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
发布: 2018-8-16 19:31 | 作者: 严力
1979年我开始画画。最难的时候根本买不起画布颜料，就用酱油、红药水和紫药水代替，朋友们送来几块纤维板当画板，或捡来木条钉画框。这方面给我帮助最多的是石京生，他在美术公司上班，每天画的都是政治宣传画，那是个倒胃口的活儿。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阻力，就是家庭。全中国城市的孩子都住在父母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基本如此。住在父母家，就意味着全面的管制，写几首诗往往不太受注意，但大张旗鼓画画就不行了。面对着那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画，他们就发愁，进一步担忧这是否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在针锋相对的角力中，他们最终说服了自己：这总比出门交不三不四的朋友要好些。有一次，妈妈发现找不到更换的床单了，发现是我把三条床单全当成画布了，她说：“你不能让我们睡在你的画上吧？”，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她这幽默的表达，意味着谅解和宽恕，让我记一辈子。几个朋友听说床单可当画布用，就把家里的床单偷出来送给我。我认为北京一直有着民间青年文学艺术爱好者团伙互相交流与帮助的文化，历史证明了这种文化也促成了文革中后期现代诗歌与现代艺术运动的形成。
我发现在我的工厂宿舍地下室就是图书馆，于是撬锁取书，每次三五本。阅读推动了写作，相辅相成。看了很多文革前出版的东、西方文学书，受到能把感受写在纸上的影响并加上姜世伟（芒克）的鼓动，先开始写一些悼念我爷爷的诗，我最初写诗为了悼念爷爷，他是自杀的。现在想起来，自杀成了我写诗的主要诱因之一。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身边朋友的父母有投井的、割腕的、上吊的、跳楼的。自杀使我产生很多想象，有一阵满脑子是各种各样的自杀方法，包括我“创造”的一种：把台灯的电线紧紧缠在身上，然后用脚踩一下开关。
1973年秋，应芒克之邀，我求人开了三天病假，加上星期天，和芒克一起来到白洋淀。乡下的荒凉反倒使我精神一振。芒克和老乡们的关系很好，有好几家人请我们去住，最后还是住在芒克最好的朋友福生家。在淀上划船，芒克讲起当地知青的故事。我望着湖水蓝天，想起马雅科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芦苇呈黄绿色，在风中起伏，我突然有一种想写情诗的冲动，却转化成一首与阶级意识相关的《穷人》，经不断修改最后是这样定稿的：“无数块补丁，/一左一右，/在月光下劳动，/好面熟的风，你补着残破的天空。”进村前我看见穿各种补丁衣衫的农民在地里捆干草，地平线像一根无限长的扁担，扁担上是正暗下来的天空的份量。
那时白洋淀两派武斗刚结束不久。有一天，我和芒克与村里的朋友在淀上划船，突然两只船包抄过来，上面是持枪的军人，原来他们是在收缴流失在民间的枪械。此后我们再也不去划船了。趁芒克与老乡叙旧的工夫，我独自跑到密林里或山坡上写诗，在那儿的感觉太棒了。大自然带来的原始动力正改变我的写作，有时粗糙，却指向内心。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地震棚。我下班后常到芒克搭的渔船形地震棚去串门。我们正处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龄，女孩子自然就被描写成鱼了，那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芒克有意把地震棚搭成渔船形，对他来说，白洋淀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正好白洋淀的福生来北京办货，邀请我和芒克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谓办货，无非就是扯几块花布而已。当时芒克没工作，我正好刚发工资——40块零一毛，工厂二级工的工资，就买了个闹钟，剩下的支付来回车费。
福生让我作为女方亲眷，为他妹妹扛嫁妆送到男方家去。这可把芒克乐坏了，他不断地在送嫁妆的队列前后吆喝。我这个城里人首次参加乡下婚礼，还扛着个木箱走在队列最前面，真有点不好意思，低头往前猛走，差点闯进别人家，引起一阵阵哄笑。芒克就借机跑到前头，让我跟住他，他在我耳边不断嘱咐:“如果新郎家对你招待不周，倒茶递烟不及时，你就可以扛着箱子回来，他们就只能再来求你，你就是大爷!”芒克越说越高兴，一路上至少重复了三遍。
虽说是参加喜宴，我目击了农村生活的艰难。那年白洋淀干过淀，新蓄水后的小鱼苗还没长大，许多渔民只好到天津等地打鱼，这样的收入不稳定，时常会断顿儿。与渔民们喝最便宜的地瓜酒时，他们像过节一样嚼着只有几根豆腐丝的拌白菜，并说有好几个月没吃到了，他们那一声声叹息触动我的心。城乡差别以及文革的后遗症对我的震动是极大的，我写了一批诗，像第一次去白洋淀一样，也有一首诗经过几次修改而定稿并出现在更后来的我的个人诗集中，它叫《我是雪》：“我写日记，写满了大地，我是雪，飘零只是途中的事情。我是雪，是蒙向尸体的白布，或者我错了，但我又怎能原谅枯黄的一片？我是雪！”
几天后回到北京，我下班后常和芒克一起住在他的地震棚里。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让渔船像酒杯一样相碰，/当我们再次团聚时……”那段时间芒克写了不少诗：“我真希望让马车直接把太阳拉进麦田去。”而我也写了这样的句子：“我穿着两只渔船的鞋在淀里走动，/没发现什么鱼来提出抗议。”因为没有鱼。1976年8月下旬，芒克很神秘地对我说：“哥儿们，你的生日让我忙坏了。”说着递过来一本棕色笔记本，厚厚的，原来他手抄了一本他自选的诗集给我作生日礼物，其中有他最新的长诗《我属于天空—1975》，最后还引用了我的一句诗：“轻轻地跨了过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在他选抄的诗句中有：“我遥望着天空，/我属于天空……”，“当对面的山谷又送来了我的呼喊声时，/我的声音震动了我的心。”“看，那是辆马车，/看看吧，那是拉满了庄稼和阳光的田野！”谢谢芒克，那是我二十三岁生日。记得北岛也有关于天空的诗句：“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有了天空就够了……”
从1973年到1978年，我主要是和芒克、北岛和多多来往，当时写诗的还有马佳、鲁双芹和鲁燕生。我不记得见到郭路生的具体时间了，大约是在1976年前后，那时候他神经已出了毛病，经常住院，偶尔出来待几天，见面机会有限。
在与北岛交往中，最清晰的是1977年他过28岁生日，约我和芒克及另两个朋友一起去颐和园。那是8月2号，下着小雨，我们躲在颐和园长廊附近的小茶馆联诗。每人写一句，由芒克开头，交给我，我写好一句再传给下一位。我们一口气写了四首诗，感觉好极了。
1976年夏天，北岛的妹妹因为下水去救人而被淹死了。他伤心透了，借助这悲伤的动力，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他也写了一些与此悲伤有关的诗歌。我和芒克去他家安慰他和他的家人。从那时候起北岛就开始泡病号不上班，在家写诗看书。羡慕之余，我也如法炮制，小病大病都去看医生。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真是很向往自由，也很理想主义。我们仅能看到的一些国外的诗人大都是俄国的，有普希金、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还有法国诗人波特莱尔、艾吕雅，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和美国诗人惠特曼等。也因为只有这些诗人的诗在文革前被翻译成中文。我偏爱洛尔迦和马雅可夫斯基。前面我说到过毛头一直在抄录各种能收集到的他认为值得抄录的诗句，我们常常就毛头抄录的一些句子来进行欣赏和讨论，这时候毛头的慷慨陈词总是很有表达力的，并且还反省我们自己的诗是否在力度和意象上有如此的表现。有一天我们在北岛家争吵起来，起因是我和毛头对北岛的某一首近作的质疑。而芒克和北岛则认为这代表了意象选择的新方向，譬如北岛的新诗集《峭壁上的窗户》。当时没有谁能把现代诗写得像如今那样准确直接，政治气氛的压力无形中让我们一边向往爆发，一边又担心遭遇不测，同时每个人的诗艺也都在磨练的过程中。当时我们的各种磨擦现在看起来都是纯朴而极为认真的。我和芒克也常为诗争吵，吵过难免闷闷不乐，但很快就和解了。我们心里又都很清楚只有我们才是一条道上的诗友。
1978年秋天，北京“西单民主墙”逐渐形成气候。一天，北岛和芒克来到我家，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北岛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一份自己的文学刊物，人马齐备（我自然是其中一员），缺的就是启动资金。他们知道我刚从上海带回几张名家字画，或许有可能换成钱。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爷爷刚刚平反后退回来的最后几幅字画，上面还题有我爷爷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后来他们通过别的渠道解决了资金问题。记得芒克对我说过：哥儿们，造反挑头的或许有牢狱之灾，万一出事，你要没进去的话，一定要来看我。
年底，《今天》创刊号问世。芒克嘱咐我选些作品发表，而我的那些诗正在修改中，于是拖了下来。另一个原因是我开始为绘画着迷，这显然受到我的女朋友李爽的影响。她自学成才，在北京青年艺术剧团当舞台美工。我常陪她去写生，也偷偷用钢笔画些小草图。我一边画画一边修改诗作，最终整理出七、八首，交给芒克，他从中选了几首，发在《今天》第七期上。
1979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我疯狂地投身艺术。那年6月底，我和李爽去看了张伟、李姗、冯国栋等人参与的“无名画会”在北海画舫斋的展览。画舫斋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展览场地，举办民间画展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无名画会”大多数作品是风景和静物写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国栋和张伟的两张画，前者很现代，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后者色调低沉灰暗，描绘了工人生活的艰难。那显然与官方美术的主流大唱反调，相比之前所有的展览全是政治挂帅的产物来说，大家当然很兴奋。不久，我还在“西单民主墙”看到贵阳五青年的画展，其中一个画家叫尹光中。他们把画挂在墙上，虽说是风景写生，一看就知道是我们这样的异类。而且这种不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就自己挂在了大街上的形式让所有爱好文艺的人激动。那时候我刚刚入手油画，可以想象之后我勤奋地画画就是觉得有了表述的机会了。
1979年7月某日，黄锐来到我家。他是《今天》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封面的设计者。他是敏感地走在中国艺术前列中的一位。黄锐原本是来选李爽放在我家的画，却看到满墙都是我近几个月的画作，他马上说这些画不错，要我也参加“星星画会”。黄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严力一听邀请他展览，就乐坏了，据说当晚就把胃给喝坏了。”我确实乐坏了，刚画了几个月，被这个伯乐发现了，一高兴自然要喝酒，但并没有把胃喝坏，把胃喝穿孔是1980年。“星星”筹备期拖得很长，从年初到年中，直到1979年7月黄锐和马德升最后拍板，先找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办展览。刘迅专程来到黄锐家，浏览了集中起来的作品，他很兴奋，当即表示同意，只是北京市美协的展厅已排满，要等到明年。而大家一合计，说不能再等了，实在不成就露天展出吧。时间定在国庆节前后。展览地点难定，一是西单民主墙，二是圆明园，三是复兴门广播大楼前。有一天，王克平与朋友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是个好地方，此时美术馆里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也正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