可说是大换班。
        [11]  就我的所知,顾城虽一开始是复刊号的编委,但不太参与编务。1991年9月2日他曾给北岛写过一信(刊总18期,改为《致编辑的信》),令人非常难以忘记。信是这样结束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在一起(顾城自己加重符号)。在没有自由的时候,我们获得了精神。没有精神的年代,起码我们保存了真诚,真的,因为已经有人在远远地说了: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12]  编辑部地址是王瑞芸在加州登记的P.O.Box 2049, Thousand Oaks,发行代理地址则是谭嘉P.O.Box 3384, Iowa City。
        [13]  虽然这样,发行仍然是《今天》的最大困局。后来跟万之交谈,我们对复刊初期国际各大学东亚系图书的征订反应记忆犹新(不计个人就超过三百个订户),可惜因为多年编辑部发行部辗转变动,青黄不接。书店发行方面,自从北岛来香港后,我们为求突破,先是由田园书屋换到同德书报社,再换到香港最大的发行公司联合物流,后来又换到目前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台湾方面,我们也先后委托唐山出版社、联经出版社、印刻出版代理过发行业务。
        [14]  包括了:芒克、北岛、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朱金石、陆焕兴、徐晓、鄂复明、程玉、李鸿桂、程奇逢、王渝、是永骏、王瑞芸、胡仄佳、李彦华、叶辉、王苗、朱涛、林歆菊、肖海生、陈仲义、任傲霜、刘蓉蓉、潘无依、徐文、甘琦、林道群。
        
        选自《今天》2013年 春季号
        《今天》杂志 第100期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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