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档案:武汉兵变】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3-27 01:35:42 / 个人分类:【讀者文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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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水之南 发布于2016-03-27 01: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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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谢富治是副总理、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百万雄师”的人不想惹他,他们主要是对着王力来的。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瞪了陈再道一眼,心想,你陈再道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但又一想,既然你司令员、政委都来了,今天绝不会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于是他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这下立即惹火了在场的人们。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这一下更惹火了‘百万雄师’的人们,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说他心里偷着乐可能不是冤枉他。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陈再道在关键时刻够朋友,讲义气,真是他们的好司令。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这时,如果说中央代表团的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倒也是事实。
由于现场僵持了很长时间,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军区官兵和“百万雄师”的人们不耐烦了,又有许多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王力回忆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注:事实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领章,连衬衣的口子都撕开了。)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煳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从上面王力的回忆看出,一遭遇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王力又犯了秀才的毛病,事到如今还装好人。被人家“打的一塌煳涂”,鼻青脸肿,连脚骨头都被人家踢碎了,还口是心非地一个劲地替人家说好话。
关于王力被围攻殴打的场面,后来许多版本大同小异。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写的十分清楚,但基本的事实不能无中生有,南辕北辙。据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纪希晨老先生的力作《史无前例的年代》中说:
“(当时)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
纪老先生自称访问过王力,但他的书中明显地对王力的话断章取义,真真假假。据笔者了解,不管在“七·二〇”事件中还是后来,王力始终坚持自己的讲话没有错,是代表中央讲的。因此当时他不可能吓得“目瞪口呆”,“连连认错”,更不可能承认自己“胡说”。王力生前多次对笔者和他人讲过,他的话都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有些是原话。如果承认自己是“胡说”,就是骂主席和总理。看来“胡说”的人不是王力。
据当事人回忆,王力被抓走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和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羞辱、悲愤难当,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逃走了。
令人感叹和难以置信的是,当王力在军区大院里遭揪斗和毒打时,吓坏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他可能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样大。陈司令脑子简单,他当政委的可不能也简单:王力是“钦差大臣”,出出气就完了,这样下去,很可能被打死。在封建社会,打死“钦差大臣”,那绝对是“犯上作乱”,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也是“钦差大臣”,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钟汉华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后钟政委不得不向部下们下了跪,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磕头,王力可能会被当场打死。
后来,在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和209师政委张昭剑等人的救援下,王力化装逃出了军区大院,先被安置在小洪山上,后被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派人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中间惊险动人的情节不亚于金庸小说,本书因故从略。王力对钟汉华、张昭剑等人的救命之恩一直十分感激。多年之后,钟汉华将军去世时,其家属通知了王力,王力发去了悲痛的唁电,对钟汉华表示了深深地哀悼,这是后话。
当失去理智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官兵大闹东湖宾馆的时候,住在附近“梅岭一号”楼里的毛泽东的安全绝对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百万雄师”的群众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东湖宾馆。他们的目的是对着谢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团来的,但在现场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是知道内情的,面对如此混乱和危险的形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难道不应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吗?
笔者想象,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有一个坏人或神经病者混入其中,就不是闹着玩的。
历史的事实是,“梅岭一号”楼一直处于杨成武和汪东兴指挥的“8341御林军”的保卫下,闹事的“雄师们”也的确没有包围和冲击“梅岭一号”楼。有人(包括纪希晨老先生和陈再道将军)对此沾沾自喜,甚至表功,说什么“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陈再道也说:“如果我真的要搞‘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笔者认为,陈再道老将军的确是冤枉的,他是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搞“反革命兵变”。但是,对“兵变”一词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你陈再道司令员不搞“兵变”,你手下的人就搞不了吗?只有把毛泽东、周恩来抓起来才叫“兵变”吗?如果当年武汉军区的一个团长带领人马把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抓了起来,并打断了他的腿,不叫“兵变”吗?!至于说“七·二〇”事件发生时,“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湖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对于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具体情况,笔者没有第一手资料。本书的宗旨是记录和评论历史事实,尽量以正视听。由于不是记实文学,不便发挥和想象。
陈再道司令员在他的“七·二〇”事件回忆文章中,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这篇经过武汉军区秀才们捉笔的、流芳百世的重要文章说道:“那些楞头楞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面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我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在我挨打的时侯,王力趁机熘进了房间。
“战士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了的王力。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里……”
武汉军区的秀才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言过其实给陈司令员帮了历史的倒忙。
就算陈再道将军说的全是实话,那也够可以的。作为堂堂的上将军、大军区司令员(不是小排长小连长),被自己的战士“用拳脚、枪托乱打一顿”,且“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陈再道一人。按照陈司令员的描述,不管王力和中央代表团被抓被打与否,也不管旁边不远的“梅岭一号”里住着毛泽东,单凭当兵的这么暴打自己的司令员,就绝对是反叛和反革命行为,如果不是周瑜打黄盖的话。笔者不知道这些暴打陈再道司令员的大逆不道的战士们后来怎么处理的,是枪毙了,复员了,还是升官了?
据目击者说,陈再道的确是挨了“战士”几拳,立即被制止了。那个“战士”――“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据扬成武告诉权延赤说,王力根本没有进房间,王力在外面就被抓走了。
据王力自己说,他当时听见吵闹,自己走了出来,被人认出,上来就打,并被抓走了。他没料到陈再道的兵这么“勇敢”和厉害。他虽没带过兵,但也是见过世面的,并没有吓坏了。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陈再道司令员的“苦肉计”演得十分成功。现在看来,陈司令员的挨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话说张根成被抓走后,拉到了独立师一间平房里。地上有草垫子,独立师的两个科长看着他。张是现役军人,他的领章、帽徽也被撕掉了。张根成浑身疼痛,最后倒在草垫子上睡着了。
咪咪忽忽中,张根成似乎听见有人进来了。来人问:“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看守的科长说。
“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
“来游泳的那个人!”
“嘿嘿!……”
“嘘!小声点。”
……
张根成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无。他仰装未醒,但下面的对话听不清楚了。
笔者后来才知道,进来的人是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不管他们是谁,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许多人是知道毛泽东在武汉的,而且,这些人中,确实有胆大包天惟恐天下不乱的人物,虽然笔者宁愿相信这是军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说的玩笑话。
后来,在周总理的命令下,武汉军区独立师的人才把张根成交了出来。
张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队学习毛着积极分子,团级干部,后上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七·二〇”事件后的一天,在北京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找他谈话,突然宣布对他拘留审查。谢富治说:“进去以后不要自杀,将来还要为党工作。”陈伯达说:“你主要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不要胡说八道。”出门时,周总理看见了他。周总理急忙赶过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但什么话也没说。告别了总理,几个当兵的突然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把他押上了汽车,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一下子就关了七年半。放出来时,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送回了原部队,不久转了业。
张根成现在南方开公司,办工厂,当老板,日子过得很潇洒。多年之后当笔者夫妇(戴维堤和尹聚平――编注)去深圳他的家中拜访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能有今天,第一应当感谢秦城监狱,第二应当感谢小平同志。”
再说尹聚平被推上卡车以后,据她自己说并没有人太刁难她。卡车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可能因抓到了王力,兴高采烈,忘乎所以,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百万雄师”的女将,不知道她是中央代表团的。尹聚平一看,将计就计,车上的人喊口号,她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停了一下,她趁车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车,消失在人群中。
感谢“百万雄师”的弟兄们放了尹聚平一条生路。
当时,武汉大街上人山人海,乱成了一锅粥。
尹聚平对刚才发生的事惊魂未定。街上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听说抓到了王力,个个欣喜若狂。实事求是地说,王力当时是中央首长,尹聚平挂记着王力的安危,想混进军区大院寻找王力,但她根本进不了军区大院的门,只好又混进了人群中。
尹当时刚21岁,没见过大世面,这次真是开了眼界。她只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不会湖北腔。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一点水喝,并打听往水利学院怎么走。女主人听她一口北京腔,问她是干什么的。尹说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女主人很热情地给她画了到水院的路线。尹感激地辞别了女主人,到了水院“钢二司”总部,开始只说自己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借电话一用。“钢二司”的人便让她打电话。尹给北航办公室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水院“钢二司”总部的人一听尹是中央代表团的人,十分高兴,问长问短,立即把她保护起来,随后又向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同学还把自己的衣服让尹换上。当天晚上,尹在水院望着东湖对岸的灯光,惦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危,心急如焚。
王力等人被抓走后,胡慧娟也追着跑了出去,想去寻找王力。单纯幼稚的她万万没有想到王力会被拉到军区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万雄师”总部去了。于是,素有“北航红旗侠女”之称的胡慧娟大义凛然,决定只身去闯“百万雄师”总部,舌战“群雄”,救出王力。结果走了半天,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军区大院去了,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当时的胡慧娟对人民解放军是非常崇拜的,她认为王力到了军区就安全了。于是,她找地方打通了东湖宾馆的电话,井岗山告诉她,总理已回武汉,并说现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胡慧娟高兴极了,步行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了水院,见到了尹聚平,并告诉她周总理已返回武汉,尹聚平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二人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赶回了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尹聚平一见到总理等人,立即拉着总理的手哭了起来。
接到尹聚平的电话后,北航红旗立即炸了锅。许多红旗战士要上街游行示威,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韩爱晶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和行动方案。我和头头们都集中在韩爱晶的办公室里,随时关注着武汉的消息,许多人都为井岗山等四名红旗战士的命运担心。
“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南海和钓鱼台立即炸了锅。伟大领袖正在武汉,这还了得?刚回到北京两天的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中央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江青派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
7月20日下午3点多,当周恩来的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刚从北京起飞,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便知道了这一绝密情报。他们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强行冲击并占领了周恩来即将降落的空军王家墩机场,扬言“要和周恩来辩论,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空军机场领导紧急同北京和空中的周恩来联系,请总理改降空军“山坡”机场。这件很少有人提及的重大历史事实,被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8341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张医生这一段亲历文字写的很好,有一种真实感和“悲壮的美”。只可惜他写文章往往“画龙”而不“点睛”。他没有说明“谁”威胁着毛泽东的安全,这些8341部队的战士们会冒着“谁”的枪林弹雨向前冲去。
就这样,在“百万雄师”们的逼迫下,堂堂大国总理周恩来竟然不能在应该降落的地方降落而被迫改换机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医生只字未提。
其实,张医生当时不知道,就在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暂时占领、周恩来总理不能降落的王家墩机场附近的专列里,坐着焦躁不安的毛泽东。
据张医生说,“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这点,张医生没有交代。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个历史镜头,中共党史罕见。
周总理赶到东湖宾馆后,立即召集谢富治、余立金等人商量对策。井岗山等人听说总理来了,便想去谢富治的房间看望总理,刚走到门口,听见总理、谢富治等人正在打电话从全国调动部队:东海舰队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火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汽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井岗山等人一听是军事机密,便知趣地走开了。
周总理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武汉。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打破从不坐飞机的惯例,由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乘专机飞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去上海。
笔者有感。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把手,在自己分封的“诸侯”地盘上,自己想游个泳都办不到,自己的“钦差大臣”被抓了起来,自己也被逼得东躲西藏,差点成了“阶下之囚”,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这点,毛泽东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诗为证: