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苏东波事件”一直在持续发酵，当时苏联解体即将发生，举世关注，论坛主办者考虑到机会难得，特地安排了中俄学者相邻下榻，以便会下交流。谁想由于语言障碍，双方完全互不往来。我不甘心，有天下午硬把两位俄国学者 Boris 和 Victor 与几位中国学者拉到一起喝茶，结果任凭我说得口干舌燥，两边毫无化学反应，根本聊不起来。
多年之后，听好友沈双讲起她在印度给中印作家研讨会当翻译的经历，几天下来她精疲力尽，到最后嗓子劈了，声带也出了问题。我听了马上想起 1991 年的芝加哥。唉，这真是那一代中国大陆学者和作家普遍又独特的问题。所谓天下情怀、国际视角、越界思维，对中年出国的流亡者，实践起来谈何容易？多少指点江山、口若悬河的中国精英大男人，一脚踏出国门，立刻成了半聋半哑，局促踉跄找不到北。在这方面，我们和赫尔岑、屠格涅夫那一代俄国流亡者怎么比？二十多年过去了，不论有多少新问题，今天内地中青年学人至少再无外语障碍。
场景之二：中文研讨会上的尴尬片刻。仍在芝加哥，但与会者全都是来自两地三岸以及定居美国的华人作家、艺术家、编辑、学者，记得有台湾的金恒伟、高信疆，香港的李怡、也斯（梁秉钧），大陆的阿城、徐冰、吴彬、朱伟，还有住在芝加哥的大陆流亡学者们。讨论题目是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徐冰在发言中说，将来中国艺术要有突破、要出经典和大作品，一定会在大陆。徐冰向来讲话声音不高，和颜悦色，却有他一贯的沉静自信。我不知其他人听了怎么想，只见坐在对面的也斯脸色骤然变白，眉头也皱起来，在椅子上坐立不安。果然，他在随后的发言中对徐冰的看法做了回应，具体表述我已记不清，只记得他的愠怒一直持续到晚餐，在私下讨论时情绪仍未平复，使用了诸如“想当然的自我中心”、“大中国主义”这类词语。
我之所以对这个小插曲印象深刻，可能也与自己的心态有关。当时刚开始写我的第一本英文书 China Pop，恰好也在思考反省“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 这类问题。如此直言不讳的批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来自一位如此出色的香港作家，针对一位如此出色的大陆艺术家！如今想想，那次会场上，我们这些大陆人有一个算一个，全被归为粤语里的“大中国胶”恐怕都不冤。大一统文化对我们的浸染，我们与对手之间的相似，恐怕比我们意识到的或乐于承认的要多得多。
其后二十年间，多次见到也斯，听他讲香港的多元文化与边缘视角、讲后殖民、讲hybridity and cosmopolitanism，兴致勃勃。也斯其实是个常以笑眯眯的自嘲掩藏自尊敏感、有些腼腆的人。他真是爱香港。
芝加哥一系列研讨会结束后，才有《今天》的部分编委驱车前往爱荷华城：北岛、万之、李欧梵、阿城、黄子平、李陀、戴静，我——可能还有别人，记不准了。开了好几辆车，其中一辆是阿城和我轮换开。我历来方向感不好，路上边开车边听车里人神侃，不止一次快到跟前才注意到高速路指示牌上的字，差点错过换道。阿城坐在旁边，对我的驾驶风格悠然评论道：“嗯，转弯时尾部弧线比较大。”后座的子平补充：“小查开车，眼不疾手快！”
一行人马就这样嘻嘻哈哈开过风景开阔、气候闷热、到处是玉米大豆田和养牛场的爱荷华乡村，胜利抵达爱荷华城，受到聂华苓女士、吕嘉行和谭嘉夫妇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遵义会议”于当地顺利召开，会址就设在聂女士家的凉台上。白天开会议事，晚上喝酒聊天，其间自然也不乏趣闻花絮，不过想想涉及他人隐私，还是略去不提了吧。
不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研讨会的影响，爱荷华会议作出了北岛形容为“重大调整”的决议。那之后，《今天》仍坚持“先锋性”，却不再以“大陆纯文学刊物”自诩，而决意办成一本跨地域、跨界别的汉语刊物。接下来立杆见影，便是阿城编辑的“当代华语电影现象专辑”。专辑开篇即有梁秉钧等人的香港电影座谈会纪要，后面又有台湾人（焦雄屏、朱天文）谈台湾电影，连阿城、李陀这两位北京人评论的也是侯孝贤。当然也有几篇谈大陆电影，包括我写的一篇讲张艺谋电影与异国情调。印象特深的是一篇对话体酷评，署名贺琦、刘小勇，将大陆“第五代”电影从红色文化基因的角度剖析得辛辣犀利，有点尖刻却很到位，读起来痛快淋漓。直到二十年后，我才偶然得知，那篇对话原来出自一人之手，是一位在内地文化界大名鼎鼎、我早就认识的老朋友。
电影专辑之后，便是我编辑的一期小说专辑，其中特别推出了一组南京新锐作家的小说。我 1987－1988 年曾在南京住过一段时间，与李潮、韩东、朱文、徐乃建、景凯旋等人有过交往。他们也自己刻印了一本文学刊物，就叫《他们》。那时我也在写小说，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朋友在韩东家窄小简陋的房间里、在南京潮冷阴湿的冬天里，披着棉袄、围着火炉谈文学的情景我记忆尤深。1990 年《今天》刚一复刊，我就向北岛、万之推荐了他们的创作。在这期小说专辑中，我让这些南京青年才俊们一齐上阵亮相：韩东、朱文、李冯（杜马）、马兰等人，各有一篇作品。这样强大集中的南京阵容，相信在《今天》历史上是首次，或许也只此一回吧。
为编专辑，我也曾努力向台湾和香港作家征稿，却终因人脉有限、时间太紧，只得也斯一篇小说。不过日后我与香港的缘分，可以说起始于 1991 年夏天的芝加哥雅集。那是我首次见到李怡和林道群：李怡当面约稿，我便以扎西多的笔名为他主编的《九十年代》写了好几年专栏，而道群则成了后来我在香港牛津出版的三本书的编辑。
写到此，干脆坦白承认：道群那篇《座中多豪英》，大概是二十年来我在《今天》上读得最仔细的一篇文章，连蝇头小注都一字不漏。一路读，一路叹息——既为道群二十年勤勤恳恳服务《今天》的经历，也为《今天》四十年艰辛坚韧的路程。读毕，生出一个冲动，想建议把四十年来为《今天》默默做了大量后勤服务的所有人的名字一个一个陈列出来，印在《今天》纪念专号最醒目的地方，像一面纪念碑那样。北岛、万之为《今天》所做的一切固然可敬可佩，但他俩视《今天》如己出，那几乎是父母之爱。而那些散居世界各地、从未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却长期无偿效劳助力的朋友们，她／他们是《今天》的幕后功臣，更值得《今天》特别致谢。
3.1978 年 12 月，北京
严冬腊月，穿一件接过两截袖子的蓝色旧棉猴，站在北大食堂附近一面破墙前，光线不好，我的脸几乎要贴到那些被浆糊刷得凹凸不平的廉价油印纸上。
太阳升起来
天空
这血淋淋的盾牌
那年我读大一。像我这样的年轻读者，那时北京有很多。我们会把每一期《今天》从头读到尾。有些人会把那墙壁上的每一行诗、每一页纸，一笔一划抄下来，拿给朋友分享，留给自己反复默读。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
前不久，我有事去了趟北大，在农园餐厅大楼前等人。夕阳西下，不远处的百年大讲堂里，刚刚放完《厉害了，我的国》，党员专场。拐弯过去，就是著名的三角地，装饰一新的报栏橱窗里，满满当当张贴着各院系共青团组织活动的宣传海报、红旗团委评比和骨干标兵们的大幅彩照。正在迅速变暗的天空下，枯了一冬的树木又开始发芽，校园里人影憧憧，到处晃动着陌生的年轻面孔。我忽然想到，四十年前张贴《今天》的那面破墙，应该就在这附近。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那时候没有粉丝这个词。那时候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是我们的英雄。
那个时代彻底结束了。那到底是个什么时代？自由那么少，房子那么小，衣服那么破，印刷那么差，诗那么激动人心，人那么可爱。
2018．4，于北京芳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