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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今天》 ——长篇回忆录节选

发布: 2018-4-10 15:46 | 作者: 芒克



        
        十八
        由于陆焕兴两口子住的那间屋子没多大,不能同时容下多人在一起干活,我们就事先商量好大家轮流来油印《今天》第一期。我现在想不起七个编委有谁没来过此地,毕竟已经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了。但我和黄锐、北岛、还有陆焕兴四个人几乎就没离开过这个屋,没走出过这座农民的小院子。我们各有分工,不分昼夜地油印,大声不敢出,就如同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饿了,陆焕兴的老婆申丽玲就给我们煮面条,反正也没别的,就是面条,算是最好的了。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在以后我们每次油印每一期《今天》的日子里,直到一九八〇年我们被迫散伙儿为止。
        可别小瞧油印这活儿,如没经验掌握不好,一张蜡纸印不出多少页便破损了,这就需要再重新刻蜡纸,而刻好一张布满密密麻麻文字的蜡纸需要多少时间?且又费力又耽误功夫,实在是麻烦的事。更让我们印刷不了的是马德升的那两幅版画插图,之前我说过,我们都没印过,印不好,只能去请老马了!
        老马来的那天我记忆很深,是我难得能跑出这个小院子去接他。雪后的十二月寒冷不说,地上滑得连双腿好使的人都保不准会摔一跤。尤其是穿过那大片菜地的那条小路,白茫茫又坑坑洼洼的是沟是坎也分不清。这条小路上很少能见到人,老马是个急性子,走路也快,虽拄着双拐,照样快步如飞!他那时穿着永不变样儿的军绿色上衣,也许是为了行走方便,大冬天的也没见他穿过大棉袄。他头发黑亮,一顶单的绿色的军帽总是戴在头上。可他穿的裤子却是黑色的,想不起他穿过别的颜色,脚下是一双轻便的绿军鞋。
        我接到他就一直叮嘱他路滑,小心点儿慢着点儿走。他似乎也不听,直到他果然狠狠地摔倒在雪地上,摔得找不着拐,那双拐被甩得老远,他才觉出这条小路确实不太好走,但他仍旧显得无所谓,他也不让我扶,只是让我赶紧去找他的拐。
        总算是走到了那座农民的小院儿进了陆焕兴家的屋,大家都站起来对马德升表示欢迎。而老马坐下来就开始干活,他印木刻已经很有经验和熟练了,印得又清楚又好,而且还快,我们是赞口不绝。早就听说老马在他的单位,不知是不是一家工厂?就是一位劳动模范,他们单位有个口号叫:远学王进喜,近学马德升!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的石油工人,那会儿被宣传的是红遍全国的劳动模范。可见老马的干活能力了!
        老马是一大早来的,一屁股坐下来印他的木刻就没停过。中午吃了碗面条又接着干,直到天快黑了,大家担心天黑了路更不好走,就都劝他回家吧。整整一天老马印出的木刻插图也有三四百张了,他自己也觉得差不多够用了就起身告辞。当时的老马与在座的大都还不很熟悉,所以他话不多,以后他可就不这样了,那叫一个变化大!这都是后话。
        又是我送老马走那片冰天雪地的菜地,他这人自尊心极强,让我不要远送了尽管放心吧!我一直望着他单薄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灰白相间的黄昏里,心里还念叨着,老马,你可别再摔得找不着拐……
        已经记不住我们在那间小屋子里昏天暗地油印了几天,起码三四天是有的,我们印出了不少于三百本的《今天》第一期。全仗着年轻,那时我刚二十八岁,别的人也差不多,我们总算熬下来见到了成果,可由于太疲惫了已不见大家有兴奋劲儿。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
        下一步我们商量就是尽快把这些刊物发出去和张贴在一些地方,等到明天天一亮就去办。因为考虑到万一走漏了风声出点儿啥事,那我们的心血可就白费了,大家想法一致。接下去便是由谁去张贴了。我和北岛是肯定要去的,别人不去我俩也必须要去。一是我们也不怕什么,既然敢做就敢担当。二是我们俩人也都没什么后顾之忧,没儿没女的,这都说远了,我们还都没有一个恋恋不舍的女朋友。那天在陆焕兴家的编委还有谁在场我忘了,最后,又是老陆自告奋勇,他说他去算他一个。我和北岛还劝他算了吧,他毕竟结婚了有老婆,让他最好不去。
        我现在讲这些或许有许多人不解,可在当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份,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谁敢保证去张贴我们这种刊物不会被警察抓?没准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忽然想起前不久在《今天》文学杂志创刊三十八周年纪念日时陆焕兴实话实说,我们当年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
        最终我们决定还是由北岛、老陆和我去张贴,三个人合作会更好些。时间就定在明天一早,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个日子算是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里了,这一天就是即将问世的《今天》文学杂志的创刊日。
       
        四十三
        再一次步入冬季的北京城似乎比往年更加寒冷,当雪花纷飞,大雪覆盖住房屋和街道时,古老的城市犹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显得寂寞孤独。
        我仍旧住在东四14条76号的小屋,我无处可去。在《今天》杂志被迫停刊后,几乎是同时,我便收到一封北京造纸一厂的来信,因我还算那里的工人,我打开一看信上盖着工厂的大印,打印出几行字,说我旷工了几百天,所以工厂决定把我除名。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事,一点儿不影响我的心情。影响我情绪的是《今天》编辑部,也就是这间76号的小屋一下子便没人来了,往日那种大伙儿聚在一起干活印刷谈笑风生和一起吃面条的场景没了踪影,本来就冰冷的屋里更加冷冷清清。
        唯有老鄂是最忠实和靠得住的人了,他有工作单位每天上班,但下班后总要来一趟76号,他一是看一看有没有读者来信,二是问问我生活有没有什么困难,只要《今天》还存有一点钱,我那份特殊的工资他是照发的。
        为了防止《今天》的那点家当会被抄走,主要是那台手摇油印机,老鄂给搬到他母亲家去了,为这台东西让老鄂的母亲好些日子提心吊胆。
        令我没想到的事是有一天突然登门进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她说她工作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诗刊》社,名叫康志强,我称呼她康阿姨。她询问了我一些情况后便从包里掏出二十元人民币给我,她说这是她丈夫与她的一点儿心意,一定让我收下。她还说她丈夫想邀请我去家里一趟,住址是在东城区的东总布胡同,一定要去,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康阿姨丈夫原来是老作家严文井,我久闻其名,那年代的孩子们或多或少能知道一些,因为严文井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也是一位老革命,曾在抗战时期延安待过。他还当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等,再多的我就不清楚了。
        几日之后,我去了东总布胡同严文井的住宅,人家出手相助我要去拜访表达谢意。严文井先生为人随和并还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我们这次见面聊的话题挺多,他对我的人和处境也有了了解。
        令我还是没想到的事是在几天后,康阿姨又来到76号让我再去东总布胡同,她说严文井有事要见我。我随她去了,进了那座大四合院里。严文井很认真地问我愿不愿意找份工作?我说恐怕没什么单位敢要我,我可是被开除的人。他说先不要管这些,让我今天务必去趟《文艺报》社,他说他与《文艺报》的主编冯牧已经说好了,冯牧先生答应见见我。我心说《文艺报》可是文化部主管的一份理论性报纸,让我去那里干什么?很快我就明白了严文井先生的心意,他想通过他跟冯牧的关系安排我进《文艺报》社工作。我当即就告诉严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里不会收留我的,我也不想去干那一行的。但严文井让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因为他跟冯牧已约好时间了。
        这勾起我又想到另一件事,那是在《今天》文学杂志出版了两三期以后,具体时间没记住,有位姓唐的说是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专门负责写“内参”的,就是写一些不让老百姓看到的消息发在“内部参考消息”报上供上面的领导看。他找到我请吃顿饭并采访了我,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他问我,大意是如果不让你办你们的《今天》杂志了,让你随便挑选一份国家办的文学杂志去当编辑,有工资并且还分配住房,你同意去吗?我当时回答他的话是,我们办《今天》杂志不行吗?宪法上不是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吗?他说没错。我说既然我们办《今天》杂志并不违法,那我还去别的文学杂志干嘛?我继续办我们的《今天》不就行啦。后来听说这位唐先生还真把我们的情况写在“内部参考消息”上了,原文我没看到。
        严文井的好意我明白,我若是拒绝那真是太不给好心人的面子了,何况他为我已求到了冯牧先生。我离开东总布胡同便到了《文艺报》社,地址在我们曾张贴过《今天》杂志第一期的中国文化部的大院儿内。这里的一位年轻的编辑好像知道我要来,他递给了我一张冯牧先生留给我的纸条,冯牧说让我去他的家里去,在离中国美术馆不远靠近王府井大街的一条胡同里,具体地点门牌号码早忘了。我进了一座四合小院见到了冯牧先生,他留我在家吃了顿饭,谈话之中我就能听出像我这种人进《文艺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能觉出他见我完全是严文井的面子和关系。不过他待我倒是很和气,头一次见面人家在文化界也是个大人物还请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在家吃顿饭。
        在八○年代我曾几次去东总布胡同看望严文井和康阿姨,不论怎样我对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心怀感激。人家与我无亲无故又不图什么,真是两位好心人。多年以后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严文井老人病逝要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我便独自赶了过去。我见到了年老体弱的康阿姨,她拉着我的手痛哭,她想不到我会来送严老最后一程。确实是这样,我活到现在到八宝山为逝去的人送行,除了我父亲便只有严文井这位老人了。
        再往后我所知道的事情和经历在这本书里已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写到此时我想也该收笔了。《今天》文学杂志停刊后,我再简单地说一下当时的结局,北岛在不久后到了《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这是下属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一本刊物。他跟我说好每月挣的工资拿出十块钱给我做生活费,他说话算话照办了,给了几个月,后因各种事我俩断了来往,只偶尔在国外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时遇见。但不论到任何时候我们都还是一见如故的老朋友。
        在“今天文学研究会”散伙儿后,《今天》的一部分作者在八○年代先后加入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会员,这在那时算是最好的出路了,有的人甚至引以为豪。
        而我又将何去何从?76的小屋也不是我的久居之地,没过些日子我便告别了。被严冬呼啸的寒风追打着的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北京城的街头,头脑里没有任何想法儿,只觉得自己是在听天由命。
        
        节选自  台湾 INK印刻文学 2018年 3月 初版
        
        注释:
        1. 张鹏志:“老三届”高中生。文革后就读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任教北京二中,高中语文特级教师。1978——1979年曾参与《今天》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并发表文学评论译作。
        2. 孙俊世:“老三届”初中生。内蒙锡盟东乌旗查干诺尔公社插队,返城后考入某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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